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史文献资料出版力度增大，其种类、方式均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这类资料由高水平的研究单位、出版机构负责编撰与出版，保证了它的权威性。大量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已成为从事相关学术研究所依赖的重要对象，也带动了一批专业刊物的成长，特别对党史学科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党史档案资料出版还十分有限，应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公开出版；党史文献资料出版媒介还很单一，应多向电子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同时也应该加大对民间党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力度。
关键词：党史文献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 专业刊物 党史学科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之状况
1. 党史文献资料出版力度增大、种类日趋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前有关党史文献资料出版数量、种类均很有限，仅有如《土地改革重要资料汇集》《跟随毛主席去长征》等几种革命文献资料汇编、回忆录。有关党的领袖文献资料也只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改革开放以后此类文献资料出版力度空前加大，不仅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领袖有各自的文集、文选、文稿等文献资料公开出版，而且党内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乃至王明、张国焘也都有相关文献资料公开出版。
除上述有关党史领袖人物文献资料公开出版以外，还有以下多种资料问世：（1）资料汇编类：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等；（2）工具书类：如《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等；（3）回忆录类：如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杨尚昆回忆录》等；（4）日记类，如《杨尚昆日记》《众志绘蓝图——李鹏三峡日记》等。这使党史文献资料出版种类日趋丰富、多元。
2. 党史文献资料出版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力度加大，其出版方式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1）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受中央所命编撰、出版大型文献资料，如《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这类文献资料出版数量最多，史料的原始性、真实性最高，对学术界影响也最大；（2）通过编撰领导人传记、年谱等方式出版相关党史资料。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一般来说，传记、年谱不是文献资料，但为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年谱质量，受命编撰这类著作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有机会充分利用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这也是一种间接出版党的文献资料的方式，如《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著作公开出版，书中披露了诸多珍贵党史文献资料；（3）一些刊物如《党的文献》《百年潮》等，除了刊登学术论文以外，其本身设有固定栏目不断向社会披露一些罕见党史资料，这也是学术界获取党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渠道。
3. 高水平的编撰单位、出版机构保证了党史文献资料的权威性
编撰好党史文献资料对于维护党的自身形象，肃清党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党史文献资料的编撰、出版。无论是党史资料的编撰者，还是出版这些资料的出版机构都凸显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如《毛泽东年谱（1893—1949）》《邓小平文选》等多种重要文献资料均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编撰，著名党史专家逄先知、金冲及担任主编。一些大型综合性党史资料，则由多家重要单位联合编撰，如2000年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三家单位合作编撰而成。这些党史文献资料出版机构多由专业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承担，改革开放以来这两家出版社因多次出版大量这样权威的党史文献资料而饮誉业界。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之影响
大量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对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对党史、历史学研究影响最为深刻。
1. 已成为从事相关学术研究时所要依赖的重要资料
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石，而判断某种文献资料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主要看这种文献多大程度上为学者所关注、所引用。有学者以2000至2007年间CSSCI数据，统计在此期间被历史论文引用50次以上或者以图书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用到达或超过5次以上的资料，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党史文献资料均名列其中，这些史料也因此被学术界视为对我国历史学研究最有影响的文献资料。
2. 带动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专业刊物的成长
专业学术刊物的多寡、影响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而刊物的“影响因子”则主要取决于其刊载的内容。一些专业学术刊物或发表那些利用公开出版的权威党史文献资料而撰写的高水平论文，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或其本身不时刊载若干重要文献资料，成为学者研究相关问题的重要资料来源而受人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党史刊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一批在学术界有较高影响力的知名刊物如《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脱颖而出。这些刊物不仅成为我国党史研究者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而且成为国内外学人洞察新时期我国党史研究最新进展的一扇窗口。纵观这些刊物，虽办刊风格有异，所载论文研究对象也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论文作者较多地引用《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版的大型、权威的党史文献资料。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如《党的文献》《百年潮》等不仅发表上述性质的高水平研究论文，而且还由于这些刊物系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所办，常被授权出版若干重要党史文献资料，而成为相关研究者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些刊物也因此备受学术界所推崇。
3. 对党史学科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寅恪曾在《敦煌劫余录》序言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在这里，陈先生微言大义，强调“新材料与新问题”对“一时代之学术”的重要性。具体对党史学科而言，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历史原因，公开出版的党史文献资料十分匮乏，一些著作和论文主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书写而成，带有很强的政论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党史研究因没有“新材料”，自然也就产生不了“新问题”。这个时期也因此被学术界称之为有“党史”而无“党史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献汇编、年谱、回忆录、日记等党史文献资料持续不断地公开出版，党史研究因有“新材料”出现，也就不断产生“新问题”，而正是有了这些“新问题”的产生，不断地吸引着学者去探讨、去解决这些“新问题”，学术化的党史研究也因此不断向前推进。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刊出大量党史论文、专著来看，以往那种大而化之的选题、干瘪空洞的“宏论”，逐渐被问题意识鲜明、深入而精细的学术探究所取代，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共党史学科在国内日渐成熟。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史文献资料出版之建议
1. 党史档案资料在允许的范围应尽可能地公开出版
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党史档案资料通过不同方式得以公开出版。然而，大量的党史档案资料仍“沉睡”在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里，能够公开出版的仅是一小部分。况且目前所公开出版的资料多以围绕中共高层领导人为主，更多地反映党的上层运转情况，而众多档案馆尤其是地方档案馆所保存的、能够反映各个时期区域党组织的资料，却较少能够公开出版。众所周知，作为学者来说亲自到档案馆查询相关档案资料，往往既耗时、又费力，再加上目前国内很多档案馆行政化色彩浓厚，很多情况下不能为学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解密的、对学术界有着广泛使用价值的档案资料应尽可能公开出版，以被学界研究所用。应该说，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档案馆与相关研究单位做了一些探索，合作出版了一些档案资料，如1986年陕西省档案馆与陕西省社科院合作整理、出版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这套资料收入了1937年至1950年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所发布的重要文电，已成为学者研究这段党史所需要的重要资料。然而，改革开放30余年来，像这样愿意公开出版所藏资料的档案馆则十分罕见，大量珍贵文献资料藏于密室，不能或很少为学者所使用。时至今日，学术界、档案馆及其相关管理单位，应该解放思想、携手互助，积极地创造各种条件，使那些早已解密的、符合公开出版条件的党史档案资料，尽可能地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以泽被学林，这对我国党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2. 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媒介应多向电子化、数字化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党史文献资料出版多偏重于印刷体，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也开始突破纸质印刷体单一形式。如1999年《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料库》，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该套资料有光盘一套两张，分别包括建国前、建国后重要文献2733件、619件，共计2000多万字。这是“我国出版界首次将党的历史文件、文献系统地录制成电子出版物”。但这些电子类出版物，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版的大规模的党史印刷体文献资料而言，所占的分量还很弱小，只能说向新兴出版媒介迈出了第一步。此外，党史文献资料数字化建设也十分落后，诸如《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大型数据库早已广泛运用于我国古代史、民国史研究中，而党史文献资料目前尚未开发出成熟的、能够广泛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大型数据库。由于党史文献资料的电子化、数字化相对于传统印刷具有成本低廉，不受时空局限，方便用户使用，所载信息巨量等特点，党史研究机构应加强与信息技术研发部门密切合作，使党史文献资料能够更多地电子化、数字化。这将大大节省长期以来党史研究者收集、查找相关资料的时间，让学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史料的解读和探究中，这对深化党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3. 应加大对有关民间党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
近年来党的领袖的年谱、文选等大量官方文献资料公开出版，这些资料对于从宏观、整体的视角了解党的上层运作机制、领袖的思想脉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全面理解党的重大决策、领袖重要思想之历史价值，还要看其对民间基层社会所产生的更深刻、具体的影响。而这些来自基层社会的日记、书信、账本、档案等民间党史文献资料则生动记录了这一过程。这对于细化、丰富、多侧面地研究党史则具有不可缺少的价值。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关单位、出版社和作者个人努力下，一些珍贵的民间党史资料得以公开出版。如200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2011年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位公社女书记的日记》；2009年东方出版中心公开出版了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所编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这套大型民间资料收录了流散于民间的诸如日记、信函、小报等各种文献资料。这些来自民间的史料由于“具有其他历史资料无可比拟的草根性质和真实性，被誉为活的民间档案”。不过，相对于存留在民间的浩如烟海的此类资料，这些能够公开出版的史料则属于少量的“幸运儿”，真正能够进入大众视野、广泛被用于学术研究的则是极少的部分。而大量相关资料还散落在民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珍贵的资料由于不能被妥善地保存，而不断地被毁坏、遗失。在这种情况下，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研究人员应主动与相关出版机构携手合作，积极争取国家出版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加大对这些日渐稀少的、有着珍贵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民间党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出版力度，这对于推动我国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