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三十几年编辑,笔者一直从事外语编辑业务。一个深刻体会就是,编辑外语类工具书,最难、最累、最不容易见效果。业内有一句笑话:想找死,编外语;说不服输,编外语书。但是话又说回来,越难、越累、越默默无闻,就越显得出编辑的毅力、定力和功力。多年来,笔者就是用这“三力”要求自己,一直干到退休、返聘,至今乐此不疲。
身体力行甘当作者“秘书”
       行内都知道一个编辞书的事实。编写者首先要有权威,有造诣,还要沉得下心来,耐得住寂寞。五年、十年磨一剑,是家常便饭。因此,遴选作者是头等大事。2007年笔者策划《新越汉词典》《新汉越词典》选题后,立马到名校找一些当年的老作者。但他们年事已高,难以胜任这个耗时费力的大项目。笔者转而找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多次到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广西民大等高校,找到了祁广谋、曾瑞莲、罗文青、蔡杰等理想作者出任主编。然而他们分居各地,聚会十分困难;有的又缺乏编辞书的经验。作为项目负责人,笔者要求自己处处替作者着想,主动帮他们解决沟通不便、资料不足等困难。当时越汉双语工具书出版的品种不多,作者需要的各种资料,出版社千方百计托人到全国各地,甚至到越南各地寻找、购买,有了消息,还得经常到中越边境口岸,去接洽,去接货。这种图书资料的“边贸活动”,在全国出版界,都不多。
       在项目组,笔者要求每个编辑都甘当作者的“秘书”,身体力行,随叫随到。各位编写者的书稿,要随时关注,及时收集,交由主编审定。主编发现了问题,还要及时和编写者沟通,协商解决。作者意见不同,还得两边做工作。专家擅长学术内容,编辑擅长体例的规范统一。在这方面,作为老编辑,笔者经常把自己当成一名编外的“作者”,全程跟踪,深度参与。从词条、释义到体例,甚至例句,都毫不保留,毫无怨言地协助作者完善书稿。并且以身作则,带领青年编辑尽快熟悉业务,妥善处理与作者的关系,在编书过程中学习成长。十多年来,笔者带着一批批青年编辑上北京,到沈阳,赴上海,过洛阳,抵广州,下深圳,参加学术会议,和学者对话,向专家学习。多年来,项目组的青年编辑,在学习中成长,思想认识水平、业务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有的当上了编辑室主任,有的评上了优秀编辑。面对这些新人的成长,笔者都有一种老编辑的欣慰之情。
当好“管家婆”才能出精品
     这里说的管理,是编辑流程的全方位管理。包括协调作者关系,严把质量关,敦促编辑进度,检查书稿档案,签订合同协议,特别是注意排除硬伤,保证合格率,有时还要延伸到市场宣传、销售等环节监管。
       作为双语种、多学科、跨院校合作的辞书,相互间的理解、商量、协作、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也大大增加了项目组负责人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辞书是“管理”出来的。此话深知编辑的甘苦。
        2013年12月出版的《新汉越词典》,收词6万多条,包括中国∕越南的常用词、新生词,特别是与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多边贸易、全球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新词汇。还有大量的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两国多民族的地方习俗语等。出版社定位是编适合中越两国人民、学生使用的高档工具书。定位高,要求就高,协调管理的强度就大。为了请到权威的越南语辞书专家来指导,出版社有关人员多次去越南,还通过广西民大的学术交流,邀请越方学者。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聘请到了越南著名的语言学者、汉学专家、词典专家阮文康教授。阮教授多次到广西帮中文出版社培训作者、编辑,作者也多次到越南与他交流。所有这些后勤服务,吃、住、行、参观、学习,事无巨细,笔者一应躬行,全程参与,悉心照料。两国专家十分满意,合作也十分愉快。
      出版社的后勤工作,不仅是生活后勤,更重要的是学术后勤。对辞典的功能、类型、结构、体例和编写方法,出版社都按照精品书的要求,和作者们反复讨论,统一认识,订立编写计划。大到整体架构的规划设想、编写宗旨、读者对象、市场定位;小到细微之处的标点符号、多音字、同义词的处理,从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微观结构、附件结构(索引结构)等,一一讨论、敲定。
        管理是一篇大文章。管理出质量,出效益,出人才,出精品。作为项目负责人,如果不时时刻刻想着为精品书付出时间、精力,当好“管家婆”,项目就有可能旷日持久,计划泡汤。为了这个精品工程,笔者呕心沥血,甚至昏倒在编辑室,幸好办公室及时发现,及时送到中医院抢救,才免于“献身”。以上所谈,算是笔者的体会。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