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版权部门在出版机构的职能定位，浙江大学出版社版权贸易部负责人谢千帆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她告诉记者，该社的版权部门职能大概分为两部分：在技术上，负责版权的引进、输出；行政上，维护业务关系，研究政策、申报项目等。过往，这一部门还以向编辑部门提供版权服务为主，对选题没有决定权，仅是提供参考意见。目前则积极转型，落实社内“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国际化”更要求版权部门和编辑、发行等部门协同创新、通力合作。
版权部门和编辑部门在工作上的对接与结合，仍是以编辑部门为主、版权部门为辅。北京大学出版社海外合作部主任谢娜谈到，一般情况下，是编辑部门决定选题，“我们具体的工作，是协助各编辑部办理版权的引进工作，比如说引进版权的流程审批手续，还有费用的结算，然后向各编辑部推荐国外好的选题依据作为参考”。
相似的，译林出版社对外合作部副主任赵薇说，该部门在社内不独立运营项目，只是帮助编辑购买版权。具体到更加细化的工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版权室举例说，内容就包括寻找选题、联系样书、洽谈条件（包括预付金、版税率、授权期限）、审查或制定中英文合同、向版权局申报合同及合同号、代权利人在中国交纳营业税和所得税、汇付预付金、邮寄样书、年终结算并汇付版税、解决合作期权利人要求的一切问题。
而和版权的“引进来”有所不同，版权在“走出去”时的主导力量以版权部门为主。由版权部门负责遴选图书，寻找适应海外销路的作品。
不同于上述设置了版权部门的出版机构，一些单位并没有独立的部门或人员负责这一业务，事无巨细的工作内容只好分摊在总编室或编辑个人身上。譬如，江西科技出版社针对版权贸易并没有单独的部门，是统一放在总编室这个窗口中。该社版权负责人梅兰坦言，“现在工作中的缺陷就是感觉我们不在编辑岗位上，可能对引进和输出这块把握不敏感”。她坦言，从长远来看，版权部门肯定是有需要独立建制。但目前江西省的8家出版社，只有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单独设立版权部，也可以看出业内的“走出去”还有许多的潜力可挖。
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出版社下设的版权机构的考核形式还以“行政考核”为主流。相较于此，一些民营公司则更加市场化，其版权机构无论在运行还是考核上都有别于出版社。比如中资海派商务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专门运作版权图书的民营公司，据其负责人陈露露介绍，该公司的版权部需要对海外的新书咨询有所了解，并向编辑部门提供选题，编辑部门从中挑选后，再由编辑、发行等部门作市场和预算评估。而对于版权部的考核，则是按照申报选题的通过率来与编辑部门的“码洋考核”相对应。不仅如此，该公司专门在版权部下设置翻译部，协助版权部处理外文信息。
此外，数字出版的“走出去”也将成为未来的热点所在。随着数字出版市场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己在数字版权以及互联网版权方面的权益。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成为数字出版行业良性发展的关键点。
受访者还提到，现今版权部门的“版权”二字已过于狭窄，未来将逐渐过渡到“国际合作”、“对外合作”这样的层面来。然而，国际合作部、对外合作部的现有职能能否切实符合“国际合作”、“对外合作”这样的定位，出版机构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带着作者走出去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刘乔回忆，2013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专程从奥地利赶到展会，目的是获得贾平凹的一个签名，而这个老人拿的是贾平凹上世纪80年代出的第一版《废都》。从这一案例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出版机构的版权部门非常有必要带着作者走出去，与海外的读者近距离接触，感受超越国界、民族和语种的认同感。这或许也应成为版权部门的一种职能新方向。
通过版权部门带着作者走出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做出不少尝试。例如，201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带作家贾平凹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通过多场与欧洲包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及书展主宾国巴西的著名作家们的文学文化交流活动和媒体采访活动，加强著名中国文学作家在欧洲及世界媒体上的曝光率，提高中国文学作家在世界文学交流中的声音，譬如法国著名的文学综合出版社对贾平凹作品法语版权的争夺战就是这一系列活动的直接结果。又如，201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美国亚洲文化传媒集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亚文讲坛——冯唐：当代汉语文学与写作”。随后又在纽约曼哈顿再次举行讲坛。在曼哈顿，承办方美国亚洲文化中心和美国中文电视，特别为作家冯唐录制了“W.E.Talk”栏目的英文专访，并在美国亚洲文化艺术中心艺术馆录制电视节目“纽约会客室”。期间，该社还宣布冯唐将有多部作品先后改编电影，进入拍摄阶段。这无疑会更好地促进冯唐文学作品海外版权的推广。
不仅如此，人民文学出版还采取与时俱进的方式包装推广作家，包括建立人文社海外版权推广专属英文网站，使海外出版机构的编辑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人文社的作家和作品；对贾平凹等作家进行视频采访，配以英文字幕翻译，链接到人文社专属英文网站，并将选择适宜的作者做相似的视频访谈；计划制作重点作品的视频宣传片；结合国际书展策划系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其还继续与外国驻华使领馆、国外文化交流机构以及中国孔子学院等接洽，多层次尝试中国文学走出去新途径，使文学作品输出海外的桥梁更为多元更加坚固。
增设管家式服务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出版机构以重点作者为核心，提供类似管家式的服务，成立相关的办事处或工作室，独立于传统的版权部门，承担更加丰富的版权业务，譬如影视改编、海外代理、数字出版和游戏等方面版权，进行全面和专业的管理，充分显示版权整合的拓展和服务优势。传统的版权部门向服务化、独立化等层面迈进，或将成为一股潮流。
201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天天出版社成立了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重点支持项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特此联系到该中心执行副主任左昡，了解一些有关全版权运营的规划与进展。她介绍说，中心现在正在推进的项目有电影《青铜葵花》、电视剧《我的儿子皮卡》，并会参与投资；此外，中心正与中国教师报正在联合进行“草房子文学讲习所”的课件设计，借助合作伙伴的优势资源以培训教师为起步；同时，中心会在博洛尼亚书展上启动曹文轩绘本“中国种子世界花”项目，以“曹文轩的文本+意大利插画家”的组合推出多语种绘本。
相似的，作家出版社在今年年初专门成立尹建莉工作室，主要是代理其作品在纸质书出版、数字出版、影视剧改编、海外代理等四方面的版权。尹建莉谈到，找其合作的出版社很多，这次成立这家工作室，由出版社主动提出，更多的是为了延长之前的合作。工作室成立之后，更多改变应该是体现在出版社内部资源的整合方面，对过去多部门协作不够的状态有改善；就她个人的工作状态而言，并没有太大变化。类似的还有作家出版社的王海鸰工作室。
又如，盛大文学携手唐家三少启动唐家三少工作室“唐studio”。创作整整十年的唐家三少提到，“我每天写8000字左右，从没断过。刚开始创作时我只想要一片树叶，但读者们给了我整片森林。希望盛大文学做我的投资人、经纪人，不需要每个版权都要我去对接。因为我在创作上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心力，每天在家不出门像机器人一样写东西，固定几点创作几点睡觉，但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式。”这样的心声应该引起相关版权部门的注意。
除却针对作者本身，版权部门还可以建立专门针对海外客户信息资源库。增派相关的销售人员对接需求各不相同的客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专门的海外客户信息资源库，详细输入各类组织客户和个人客户的基本资料，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历史购买记录、兴趣爱好、家庭成员偏好等全方位信息，并可根据购买记录支持购买倾向性分析，以便于版权部门展开公关。
引入项目评估机制
当前，国内出版机构在版权输出时往往是“单打独斗”，主要以个体身份遴选产品向海外推广，一些版权部门的负责人建议，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版权项目评估机制，避免输出产品良莠不一或者重复雷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隔阂是国内出版机构在参与国际版权交易、进行国际市场推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瓶颈，如果能够协力共建版权项目的评估机制，或许会利于加速“走出去”的步伐。
许多业内同仁都有相似的感受，在国际图书的版权交易市场上，中文图书经常处于弱势地位。海外出版商往往忽视中文图书，也鲜有积极的评价和研究。特别是一些中国文学、社科学术等图书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现象背后，其实正是缺乏一种权威性的推广项目评估机制，海外的出版商亟需借助这样的机制寻找中文图书的消费点和契合点。
一些在国际贸易领域有所斩获的出版机构可以通过自身的版权部门联合组建评价体系：为业内提供学术水平、市场观点，提供具权威性的意见；评审各个出版机构的海外推广项目的质量、难度和收益；就图书项目的海外推广，向政府及非政府机构提供意见；传布与海外推广项目相关的专业标准资料及推广的方法和程序；与其他文化类的评审机构建立关系，保持紧密联系，并定期探讨机构的评估机制；举办或协办学术会议、研讨会及各类相关活动，为海外推广项目创造声势等。
与版权项目的评估机制相似，几位受访者提到，版权经纪人的评估机制建设同样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也是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积极推进将这一职业分类纳入人保部职业分类的原因之一。2012年，在有关部门的积极推进下，“版权师”作为新增职业纳入新闻出版业职业分类，备受关注的“版权经纪人专业”位列“版权师”职业之下。如此一来，对版权经纪行业设立准入制度或备案制度，有了资质审核和政策保障，行业如今面临的人才质量不高、队伍良莠不齐等现状或可改观。此外，有观点认为，版权经纪人并不需要建立类似律师执业资格考试之类的准入资格机制，但应建立技能考评机制，通过对绩效的考核加强版权从业人员的优胜劣汰。
自建对外推广平台
当前，国内的出版机构在海外的曝光往往通过书展的形式加以呈现，但这样的模式往往难以形成持续、浩大的影响力。对于版权部门而言，在传统的书展渠道，搭建海外推广平台，借助平台向外宣教自身品牌形象，并以此建立出版品牌与读者之间的关联，形成有效的互动和沟通，或许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方式。
例如，2013年8月，中国作品对外翻译推广中心正式启动。其以“跨越语言障碍，讲述中国故事”为主旨，汇聚政府资源、作家和翻译家资源、出版资源，以准市场化、公司化的运作，将国内优秀的当代文学、影视作品向海外推广宣传。中国作品对外翻译推广中心的翻译推广项目主要来源于国家各种对外翻译推广基金支持项目，目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已获得的国家项目包括“中国报告”（英文版）第一辑、“大中华文库·金瓶梅”（汉阿对照版）、“中国通史”多媒体版（英文）、“阅读中国·五彩霓裳丛书”（英文版）等丛书。通过中国作品对外翻译推广中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还与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出版社等签订版权输出合同，继续将“中国报告”、“阅读中国”系列翻译成多语种出版。
再如，江苏省新图进出口公司的“江苏书坊”海外布局工程。据了解，该工程的主旨是与海外书业主流市场中拥有百家连锁书店的集团实行强强联合，利用对方的区域优势，在对方的实体店内设立“江苏书坊”。陈列销售江苏版的出版物及其衍生的新闻出版文化产品乃至江苏生产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创意商品、工艺美术用品等。同时，在江苏境内的大中型书城也设立进口图书专柜，以达到互换销售渠道，互动文化服务贸易，实现双赢。如果每个“江苏书坊”年销售码洋10万，合计年度销售码洋将达千万以上，社会效益以及盈利前景都非常好，实现了“以出带进”、“以进养出”、“进出互补”的良性循环模式。
又如，辽宁省新闻出版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积极筹划2014年“辽版图书台湾展”活动，计划将北方联合出版传媒旗下的各出版单位的优秀出版物在台湾地区进行展出，为各出版单位向台湾地区输出版权以及为该公司图书实物出口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与韩国多家图书出版商和销售商保持联络，准备把图书文化交流作为每年度在沈阳举办的“韩国周”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务。
设立版权资产管理体系
对比中国和发达国家文化经济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我国是文有余而化不足，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是文不足而化有余，这其中的主要差距就在版权资产运营转化方面。出版机构在各种介质的出版过程中，形成海量文件，作为出版机构知识资产的一部分，如何对此类版权资产进行有效的管理，以便整合产品线，实现版权资产的增值都值得出版机构的深思与探讨。
在版权资产实务管理方面，由于没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机制，大量版权资产处于权属不清、长期闲置或未开发状态，甚至很多出版机构投入巨资创作、采购的版权内容，最终没有形成法律认可的版权资产。此外，由于没有管理规范约束，企业对版权资产处置也极为随意，导致版权资产流失严重。出版机构的版权部门有必要联合版权管理机构、版权交易机构，建立文化企业版权资产管理监管体系，对版权资产进行界定、制定版权许可使用规范等一系列标准；制定版权资产的产权清查登记办法、版权资产管理规范、绩效评价体系、交易制度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的出版机构版权部门还可以独立建制，推出一系列配套服务体系：针对没有能力自己建立版权资产管理制度、清查版权资产的出版机构，组建版权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和版权资产清查盘存服务体系；建立版权资产托管服务体系，针对大量“沉默”的版权资产提供版权资产托管服务等。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版权资产管理颇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中轻（北京）网络出版公司总经理助理戚雪详细介绍说，该社在收到含有版权资产的光盘后，会将内容拷入对应的编号文件夹，并上传至服务器内进行备份。与之同时，将文件内容、格式、提供光盘的人员和日期等基本信息录入Excel表格，作为必要的基本信息。戚雪告诉记者，在此之外，轻工社还建立了图文库——将归档的图书电子文档划分类别，根据内容拆分成集标题、内容、图片于一体的许多条记录进行录入。“图文库是将我们的图书资源按照结构化的要求进行内容的整理、加工和标注并汇集起来的系统，随着内容的逐步录入，将会是一个庞大的内容资源库”，她提到，通过这样一个集成的、综合的资源平台，不仅有利于出版社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实现资源更好的流动和共享，还能够实现多元化出版。
数字版贸促催渠道拓展
近些年来，不少出版机构积极探索数字出版明晰的赢利模式，要借鉴已有的数字出版产业赢利模式，积极探索新模式，大力开展内容创新，根据不同的出版类型和需求模式，探索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赢利模式，积极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步伐。数字出版的版权贸易也越发频繁。例如，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就同多家海外出版机构和图书馆，就国内期刊、年鉴等数字资源的输出达成合作意向。又如，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国专利案例精读》电子版权由荷兰威科集团输送到海外。在这一背景下，出版机构的版权部门逐步加大数字出版的版权贸易合作，不断的增派人手、扩展渠道。
2013年8月，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自主研发的“易阅通”国际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正式运营。该平台已经与中华书局、约翰·威立、法律出版社等国内外出版机构签署内容合作协议，并通过与Overdrive、DawsonBooks、IngentaConnect等国际数字集成商达成双向合作协议，打通了中国数字资源销往国外的4万多家图书馆等机构用户和100多万个人用户渠道。目前，“易阅通”正在与国内出版社开展合作，积极打造中国古籍、法律、文学等多种专业数据库。
相似的案例还有圣智盖尔电子图书馆。目前，圣智学习集团投资汉化了该平台，使之在英文、西班牙文图书内容之外，增添了承载、查阅中文参考资源的功能，其语音技术使得用户能方便快捷地听到所有原文的朗读。圣智学习集团已经与国内出版社展开合作，将适合图书馆、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商业领域的优秀中文参考书收入电子图书馆，使全球更多的专业人士及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到中文资源。又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全资控股的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的全媒体数字出版运营平台项目——时代e博与圣智盖尔数字图书馆、数据库尝试对接，借此延伸时代e博产业链，加强其在海外的认知度。
有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数字出版输出还需要有健全的海外销售渠道。缺乏海外发行渠道是制约数字出版输出的重要因素。传统出版机构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出版资源，但苦于没有海外发行渠道，数字出版输出进展缓慢。要解决这一问题，出版机构可以围绕版权部门增设相关的渠道拓展和网络营销的职能，例如和国内外知名的数字出版平台合作等。这些数字出版平台或采用本地化代理、或选择区域合作伙伴、或采取国际发行平台和直销相结合的渠道营销模式。传统出版机构借助数字出版平台的营销网络和团队，可有效推动数字出版的输出。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