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动态

在深化交流合作中实现共赢
□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

抓住两个话题 把握交流规律理清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谭跃
 
 

        几千年来，世界中心位移、大国命运更迭的规律告诉我们，国家的强盛从来离不开文化的强盛。国际文化以往的交流互融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共同性多于差异性，这既是人类思想文化对立统一的内在规律，也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所内在规定的。在走出去和国际交流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化出版，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两个中心话题，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最根本的话语权。其一，黑格尔、莱布尼兹、海德格尔等西方一批重要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人类思想的重大贡献，早就预见到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纠错矫正，从而贡献于世界文明的重大潜在功能。今天，它能满足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交融借鉴的时代需求，为解决环境压力、价值危机、民族冲突等问题提供正确的思想资源。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而非依靠军事扩张和殖民统治实现的现代化之路，因而在后发国家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坚持自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因而必将丰富人类的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方面。现在我们已有35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有了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方针政策、经验原则、理论制度，问题在于出版如何将这些成果学术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引发研究，形成东方新的经典。

    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国际化的经验表明，内容创新是基本前提，版权输出是主要路径，海外本土化是基本策略，资本投放是关键能力，多媒介应用是新锐之举，数字出版是主流趋势。它们基本廓清了出版走出去的主要思路，值得中国出版人认真借鉴。
    中国出版集团在思考国际化时注意到，文化走出去有着自身特殊规律。从外部规律看，有三条需注意：一是古代社会，文化主要是跟着战争、宗教、贸易走的；而现代社会，文化主要是跟着产品、投资、企业、资本和国家外交走的。二是全球化必然使中西文化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从中华文化的历史看，其历史规律是对立统一、交融和合、多元一体。三是文化也是跟着不同语种及其文化圈走的。语言的不同带来文化交流的障碍，翻译特别是精到的优质翻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内部规律看，有两条需注意：一是大众的思想主要是政治家、学者、社会精英通过大众传媒的宣导自上而下逐步形成。这就导致了主流引导社会、社会产生需求的文化消费规律。二是商业运作往往决定文化的影响力。美国大片总是以艺术手段和商业化方式，大面积、潜移默化、成功有效地宣传美式英雄主义和美国梦的价值观。
    中国出版走出去要自觉顺应文化走出去的外部和内部规律。我们集团近期的战略性思考可归纳为六条：
    一是要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化出版这两个中心话题。二是要坚持近期做响、中期做开、长期做强、总体做实的基本方针。三是要形成欧美市场、新兴国家市场、亚非拉主要国家市场和周边国家市场逐步开发的基本格局。四是要开辟重点进入高校、进入研究机构、进入公共图书馆的主要路径。五是要加强资本、渠道和选题开发的重点合作。六是要坚持版权是基础、选题是关键、翻译是重点、人才是根本、机制是保障、数字化是方向的基本思路。
    中国思想家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中国出版要走出去，它有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利于国际思想文化交流。这是一个合力的过程，需要中外出版机构共同努力。中国出版集团有三个重要资源愿和大家分享。一是它旗下的众多品牌出版社以及中图公司等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版权资源和进出口平台资源。二是“易阅通”的数字产品可直接送达全球2.5万家公共图书馆，以及国内主要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三是“译云”的翻译能力远远超过人工翻译，已产生强大的、包括出版物在内的公共服务能力。这三种资源是开放性的、社会化的，也是服务型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道共同关注、共同开发、共同得益、共同发展。
 

 
从五方面推动传统少儿出版与新技术融合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李学谦
 
 

    从品种和出版规模看，中国已经是世界少儿出版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少儿出版大国是通过跨越式发展实现的。但是，中国少儿出版在经历了跨越式发展之后，不可避免地面临继续发展的困难。比如，我们没有足够多的优秀编辑和优秀作者来支持每年5万种新书的出版规模，没有足够强大的渠道来把每年生产的新书销售出去，等等。在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少儿出版还面临出版数字化进程加快和国际竞争加剧的压力。
    从以上认识出发，我认为中国少儿出版需要在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上做出努力，从五方面打好传统出版的基础，推动出版与新技术的融合，实现业态转型、产业升级和国际化。
    加强内容创新，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原创图书现在已经成为市场主角，中国少儿出版已经实现从“中国加工”向“中国制造”的转变。但是，我们还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缺乏深刻反映当代少年儿童生活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科普图书、图画书的原创出版也比较薄弱。中国少儿出版需要进一步加强内容创新，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加快业态转型，实现从单一纸质出版向以纸质读物为基础的复合出版的转变。当前，大多数中国父母和教师仍首选纸质读物作为孩子的阅读材料，但电子读物可以使内容变得更直观、更生动，从而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丰富孩子的阅读体验。因此，未来中国少儿出版的形态是以纸质读物为基础、多种介质读物共存的复合出版。我们要尽快实现全媒体复合出版，更好地满足少年儿童的多元阅读需求。
    加快出版模式创新，实现由出版者单向传播向出版者与受众互动传播的转变。数字出版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内容传播介质和传播渠道，还改变了内容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读者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内容，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和阅读感受，对作者、出版者提出要求。这对出版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创新出版模式，以读者为中心，从单向传播转变到互动传播上来。
    加快产业升级，实现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的转变。出版的经济价值不仅在于出版物可以带来销售收入和版权贸易收入，更重要的是出版物还为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游戏甚至是主题公园等多种文化产品提供了题材、内容和品牌，在文化产业中具有基础性和支柱性地位。中国少儿出版应当在加强原创出版的基础上，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通过品牌运营实现产业升级。
    加快国际化进程，实现以国内市场为主向统筹运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转变。中国少儿出版正处在打造“中国品牌”的阶段，需要通过版权输出、品牌输出等形式与国际同行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来发展自己。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需要通过包括儿童读物在内的中国出版物来了解中国。因此，走到国际市场上参与交流与合作，就成了中国少儿出版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少儿出版人愿意与国际同行携起手来，为世界少儿出版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探索适应自身发展国际化路径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小平
 
 

    凤凰传媒走出去与国际化战略理念是：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印刷、文化交流与贸易等业务形式，以独资设立公司与兼并收购相结合的方式，将凤凰传媒的产业向国外延伸。从国际化角度而言，就是将凤凰传媒建设成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跨国文化集团。
    凤凰传媒首先借助国际资源和平台，创新出版产品走出去模式。
    为西方读者量身定制拳头产品。由熟悉国外市场的外国出版社和凤凰传媒旗下出版社共同探讨如何从西方读者感兴趣的角度出发，共同策划、合作出版中国文化类选题。
    重大文化出版项目实施前期就纳入走出去计划管理。“中国长城出版工程”“中国运河出版工程”项目一开始就纳入国际化运作。凤凰传媒与哈德良长城基金会等合作，广泛搜集世界主要博物馆收藏的长城、运河古地图，并与英国长城专家广泛交流。
    利用数字化平台和渠道，扩展重要出版资源“国际阅读”空间。凤凰传媒与美国圣智学习集团暨圣智盖尔电子图书馆合作，将78卷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10卷50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通史》收入圣智盖尔电子图书馆，全球读者可通过电子平台使用这两部大型出版物。
    网游产品国际销售呈现良好势头。凤凰传媒旗下专业从事游戏开发和运营的慕和网络科技游戏公司，已经将市场渗透美洲、欧洲，目前境外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今6月20日，慕和网络与美国微软公司签署协议，成为中国首家可以全球发行Xbox Live移动端游戏的公司。
    在此基础上，凤凰传媒整合资源，抓住时机实现资本走出去。
    凤凰传媒国际（伦敦）公司组建运营。2012年6月在英国成立凤凰传媒首个海外实体子公司凤凰传媒国际（伦敦）公司。
    为完善国际产业布局，斥巨资并购美国优质童书出版公司。2014年7月15日，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8000万美元完成了对美国国际出版公司童书业务及其位于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海外子公司全部股权和资产的收购。
    凤凰传媒在实施国际化战略中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是因为既有清晰的战略，又有明确坚定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始终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一是产品带动原则。凤凰传媒的走出去战略起始于产品，也落点到产品，因此一向非常重视各类、各层次产品尤其是拳头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有了好的产品，才能保证走出去持续发展。二是资产经营原则。凤凰传媒通过产品合作带动项目合作，由此打下基础，熟悉环境，积累人脉，然后购置资产，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同时也分解海外投资的风险。三是平台化原则。平台是通过沟通和整合发挥各家合力，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有效途径。凤凰传媒通过平台，在重点地区筑好桥头堡，协调本土与国外资源优势，以产品带动平台，积累经验，渐次拓展，实现与国际文化企业共生共赢。四是重视人才原则。凤凰传媒深知要做好国际业务，人才是重要因素。由于自身人才储备的有限，采取招聘、合作等形式，分类选拔、任用管理国际业务所需的人才。我们的目标是组建一支业务过硬、外语好的版贸经理人队伍，一支熟悉国际业务的文化贸易专员队伍，一支在国外商场一线能征善战的驻外队伍。五是效益原则。在收购美国PIL项目时，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包括短期经济效益和长期经济效益，始终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原则。
 
 

开发数字决策工具 加大内容版权保护
□励德·爱思唯尔集团首席战略官 白可珊
 
 

    过去的10年里，励德·爱思唯尔集团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型，从纸质出版转型到数字出版，向21世纪的客户提供现代化的内容和服务。这一转型使我们从一个传统的出版公司转型为一家大型的数字出版公司，10年前，我们的数字出版产品只占产品总数的20%，现在纸质出版物所占总收入的比例已不到20%，数字产品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长。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之后，我们成为全球第四大数字付费内容提供商。下一步，我们要开发数字决策工具来帮助我们的客户解决日常工作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会整合优质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数字化，然后通过技术分析，为专业人士提供重要的见解。
    现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专业的出版商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为客户提供服务。在少数情况下，患者所出现的情况可能是医生不经常见到的，所以他在选择治疗方案的时候需要了解最新的研究是什么样的，现在对于患者来说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我们的临床产品整合了大量的医疗研究内容，并且使用了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医生可以快速找到相关的目标信息，并快速作出决策。
    开发数字决策工具要重点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内容。内容为王，需要优质、权威、可靠和全面的内容整合。怎么来确保内容是优质、权威、可靠和全面的呢？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种纯文本，还有图像、图表、音频、视频，还有结构化的数据记录。客户共享的内容有不同的来源，包括公共来源、公共记录或者法律法规，还有委托的作品、许可的内容，以及作者和编辑的内容。
    第二是技术。技术是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空间，你把所有的优质内容通过各种形式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整合，包括HPCC这样的技术，然后把这个数据提取出来，关联起来，丰富起来，并且使用统计算法，向专业的客户提供他们完成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要这么做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对技术人才进行投资，并且有一些专门的数据科学家和软件开发人员设计制定正确的解决方案。
    第三是传播。内容需要通过便捷的方式传播给客户，应该便于利用，客户越来越期望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来访问这些内容，他可以通过网络，可以通过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设备或者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或者是微软专有的应用程序，比如说中国的法律数据，所有的这些分销网络都需要一个正确的业务模式。
    第四是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对于优质内容的积累，还有一流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跟一流的院校、律所，还有政府部门都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比如，我们与西安交通大学建立起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后我们帮助西安交大将其优质内容进行出版，并且利用我们的工具来分析西安交大的学科研究优势与劣势。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大数据联系，以创新的方式进行内容分析，满足研究人员的需求。
    第五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政策对于出版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创新是我们最大的机遇所在，政府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出版是一个知识产权和版权的产业，需要非常大的版权保护力度，否则可能从核心上受到损害。
    中国出版企业在专业出版领域的发展空间非常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科学论文生产国，并且将在未来几年内赶超美国。我相信中国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和政府政策，进一步释放这种快速发展的信息和发展潜力。
 
 

教育出版未来五年变化会更大
□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执行副总裁、国际部总裁 亚历山大·布罗赫
 
 

    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对于媒体界来说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真正的出版业变化并不是很多。这种说法听起来或许是非常愚蠢或者是意外的，但是想到我们出版业的核心所在，不论是大众出版，还是电影等，其实跟很多年前是一样的，还是找到一种类型的内容，然后对它进行制作，最后把它送到受众的手里。
    对于教育出版者来说，应该做些什么？对于圣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实施什么样的战略？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战略，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在数字上投入很大，但是我们依然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为了更快地去进行数字化，我们面对的是学生，这些学生需要有一个学习的体验，我们给学生提供最好的结果。
    作为出版商，我们需要转移我们的重点，而且要转移得非常明显。首先一个是文化的转化，从一个对传统课本的静态制作转到一个更多让学生参与的过程。圣智在美国波士顿、旧金山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学生在做些什么，关键在哪里，他们的兴趣点在哪里，然后设计一个学习环境，这样就可以促使他们有效地学习，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去使他们的结果优化。
    我们在创建教材的时候，应该去解决学生的需求，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提高参与度。我们从统计上可以看到，对于学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跟平台进行互动，如果这些平台能够解决学生的需求的话，学生会有更高的积极性，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留的时间更长，能够真正学习到有用的内容，也是非常理想的状态。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展示一下，这样可以让学生保持这个学习的过程。
    最后，回到我最初跟大家提出的假设，作为课本的出版商，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变化，也是根本性的变化。与其他出版领域相比，教育出版，还有教育内容如今的情况，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以后的5年中变化会更大，不仅是我们现在的东西变成了数字版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和我今天说的一样，最初的时候，模拟了真实世界中的情况，大规模网上交易，但最终的革命是能够真正解决学生的需求，而出版商，比如说圣智，还有其他大型教育出版商，将会进行进一步的变革。
 
 

技术商要支持出版商完成转型
□英国出版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凯恩斯
 
 

    英国出版科技集团成立于1977年，是全球性的软件服务提供商。我们的客户跨越出版界的所有细分行业。
    英国出版科技集团把出版行业作为核心市场。过去40年，我们看到出版行业面临着诸多转变和挑战，在过去的15到20年变化尤其明显，很多出版公司在进行转型，应用新的出版技术。我们的作用就是开展技术合作，帮助出版公司完成转型。
    在与出版公司的合作中，我们观察到包括学术书籍出版在内的很多出版企业，他们都面临不同业务模式以及不同内容方面的挑战等。同时，地理上的界线正在逐渐消失，我们看到很多机构组织架构更加扁平化。越来越多的公司尤其是大型的出版商，希望以更快的方式来扩大业务。比如，兰登和企鹅的合并，使他们更有效地和其他同行竞争，同时也更好地和其他同行合作。
    在了解到这些变化和需求之后，我们认为，一个公司不能完全依赖于自己的资源，包括品牌资产。企业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市场变化，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否则就会发现自己的业务完全失控。要适应新模式，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运营业务、合作业务的方式。
    出版商们希望能够从整体上得到技术上的帮助，从整体上管理他们现在的业务。所以说技术商必须要利用专业的技术能力来帮助出版商。同时，我们也在合作中重点帮助出版商把重点放在客户的需求上，把重点放在公司的核心价值上。这就涉及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核心重点：内容。在内容方面，技术商要帮助出版商获得更多的灵活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抓住市场机遇。出版商们希望获得一些能力，让读者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形式，比如说建立一些平台，来管理内容，所以我们也致力于提供这样的平台。
    英国出版科技集团的技术服务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提供企业的软件解决方案；其次通过技术服务，让出版商更加灵活地去考虑内容，以更加精细的方式发行，然后让用户来选择他们想要读的内容；还有一项业务是在销售方面对出版商给予支持。这是非常完整的市场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认为，变革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技术解决方案具有应对各种各样市场情况的能力，以不同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顺应时代变革 追求合作发展
□剑桥大学出版社首席执行官 彼得·菲利普斯
 
 

    今天的出版业面临着非常大的变革。对于教育和学术界来说，目前要研究的就是出版业如何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还要繁荣下去。
    我要讲的变革主要有四个因素。第一，世界的学术研究出版，多年来一直被人们设定为一个文种，但是现在变化非常大，传统的出版模式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而且当时印刷是传统信息的传播，可是现在信息的传播是一触即发，廉价地传播到全世界，这就是带来的最大变化。
    第二，在教育出版领域，过去主要是由实体书来主导的，现在，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需要一些个性化的数字教学，可以让学生学得更多更好。我们可以分析学生的数据，给他们一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我们的合作伙伴现在都提供了一些基础技术，让个性化的学习成为一种见识，而且很多公司也正在做这件事，还有一些在线游戏公司，也使我们的学习体验更具互动性。现在，世界各地的数以千万计的风投公司，尤其是美国的风投公司，他们对于教育都非常感兴趣。这些投资，会改变教育的方式和模式。
    第三，教育出版正受到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公司的关注和影响。不仅谷歌在过去的几年里开发出一系列的教学应用，苹果的首席执行官也说在全球的第二大优先项目就是教育，而且将来会有这样的应用。亚马逊现在对于教育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有新的网络，能够有电子书，还有教师用书。在中国，百度、腾讯等也对教育出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第四，知识传播的模式有了巨大改变。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些内容在消费段是免费的。过去几年中，欧美地区的一些基金会在大力推进开放获取和自我存档。今年5月，中国科学院也表示研究人员应该把他们研究的论文全部放到在线的数据库中，并且要开放12个月。免费可获取的内容及开放获取已经占了全球期刊数量的10%。开放获取的数量每年约以20%的速度增长。同样，在学校教育中，一些慈善机构也面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提供免费的教育资源。
    面对上述趋势和变化，作为出版商应该怎样应对？我想有四个方面值得去关注，去重点做。
    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及他们需求的变化。在实体书时代，出版商和终端客户的距离可以非常遥远，可以经过层层的分销商来传播到终端客户，也不需要太了解终端客户的具体需求。但是，在数字时代，出版商需要直接和终端客户进行联系，直接获得他们的反馈，以重塑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以一种更加动态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其次，我们要开发新的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政府、学校或者研究机构都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来改善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得到更加个性化的服务。老师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更有效率地教育学生，更深刻地去传播教育，政府希望能够了解或者洞察高校的一些教育体系并复制和传播这些体系，那么，作为出版商，利用这些优势开发一些分析工具，来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再次，我们要关注新的业务模式。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出版商一直用一种业务模式。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模式，比方说期刊订阅方式或者租借方式，或者是提供内容的方式，都有很多的变化。这些不同的方式可以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我们需要坚持这样的方法。
    最后，就是要进行伙伴关系化合作。出版商有各种技术能够带给世界，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全能的。随着规模的扩大，我们最好能够和其他人一起合作，而不是什么都自己做。比如说和全球的研究机构合作、和自己的内容研发人员一起合作等，这样的出版商才能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
 
 

数字出版的可读性、功能性和移动性
□约翰·威立国际出版集团亚太地区副总裁 抱抱龙
 
 

    约翰·威立国际出版集团是在1807年建立的，最初是在美国华尔街，出版一些科幻小说，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出版期刊，另外还出版全球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现在有几千名员工，在各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办公室。我们也有在线的一些平台，有1.3亿用户，800个学术团体来共同进行出版，大约有5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
    我们现在的在线出版是有限的，主要是进行在线访问。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客户和读者的需求，我们最近开始了一个用户体验研究，一个计划就是提高我们用户的体验度。
    大约75%的期刊是以PDF格式下载的，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格式，读者用起来很舒服，但是PDF在移动终端就不那么好用。HTML格式有很多的互动性和链接，但HTML也不是移动终端优化的格式。我们研究发现，HTML是非常拥挤和杂乱的，很多地方人们觉得很不方便。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只要是一篇文章，用户体验的关键元素主要是实现三个目标：可读性、功能性和移动性。
    首先看可读性。对于任何一篇文章，它的排版应该简洁流畅，易于使用，这样读者可以专心看这篇文章。我们要确保读者不受任何不必要东西的干扰，直接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其次看功能性。比较之前一个PDF或者原始版本的书，读者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提供的HTML格式产品功能要丰富得多。
    再来说一说移动性。HTML格式的文章可以下载到手机或者移动终端，所以读者可以随意移动。
    再跟大家讲一下应用软件。我们出版的一个化学期刊，现在已经有200多册以苹果商店的形式下载了，功能非常强大，旁边有文章可以看最新的内容，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看过去的出版档案。
    最后，我还想说，我们有新浪微博，有微信，还有各种其他的社交媒体，这样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作者进行互动。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