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的是，为这3本书担当责编的都是女编辑，她们用女性特有的认真、感性，把这3本大部头、阳刚十足的文学作品梳理得更加细腻，得到了专家与读者的一致赞扬。
孔令燕：听老贾讲过去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坤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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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是贾平凹首次尝试以民间写史的方式创作的长篇小说，将陕西南部自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历史娓娓道来，浓缩为现代中国历史缩影。
步入文坛40多年的贾平凹，其作品数量和质量在当代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奇迹。2014年下半年，贾平凹的第15部长篇小说《老生》问世。
在这部新作中，贾平凹首次尝试民间写史。“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老生》封底上印着的这首诗，便是贾平凹为写《老生》鼓励自己所作。针对贾平凹这部新作，《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孔令燕，听她讲述贾平凹和他的《老生》。
写作上的坚持与突破
“最初读到《老生》的时候，感受是惊喜与惊叹，有这种感受的根本原因来自贾平凹在写作上的坚持与突破。《老生》是他的第15部长篇小说，作品不仅保有作者已有的文学品质与风格，而且还有很大创新与突破，让人惊叹。”孔令燕向记者讲述自己阅读该部作品的最初感受。
首先是作品在内容上的创新。“《老生》是作家对家乡历史的重新梳理，也是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小说写了近百年的中国，是贾平凹作品中时间跨度最大、历时最长的作品，其间的人物、事件几乎都是他听过、见过、经历过的，他是在用记忆和经验为内心的历史画像。”
其次是作品在写作手法上的创新。“作品中穿插《山海经》，是作家在用解读《山海经》的方式来推进历史，使作品具有很强的空间感。《山海经》是一座山一座山来写，然后构成了书中的那个世界，贾平凹借鉴过来是一个村一个村来写。”孔令燕表示，在这部小说中，《山海经》与主体故事是灵与魂相依的关系：《山海经》表面是描绘远古中国的山川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各地山上鸟兽貌异神似，真实意图在描绘记录整个中国，其旨在人；《老生》亦是如此，一个村一个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写，无论怎样沧海桑田、流转变化，本质都是一样，是写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人的命运。
书名里的道道和玄机
“至于此书之所以起名《老生》，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或是赞美，或是诅咒。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是说时光讨厌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上；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这又说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贾平凹在该书《后记》中如是解释书名《老生》。
对此，孔令燕表示，老生不仅是长生和老生常谈，更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书中，老生具象为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但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延伸的概念，是作家用超越任何一个时间阶段的历史眼光在看待百年中国的历史观。所以，老生可以身在两界、长生不死，他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
“SARS”“华南虎事件”和“爱情天梯”这些新闻事件均被贾平凹巧妙地融进了这部新作中。而之前也曾有作家将众多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融入自己的作品，并因此备受质疑。而对于《老生》创作中的这种尝试和融合，孔令燕坦言：“曾就这个问题和贾平凹老师专门交流过，我也担心他这样写会有新闻纪录的痕迹。他说：‘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是新闻，再过个几十年，就是记忆，后来人可以在小说中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这让他感受到作家的使命感。”
烟熏中的故事和作品
在与贾平凹的交往中，在他创作《老生》之前，孔令燕经常听他讲一些“过去的事情”，“这些过去的往事是他的祖辈父辈、亲戚乡里的真实经历和命运，有关他的家乡，他的家人，他的成长，他小时候，他在各种动荡时代中的独善其身，等等。”孔令燕清晰地记得，每每在回忆和叙说的时候，贾平凹都会不停地抽烟，一支续着一支，“烟雾缭绕中，好像述说的不只是回忆，而是在耗神费力地创作。这些往事是流在作家血液中的记忆，剥离它们会产生痛楚。创作《老生》的过程，就是把这些往事剥离的过程”。
这部被贾平凹称为“熏”出来的小说，如他自己所说：“烟还是在吃，吃得烟雾腾腾，我不知道这本书写得怎么样，哪些是该写的，哪些是不该写的，哪些是还没有写到的，能记住的东西都是刻骨铭心的，不敢轻易去触动的，而一旦写出来，是一番释然，同时又是一番痛楚”。
一直与贾平凹合作的孔令燕，先后担任过《古炉》《带灯》《老生》的责任编辑，对于贾平凹的这3部作品，孔令燕如是评价道：《古炉》作为贾平凹最长的一部小说，是作家第一次直面文革，是对那个时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生动写照；《带灯》作为贾平凹第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现实感极强，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完全超越了以往含蓄迂回的方式，直面现实，全景呈现；《老生》是贾平凹首次尝试以民间写史的方式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位几乎长生不死的灵魂人物，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将陕西南部自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历史娓娓道来，是现代中国历史缩影。
张春晓：满足读者求知欲望
□本报记者 涂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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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的《瞻对》，试图从人文的角度认识历史、认识现实，他以对某一个地方微观历史的透彻挖掘，见微知著，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补白疑问，搭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
《瞻对》准备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时，作者阿来就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这本书再现了始于雍正八年、长达两百年的瞻对之战。《瞻对》出版之后，入选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出的“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瞻对》成为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畅销书、长销书，截至目前，销售超过3万册。
谈到《瞻对》的畅销原因，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张春晓对记者说：“瞻对这个地方以前不为世人所知，包括我自己，也是在编完此书后才知道它就位于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新龙县。作者用纪实的写法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此地的精彩故事，也让瞻对随着此书走进了很多读者的视线，我想这应该是读者喜爱它的一个原因吧。”
将历史故事呈现给世人
瞻对一地，地处藏区康巴，山高水寒，林深路长。历史上，康巴人以强悍闻名，而瞻对这个地方的藏民，在康巴人中更以强悍著称，时有刀光剑影。当地人也以此自豪：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
阿来写《瞻对》时，他多次到实地勘察了解情况。在清代，川属藏区一直被夹坝四出的情形所困扰，朝廷和地方当局为此煞费苦心。阿来感到，历史故事无须虚构，本身就很精彩。原本想将《瞻对》写成长篇小说的阿来，随即改为先写一部纪实文学，以后如果可行再写长篇小说。“官员为何会自上而下地腐败？清朝军队为何战斗力如此之弱？为何清末出现对川藏治理颇有建树的官员，最终却都没落得个好下场？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双方都有悲壮的浴血奋战，但这理念是否值得？”阿来曾对记者表达了他写作时遇到的困惑。但阿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历史的隐忧，最终落地的还是当代，他把这个历史隐忧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较为完美地呈现给了读者。阿来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说道：“我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我就是在写现实。这里面也包含我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我都希望国家安定，希望老百姓生活幸福。”
将精品力作奉献给读者
张春晓拿到阿来写好的书稿后，她对此书的读者市场满怀期待——阿来是一个重量级作家，有非常稳定的读者群。出版社领导要求张春晓担任《瞻对》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她略显兴奋。当她浏览书稿之后，大脑有点发蒙——故事从雍正八年（1730）说起，一开始就进入清朝的叙事背景，大量的引文和字简义丰的奏章扑面而来。这种写法有别阿来以前的作品，能否编辑好书稿，当时张春晓还有些顾虑。
好在张春晓有较好的古文基础，《古文观止》是她平时最喜欢阅读的书之一。张春晓静下心来仔细阅读《瞻对》书稿，很快便进入了阿来的语境，并随之将自己浸入那段历史之中。
随着编辑工作的深入，引文与奏章的阅读也变得轻松起来，这时张春晓才发现，引文与奏章的核实并不是编辑工作中最难的部分，书稿中反复出现的地名与人名的核对统一才是作为责编最需要花心思处理的问题。然而也有不能凭经验妄改的时候，并非所有不统一的名字都是应该统一的。比如“里塘”一词，尤其值得一说。她看到书稿中出现“里塘”与“理塘”两个词时，想斟酌一下怎么统一，一查之下才惊觉，原来这两词是不能动的。“理塘”为县名，清末置里化厅，1913年改设理化县，1951年改理塘县；“里塘”是土司名，治今四川理塘。书稿中所有的“里塘土司”都不能妄改，而涉及理塘县名的时候，又不能写为“里塘”。
将销售渠道全方位敞开
“遇到一个能让编辑成长的作者是不容易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张春晓在《瞻对》书稿的编辑过程中，不仅知识面大增，阿来对民族问题的深思和与众不同的审视角度也让她感触很深。
张春晓认为，阿来的书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作品，同时也承担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文化、生活赋予作家的全面责任。阿来擅长写小说，而《瞻对》这部历史纪实文学作品，同时赢得业内好评和市场追捧。当当网在《瞻对》刚出版时进行了一个月的独家销售，并包销了1万册。
作为责任编辑，张春晓一直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这本书，携书参加深圳读书月等活动，她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通过此书了解瞻对。此书是新华文轩的重点产品，她也积极配合公司各种渠道的销售，与社里营销部的同事一起努力，督促全国各大卖场的陈列位置、陈列方式以及网站的促销活动。
郭爱婷：两个老将带新兵
□本报记者 李婧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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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作者徐则臣在书中努力将年青一代人的各种生活经历做了真实、耐心的呈现，这也是这本书得到很多年轻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被认为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的徐则臣，其最新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自2014年3月出版以来，社会反响热烈，获得了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等多个重要奖项。这部40多万字的作品，作者从构思到完成，用时6年，被誉为“堪称一代人的小说”，恰如作者所言，他想通过这部小说梳理“70后”一代人的经历和心灵。“你不可低估他们，他们的奋斗、爱情、生存压力和理想焦虑，以及对社会的推动力量。都不可低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郭爱婷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她还透露，截至目前，该书已经加印到第9次，可谓是纯文学作品的佼佼者。
书写有关青春的记忆
“耶路撒冷”，一个泛着清冷光泽、弥漫着异域色彩的名字，成为徐则臣这部最新长篇小说的书名。它把一个陌生的有精神向度的城市与5位“70后”的故乡花街联在了一起。“‘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在最初接触时，感觉用在一部讲述中国当代故事的小说身上，会给人一种陌生感。”郭爱婷向记者回忆自己最初拿到稿件时看到书名的感受。
带着对于书名的些许疑问，郭爱婷阅读完这部小说。随后，郭爱婷在与徐则臣的沟通交流中就该书书名展开了探讨：“我们商量之后都觉得这只是文学上的一种借用，它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期待。”在郭爱婷看来，对于书名本身无须做过度阐释，“还是回到作品中去体会，最为真实”。
“虽然身处不同的地域，但同样作为从小地方生长的人，对书中的很多事情有着非常熟悉的感受。”身为“80后”的郭爱婷对记者说道，书中男女主人公初平阳和舒袖的校园爱情、大学校门口的办假证现象、小时候同伴们外出谋生的经历等，“虽然很多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但都发生在成长岁月里身边很多人的生活里”。因此，在拿到厚厚的一本初稿时，郭爱婷几乎是一气读完的。她说：“作者在书中努力将年青一代人的各种生活经历做了真实、耐心的呈现，这也是这本书得到很多年轻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排相得益彰的情节
《耶路撒冷》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般小说有所不同，它分奇数章、偶数章，奇数章是用来讲故事，偶数章是专栏文章，也就是谈论与七十年代人相关的十个问题。徐则臣也曾表示，他在小说创作中就如何设置书中的结构，费时颇长，直到一次出差中，灵光闪现，将多日萦绕心头的这个问题解决，形成了该书的“奇数章叙事，偶数章写专栏，彼此交错”的叙事形式。
“近年来‘70后’一代作家表述空间逐步扩大、表达程度不断加深，如何更加全面、深入地以全景式、总括式的方法表达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和事件，是每一位‘70后’作家的心愿。但想要做和能做到，毕竟是一件事情的不同阶段。”在郭爱婷看来，徐则臣经过近十年来的写作，直到完成《耶路撒冷》，他才努力实现了这一尝试，这也是书中章节出现奇数和偶数之分的重要缘由之一。
当被记者问到这样的叙事结构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制造了阅读障碍，郭爱婷直爽地说道：“相比现代很多作品而言，这样的结构已显得很‘温和’了，是很顺畅的一种表述，我相信很多读者并不会因此而产生阅读障碍。相反我认为，就一部如此厚度的长篇小说来说，其中间出现专栏形式的小文，可以获得阅读一段好文后的略微停顿，而这些专栏小文的特点又是较高浓度的思考和评论，会有助于读者在停顿的间隙，对故事中的很多细节加深体悟。”
打磨精益求精的细节
郭爱婷面对的虽然是一部多达40余万字的大部头作品，但她坦言，在内容编辑上，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整个过程非常顺畅，她认为这得益于徐则臣十余年的写作经验，以及他本身是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
“关于一些字词的斟酌，我们都会直接面对面进行。”郭爱婷举例说，比如书中小狗的名字，原来写作“阿尔及利亚”，后来作者订正为“阿尔巴尼亚”，“这个细节看似很微小，但其中牵扯着一种编织的手法，与书中男主人公初平阳母亲织毛衣的情节相应和”。而作者的良苦用心也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中，全书11章，以第6章为中心线，每个人物各出现两次，彼此对应——这也是作家苦心安排的一个重要细节，读者从目录上便可一目了然，非常清晰且生动。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对郭爱婷也给予了手把手的指导和帮助。“正是这两位前辈的认真和仔细，让我这个年轻编辑受益匪浅。”郭爱婷表示。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