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的“一带一路”是近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的战略构想，是“两个一百年”奋斗总目标的关键推动力，也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全球化大局的重要举措，它将联合其它国家一道，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显而易见，它将会对今后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一带一路”不只是与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息息相关，它对于未来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张骞通使西域、晋室南渡、敦煌藏经、江南文化形成与市舶司的建立等等，都与泽遗百代的古代丝绸之路有关。在全球化的当下，地域交流、民族融合对于文化的影响无疑将会更加重要。因此，作为意识形态传播与文化生产的出版界，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势中既要做宣传意识形态、传播文化、促进交流的“有为者”；同时也要积极地成为“有位者”，为“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有所作为，但远远不够
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出版界对此就已有关注和作为，但力度远远不够。
毋庸置疑，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中国的出版界、学术界与文学界一直没有忽视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不但有相关历史掌故的钩沉与研究类著作，如《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4年）等，而且还有经典文学作品（包括对西亚、南亚作家的译介），如敦煌学泰斗常书鸿的回忆录《九十春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杨镰的《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年）、林竞的《亲历西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不胜枚举。至于李娟的“牧场系列”小说、姜戎的“狼图腾系列”小说、周涛的西域民俗散文以及对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阿富汗作家胡塞尼的译介著述，也都是国内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
此外，关于中西亚与西南亚宏观经济的研究著述，也渐渐升温，成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范畴，如秦放鸣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殷晴的《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中华书局，2008年）、高柏、甄志宏主编的《高铁——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等，在国内学界都有较大影响。但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大势中，上述作为远远不够，出版界应在“有为”与“有位”上继续做大文章。
如何“有为”？
重新审视作为整体的“一带一路”，加强与学界、馆界以及外界的合作和发展。
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大趋势下，出版界应趁势“有为”，即在选题策划、内容构思、全面合作、馆配推广上下功夫，花力气，动脑筋，化被动为主动，搞活“一带一路”这盘棋。
我们知道，以前关于“一带一路”的出版物，多半集中在对“古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讨论或再创作上，很少真正就“一带一路”所包括的区域进行深入性、整体性的探讨。
“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古丝绸之路”的延伸。从秦汉及至明清，陆上“丝绸之路”不过从洛阳、长安到古罗马（爱琴海沿岸）。而今日“一路”之范围远非于此，乃是包括东欧、南欧、北欧（因为“一路”分为南线、北线与中线）在内的整个欧洲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路”让中国与欧洲变得更加紧密。“亚欧大陆”不但是地理上的一体化，而且也是地缘政治、世界经济上的协作体。因此，中国与欧洲的双边关系，不再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简单的互利互惠的经贸、政治与文化往来关系，而是共生的利益共同体；此外，“一带”之范围也相当广泛，几乎包含了中国、南亚次大陆、中东以及非洲大陆。这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升级版，也是近20年来中国外交、经济与国际关系着力突破、改变的重要区域。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实际上内涵相当宽泛。
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出版界理应积极“有为”，而不是守株待兔，老调重弹，应重新审视作为整体的“一带一路”而不是简单的“丝绸之路”。在选题策划上，出版界应如何与学界一道，放眼于整个亚欧非大陆，进行新的历史地理学的探讨，进而在一代人心中形成新的历史观、地理观与世界观；应如何将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史料考证与理论探索与日渐一体化的亚欧非大陆相联系，从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提供更为厚重、坚实的学理依据与丰富、有感染力的文学想象。显然，这些都是出版界今后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带一路”上的全面合作与馆配推广应该是今后出版界不可忽视之课题。全面合作，既是技术、制度的取长补短，也是版权、发行的互通有无。目前欧洲是世界上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德国的BOD出版模式目前只在台湾地区有尝试，尚未在大陆地区推广；而英国完善的出版业制度，至今仍是世界出版界之圭臬范本，值得我们积极地与他们展开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是世界上图书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欧洲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中心与发源地，中国与欧洲出版界的合作是否还有更大的空间？此外，中国是非洲地区最大的经济、技术合作国，在非洲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是否应将文化的影响力与先前打下的基础相结合，进而将中国文化推广到非洲大陆，让“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制造”、“中国基础建设”之后第三个蜚声世界的“金字招牌”？在“一带一路”的区域中，拥有近万家大规模的公共、大学图书馆，我们应如何利用这样的平台展现一个文明、富强的现代中国？一言以蔽之：出版界应如何积极地借“一带一路”，借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在推广中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应该是出版界所重点考虑的课题。
如何“有位”？
找准定位，既要做文化使者，也要做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者，更要做文化生产的推动者。
除上述“有为”，出版界还应在“一带一路”大势中找准定位，化零为整，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与时间，为落实“一带一路”这一战略积极承担历史所赋予的责任。（下转第16版） （上接第13版）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内不变的重大战略，它是“西部大开发”的“2.0模式”，是“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多边组织与中欧长期互利互信的伙伴关系发展至今的结果，是世界中心逐步从北美向亚洲转移的标志。与之相配套的“亚洲投资银行”的成立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呼应这一大势。这是国际形势发展至今的必然趋势，也是作为大国的中国必须要承担的历史重任。世界选择了中国，中国当顺势而为。
“一带一路”包括90多个国家，其中文明古国10余个，发达国家20余个，几乎占了世界经济总量与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这不但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而且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场域。我们知道，“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中国，但文化场域却是没有核心的，它需要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进行求同存异的交流互动，进而完成共同历史的群体性书写。出版界如何在这样一个大趋势里定位，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毫无疑问，中国的出版界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趋势中，定位是明确的：既要做文化交流的使者，也要做好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者，更要做文化生产的推动者。这三个角色，将是中国出版界在“一带一路”中的关键定位，也是中国出版界进行产业结构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古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文化走向全世界的重要通道，而今日的“一带一路”亦是如此。因此，中国出版界理应在“一带一路”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有所作为，这是中国出版界与国际出版界进行合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宣传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先进文化、为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讲道义、敢承担的中国形象，并将世界最先进的科学、多元化的文化与艺术介绍给中国，将中国的文化、艺术与科学传播给全世界，进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竞争力，中国出版界责无旁贷。
经历了十几年的产业化与技术革新，中国的出版界在许多方面已经成熟，尤其是在国际合作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全面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出版界究竟应该扮演何种重要角色、承担何种历史责任，窃以为，“有为有位”四字足矣。
（来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