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一带一路” 版权贸易 现实意义 影响因素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中亚四国之行期间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之后，中国“丝绸之路战略”不断升温：从陆上到海上，从构想到国家战略，从中央到地方。经过2014年整年的酝酿发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以星火燎原的态势席卷全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利用区位、环境与文化优势，用文化的方式丰富“一带一路”内涵，扩大“一带一路”的影响，是出版界应有的担当。
一、“一带一路”战略在版权贸易领域的现实意义
上图是笔者根据2008年以来中国新闻出版网公布的历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做的追踪和整理，结合数据变化来思考“一带一路”战略在版权贸易领域的意义，可以得出以下信息：
1. 政策引路
2010年，我国出版物输往美洲、欧洲、亚洲三地的品种总和，历史性地突破了2000个品种。深究原因， 这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是分不开的。从2004年开始，我国借鉴法国出版海外输出的经验，提出并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用以资助中国图书的对外输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2006年以后，随着《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出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及“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一系列政策项目应运而生，出版物的版权输出进入了极其活跃繁荣的局面。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明为扩大互利发展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有计划的区域合作，对于我国实施“西进”战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可以想见，“一带一路”战略在文化领域的实施，特别是“丝路书香”工程，以及各级政府部门正在调研规划准备出台的配套落地政策，将为出版企业带来新长征的契机，迎来又一个版权贸易的“春天”。
2. 正名顺言
五年来，输往美洲地区输出品种数存在起落交替的现象；亚洲地区的输出品种数每年都相对稳定。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出版业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出版物输出欧美要比输出亚洲更有份量。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社会规律和事物发展的趋势。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科技还不够发达，再加上东西方文化差异，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这些都给出版物输出欧美带来困难。长期以来，亚洲地区都是我们出版物输出的重地。这源于文化的同根同源的精神内涵，也因为经济发展互补的需要。“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们版权输出亚洲乃至非洲等地区正了名。名正则言顺， 言顺则力强。未来，我们要正大光明地开拓“一带一路”的新空间，不断实现突围，为版权贸易的蓬勃繁荣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3. 坚定信念
从2008年以来，输往欧洲地区的品种数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起伏不大。因为历史原因，欧洲小国家众多，互相滋养，求同存异；长期以来，文化经济政治影响都势均力敌。笔者通过一定时段的数据追踪， 发现对英、德、法三地的版权输出多年来都以大比例在增长，因为文种以及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输出英国的品种数相对领先。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从2009年的54种逐步发展到2013年的124种。这说明，在欧洲大陆上还是有很多值得努力开拓的空间。影响可以影响的， 争取能够争取的，赢得最终话语权不再是遥远的梦。
二、中南传媒五年来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实践情况
从2008年开始，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以下简称“中南传媒”）专门成立国际部 。借着国家战略的东风，国际部相继为出版“走出去”制定了一系列的办法和措施，以鼓励各子分公司的你追我赶，齐头并进。笔者对近几年中南传媒在“一带一路”地域上的国家“走出去”工作进行了梳理， 希望能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有借鉴和启发。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年间中南传媒的输出版图逐步扩大， 从2010年的输出国家集中在越南、德国和韩国， 到2011年开拓了印度、俄罗斯和泰国， 再到2012年输出到加拿大、马来西亚和黎巴嫩。我们以本土为基地，辐射东亚、南亚、欧洲、美洲再到西亚，在“一带一路”的版图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入。
2013年、2014年两年间，中南传媒在“一带一路”地域上，东亚和东南亚是“走出去”的主要地区，欧洲地区次之，西亚是相对来说需要大力开拓的地区。
1. 东亚、东南亚地区：各板块多介质、全流程走出去， 合作化程度高
在这一地区， 中南传媒从文化巨制到少儿读物，从历史文化到医药科普，输出的图书覆盖板块广，品种数量多，单品种重复使用率高；而且往往是从版权输出到成品输出全流程覆盖。突出的案例之一是《吴冠中全集》自出版以来一直在该地区热度不减。案例之二是教材组合拳重磅出击，多维度实现教材立体化、覆盖式输出。2010年将岳麓书社的中学历史教材输出韩国，实现了湘版教材走出国门；2011年以来向泰国、马来西亚推出了《海外高效中文识字光盘》《幼儿学学乐》及数学教材等。
2. 欧美地区：儿童文化类和中华文明类图书处于一种稳定输出模式
从2010年以来，中南传媒“走出去”的步伐在欧美市场也加快了进程。几乎每一年都有一个突出的国家在版权输出数量上占到优势。2010年德国占到37种，2011年美国占到32种，2012年加拿大占到53种，2013年英国占到10种，逐年都实现了新的开拓，而且品种数量相对稳定。其中，儿童文化类和中华文明类图书是走向这些地区的主力军。
3. 西亚、南亚以及东欧、南欧地区：“走出去”推进进程相对缓慢，仍在持续开拓
从2010年开始，中南传媒的足迹也深入到了印度、黎巴嫩、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 但每年只是零星的品种。有的是通过与政府外宣机构的合作， 比如《一个葡萄牙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走到葡萄牙；有的是通过作者本人的深入工作，比如《国际义工何凤山》输出到以色列；有的则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影响力， 比如《毛泽东时代的美术》《全景中国》《一个美国校长眼中的中国》成功走向黎巴嫩。总的来说，在这些地区的合作模式还不太稳定；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收成靠天”“生完不养”；翻译人才的匮乏也导致推进工作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不断努力， 相信借着“一带一路”政策东风， 将迎来更好的局面。
三、对丝路国家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1. 忽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版权贸易一心想 “超英赶美”
面对当前版权贸易的现状， 我们要认清现实，端正心态，不能盲目强调输出欧美的品种与数字；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猛，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读者表现出对中国图书、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图书的市场终归是遵循经济原理的市场，双向选择后的资源配置一定能激发市场本身最大的潜能，所以一定要重视丝路国家对中国的文化需求，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这样才能更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
2. 缺乏参与国际出版劳务及合作的主动性
许多出版社缺乏积极推动图书出口的意识，在选题策划的起始阶段就没有考虑到主动同国外出版社进行联系，开拓海外市场；即使是那些已经进行了图书输出的出版社，往往也只有独立的生产和输出行为，没有根据图书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情况以及海外读者的喜好来组织生产。这样一方面图书难以源源不断地“走出去”，另一方面也锻炼不了编辑的国际业务能力。
3. 选题内容重复，外向型图书有待规范化开发
国外读者感兴趣的图书品种，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等方面，比如在文化普及方面，光《孔子》的双语题材品种就将近千余种；在汉语教学方面，各种动画配学教材、会话口语教材不计其数，尤其是针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品种达到泛滥的地步， 而对于中亚、西亚等地区开发的品种则非常有限。选题上的过多重复和雷同，地区覆盖、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最终将导致海外市场取得的成绩难以尽如人意。
四、对丝路国家出版“走出去”的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在文化领域的实施，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伟大工程。笔者以为，近二十年来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践将为这一工作的开展提供镜鉴。
1.“一带一路”文化引导资金要分板块制定支持政策
目前我国外向型图书扶持开发的各种政策项目，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走出去”的进程，尽管各项目的细则声明了“选题应避免与已立项的资助项目及已对外译介的学术成果重复”，但它们 “在提报选题内容上的相似性、在指导规划上的趋同性”不容忽视。出版单位为了降低开发外向型选题的风险，往往跟着政策指挥棒走，而各项目的提报内容和指导方向趋同，则容易导致这样的局面：集中开发一两个选题，逐一去套各个项目，被选上哪个算哪个，丧失了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如果在“一带一路”具体出版扶持政策出台时，能合理地分科学、人文、艺术等板块来给予扶持，制定相应的扶持细则，笔者认为这对于几方面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对于评审专家，他们不会高频率地在各种项目评审大会中遇见老面孔；对于出版单位，将能组织业务骨干有针对性地来策划相应板块的选题；对于政府机构，外向型出版物的种类将更丰富，宣传更有重点有特色。从宏观层面来说，国家的各个方面的文化成果得以均衡展示， 能畅通很多桥梁通道，中华文明的整体复兴和“走出去”有了现实凭借和基础。
2. 组织中外共同参与的合作出版项目
目前，面向丝路国家，要让各出版主体在出版流程的众多环节中积极充分地参与国际出版劳务及合作，可能更多地会停留在口号和精神鼓励层面。其现实原因是：首先，是出版主体海外出版资源深浅、多少程度的问题。从地域角度来说，与外商的合作，京沪两地的频率高，合作深；东部地区的思维活，贸易多。同时，众多中小型出版企业自身资源达不到参与国际出版的水准，即使在开展了国际合作的大出版企业，也只是个别业务部门、个别项目的一种工作模式，远没有达到企业全员从思想层面，整个行业从工作方式方面的自觉。其次，很多海外出版集团虽然很想进军中国市场，但是对合作持保守谨慎的态度。主观上，他们觉得存在文化差异、思维习惯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工作进度的延误；客观上，该与中国方面的哪个出版主体全面、各环节的合作， 这是一个需要逐步判断和累积信任的过程。如果国家层面能牵头，与海外大型出版集团、以特色出版主题共同策划一些出版项目（而非宏观层面泛泛的战略合作），让双方业务人员在具体出版环节中相互沟通了解，求同存异，双方累积的业务经验、工作信任，将是一剂积极有效的强心针，使得海外出版市场更愿意接受中国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层面的因素，就是助推力、润滑剂、保证书。
3. 畅通信息渠道， 搭建信息平台
对于“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出版界还需逐步深入了解，发掘市场，这也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相关国家的信息、推介比较有限，国内各出版主体获得这些国家出版资源的能力大小不一；一方面，一些国家语言文种的现实障碍，使得国内的出版主体在翻译人才的寻找上也是费时费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上，除了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专业图书版权代理的机构相对较少。建立一个中介的信息平台，用于相关信息的传递、资源的匹配以及相关关系的理顺，将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必要的事情。
（来源 ：出版发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