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围绕社科文献出版社与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民间学术交流与出版、传递中日双方知识界主流声音的10年历程，以及对双方今后合作的展望，《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
助力中日人文交流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您看来，出版交流对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文交流有何作用？
杨群：无论是人文学术交流还是增进民众了解的文化交流，出版业的交流都有着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是人文学术交流还是民间文化交流，若是将其交流成果出版出来，其传播的范围一定会更广，作用和意义一定会比单纯的交流更大。如学术交流，一般都会将双方学者的论文出版，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从而扩大其影响，民间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我们与日本出版业间的交流，一方面是沟通双方的情况、增进了解，另一方面就是商讨如何更多地将中日之间人文交流的成果及时出版出来。当然这些出版项目也是有选择的，要适合各自的情况，要有一定的为人们所关注的内容，这样就会有一定的读者。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10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与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合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群：10年来，我们与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合作，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一是共同推动“日中青年历史工作者共同研究”项目的开展，并将其成果出版出来（我们承担中文版的出版，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日文版）。此项目系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资助的长期项目，目的是加强两国青年历史学者的交流与沟通。2006年，第一期成果《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出版，其后陆续出版了《1945年的历史认识》《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等书。原本的“共同研究”，参与的所谓中国学者多为中国在日华人学者，很少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在我们的积极建议下，从第二期开始增加了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且主要由我们提名，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等机构的学者先后参加了研讨。这样就使该项研究真正成为两国青年历史学者的“共同研究”，对加强学者间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在日方的资助下，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组织中国学者编撰《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一书。此项工作启动于2006年年底，200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时出版中文版，当时在中日引起较大反响。全书共3卷，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民间交流三部分，全面梳理了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尤其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到2008年两国间各方面的交流情况，对于人们了解这30年间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该书中文版出版后，日方随即组织学者翻译，于2009年3月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日文版，并在东京举办了日文版出版发布会。据东京大学出版会说，此书多次印刷，发行了2000册左右。这在日本出版业中是不多见的。
三是在基金的支持下，我们于2014年组织翻译出版了由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领衔撰写的《中日关系40年1972—2012》一书。该书由日本中青年日中关系学者参加撰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中日关系史论著。这些学者来自日本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说代表了日本主流学者的观点，是人们了解当前日本学界对中日关系认识的重要参考书。
四是由日方资助翻译介绍100种日本图书项目。此项工作启动于2008年年底，2009年上半年正式展开，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以及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新星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合作，拟在10年左右时间内，翻译出版100种日文图书，内容涉及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目的是让中国一般民众对日本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全面了解，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日本。此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预计可以提前完成，总品种将达到200种。
五是中日出版业交流。该项目启动于2009年，由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提供支持，每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牵头组织中国专业学术出版机构组团赴日与日本学术出版机构交流，探讨双方合作、版权贸易等事宜。2012年起，日方出版业也每年组团来华交流，这样就形成了每年中日一来一往的格局。
六是协助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开展中日青年学者的研修活动。此项活动主要是在从事中日关系及中日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间展开，每年举办一次，每次7到10天，一年在中国举办，一年在日本举办。每次请知名的中日学者就相关问题作报告，同时展开讨论。目的也是为进一步加强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对于关涉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交换看法，以便更好地了解各自的观点和立场。此项目已进行了4期，2015年将进行第五期，在日本神户举办。
坚持学术原则第一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与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合作的10年间，双方合作秉持怎样的原则？具体是如何沟通的？
杨群：能够进行长达10年的合作，是基于双方在坚持各自原则情况下的相互信任，否则是难以持续下去的。这种信任就包括在遇到问题时，双方能够坦诚地交换意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经过沟通，问题也就解决了。如在出版日本学者的论著时，往往会遇到需对原稿进行修改的问题，主要是一些表述、用词用语乃至个别观点的表达，可能与我们的要求不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是尊重学者的观点和表达，二是说明我们的情况及修改的原则，三是尽可能找到日方学者能接受而我们又可通过的表达方式。这也是很花时间和功夫的，需要反复沟通，但除个别情况外，我们还是基本找到了圆满的解决办法。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10年间，双方合作过程中有哪些令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杨群：首先想谈谈日本财团理事长、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运营委员长尾形武寿先生。他曾是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创始人笹川良一先生的秘书，长期从事中日友好交流活动。让人感动的是他对积极推进中日友好交流的态度。他几乎一两个月就来中国一次，几乎跑遍中国的省级地区以及众多的地市县，即使在中日关系困难的时候，他也坚持对华友好，坚持对华开展交流。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一次我们在日本京都商讨合作事宜，他傍晚由东京赶到京都，商量完工作半夜又赶回东京，因为第二天上午他要在东京主持一个会。而第二天上午会结束后，他又从东京赶到京都，继续和我们商谈工作。这真的很让我们感动。
再说一件关于《中日关系40年1972—2012》的事。前面说过，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由日本学者撰著的中日关系史论著，而且参加的60多位日本学者基本可以代表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日本主流学者。应该说，日本学者的写作态度是严谨的，他们对所研究的问题包括复杂敏感的问题也能抱持学术的立场，但是毕竟是日本学者，有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同时，日本的情况与我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翻译出版中文版时，对书稿的处理就很棘手。日本学者的一些表达方式、一些表述，在他们看来没有问题，而在我们看来问题则很多。怎么办？只能一点一点磨，只能反复向日本学者说明我们的立场和原则，我们尊重他们的观点和表达，但对于不涉及观点表达的问题，亦请他们理解我们的态度和原则。这一过程可以说费力费时又费神。尽管最后结果还算圆满，但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站在新的起点，展望双方未来的合作，您有何判断与期待？
杨群：在日本，存在着极右翼势力，同时还存在不愿了解中国、不愿与中国交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因此，我们会坚持把合作进行下去，同时也会针对新的情况探讨合作的新形式和新内容。不过，今后的合作也可能面对一些新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至于期待，我们希望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内容更为丰富；同时我们也期待，参与合作的中日机构或团体能够更多一些、面更宽一些，从而使得这种合作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能够更大一些，影响更多一些人。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为中日关系之民众基础增添一块基石。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