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展现深层含义
  获国际专家好评
  中国的文学及经典作品“走出去”,首先要看国外市场上对中国作品有何印象。对国外著名出版人、编辑、翻译家、版代老总的采访中,可以看出,格非、冯骥才、阿乙、阿城、张炜、李零等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的著作和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已经在国际市场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中国出版物已成为全球文化圈的一道亮丽风景。
  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的埃德温·弗兰克,1999年创办美国纽约书评出版社的初衷就是因为很多经典的纸本书在市面上都已经绝版.至今,该社已出版400多种图书。在他的努力下,这些经典好书重新上架并回归人们视野。该社将于2017年初推出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格非的《隐身衣》的英文版Invisible Cloak。“格非的《隐身衣》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对当代中国人面临的生活压力有独特的展现和微妙的处理。”弗兰克表示,他对中国古代和现代作品都很感兴趣,未来还将出版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
  阿根廷的Adriana Hidalgo出版社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同样创立于1999年。除阿根廷本土市场,该社还面向拉美地区和西班牙发行图书。该社创始人费比安·莱本里克表示,西语读者希望以一种诗意和美学的方式阅读中国文学,了解中国。他对阿乙的作品很感兴趣。他指出,每个人和每个社会都有他或它的黑暗面。阿乙就写出了这些隐晦的东西。他的小说在乐观与悲观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
  曾翻译过余华、格非、叶兆言多部作品的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副教授裴尼柯表示,格非是中国当代最优雅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一直在用巧妙和有趣的风格,探索人类思想的深度。裴尼柯表示,作为格非小说《敌人》英文版的译者,她被格非深厚的文学造诣及对人物心理描写的掌控力所折服。与其他作家相比,他的作品更多地触及人类的内心世界,语言非常优雅,处处渗透出传统与诗意的元素,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中,就展现了古代和当代中国的深远视野。因此,裴尼柯表示,格非的小说值得受到西方更多的关注,尤其是意大利出版商的关注,因为他展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更深层次的东西。
  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国明(Ming Books)图书分社,今年5月出版了格非的《隐身衣》法语版Ondes de Chine。该分社专注于为法国读者推出不同类型的中国图书法语版,如中国古代及现当代经典作品以及国外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等。该分社负责人石巴胡表示,出版的每本书都是从中国市场上的图书中精挑细选的,以满足法国读者的阅读口味。
  韩国书坛子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和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有长期合作。该社社长姜圣民表示,已引进出版了中华书局的《河图洛书》、《也说李白和杜甫》、《周易》等经典著作,北大李零教授经过考证解说的《周易的自然哲學》和香港閔建蜀教授的《易經的領導智慧》也将在今年10月和11月在韩出版。此外,中国著名的建筑史家萧默先生关于中西建筑史的学术随笔《建筑的意境》,可以弥补韩国出版市场上缺少东方建筑作品的缺憾。从三联引进的《秦崩》、《楚亡》则描述了韩国人最关心的楚汉时期的故事,运用考古考证和推理的手法和风趣的语言,颠覆了对这个时代风云人物的固有看法,展示了作者的极富创新的观点和学说。
  姜圣民表示,他对汪晖、孙歌、甘阳、余英时、刘泽华、李零、许纪霖、李泽厚等著名学者们的作品都很感兴趣,书坛子出版社将出版其中一些学者的作品。他表示,喜欢将中国的古典、历史、思想进行深度、全面剖析的作品,该社还出版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这是一部解读习近平主席谈话内容及语言魅力的重磅书。除了影响至深的主流的儒学经典以外,还想继续引进更多非主流、但很有价值的珍贵作品。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 系列可以说是在韩国市场上近十年来比较成功的中国作品,连亚国际文化传播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郑燕譿参与了该书的版权引进工作。“因为作者有在美国从事国际金融工作的背景,作品写法逻辑清晰、扣人心弦,所以非常符合韩国读者的阅读心理。”郑燕譿如是解释。她还引进了李伟文先生的《找对你人生中最重要的7个人》,今年6月上市后在韩国也非常畅销。此外,她对于娟的散文《 此生未完成》、《哈佛凌晨4四点半》以及在韩国被改编成电影的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都有很深的印象。
  版代公司:发挥桥梁和风向标作用
  促进各国间的图书及文化合作,版权代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尹泰乐公司在中国为欧美出版商进行业务推广已经有10年了,但真正开始做版权业务只有18个月。创始人尹泰乐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促进中国与国际出版商建立合作,这一方面可以鼓励中国出版商逐步有能力出版有国际视野的作品,另一方面也鼓励国际出版商发现中国的好项目。该公司在此次“第二届中外翻译出版恳谈会”期间将与中译社签约,推出《中国通史》全球英文版。该公司CEO尹泰乐表示,全世界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都感兴趣,对会讲故事和有权威性的通史也有需求。他们将对中译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系列进行编辑加工和翻译,以面向国际市场推出更好的产品。
  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2013年创建中国明图书分社,为加强中法文化联系又向前迈出了一步。阿歇特旗下各社多年来出版了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如孔子、李白、孙子和《道德经》等经典作品、赵无极的《自画像》、贾平凹的《废都》、虹影的《好女儿花》、姜戎的《狼图腾》和苏童的《妻妾成群》、冯骥才的“符号 中国”系列等书。出版过国外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如亨利·基辛格的Of China,还出版了几部中法字典,为法语学生学习汉语提供方法。
  石巴胡表示,2010年,阿歇特在中国创建了合资公司——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从而有机会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市场上新涌现的作品,发现哪些国外作品在中国受欢迎,哪些中国作品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法国读者中受欢迎。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是合资公司的股东之一,凤凰阿歇特有获得中国作品国外版权的优先权,凭借阿歇特的国际业务布局和国际视野,有购买版权的优势。他指出,中法两国的出版商在内容编辑、营销或数字出版等领域有许多可以分享的,这种双向的交流、合作与学习是很看重的。
  郑燕譿表示,2014年创立公司以后,她先后引进了马化腾等著的《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乖,摸摸头》、余华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成龙自传《还没长大就老了》、乐嘉的《本色》及《用理工科的思维理解世界》等书版权,尤其是《用理工科的思维理解世界》是连亚发掘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原创自然科学教育图书,在韩国经过多家竞价后授权。“第二届中国对外翻译交流恳谈会”上将与中华书局签约阿城的《河图洛书》版权,还将购买张炜先生的《也说李白和杜甫》及已故建筑史家萧默先生的《建筑的意境》的版权。历史、人文、古典领域的图书,这些书会有长销的潜力,逐渐形成滴水石穿的持久影响力。因此,她们今后将继续关注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出版社的好书。
  自小生长在中国的郑燕譿,对中国文化很熟悉,她表示,图书版权输出的意义在于,图书承载的优秀文化和思想价值能够造福全人类,比如说孔孟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整个亚洲几千年的时间。而近半个世纪欧美日的全球畅销书,在不同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共鸣。只要是大家都认为美好的, 生活中需要的,可以打动人类共通的情感的好作品, 都是输出的好资源。
  郑燕譿认为,目前中国的版权输出多集中于哲学、古典、历史、文学和汉语教材类,这还需要不断扩充到别的领域,如自然科学等。中国在科技方面也是很发达的,但是没有这方面的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的优秀创作团体来执笔写可以“走出去”的作品,是比较可惜的,希望今后版权的输出更加多元、更加丰富。
  连亚公司除了从中国引进好书,也从日本引进好书到韩国,当然也有不少韩国图书随着韩流到介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她指出,全球化时代大家彼此影响彼此促进,希望这种文化交流的良好局面能够长久,也相信版权公司作为文化传播者的主力军,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选书有何标准?
  选择图书是实现版权交易的首要工作,对此各位专家都分享了自己的选书标准。
  弗兰克表示,选书时,首先要是本好书,能让读者增加对社会的认识,了解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重新认识图书的力量。另外,他认为,要坚定地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借鉴不同语言和不同时代的文学,从古希腊到中国的清朝、俄罗斯的革命以及现代的美国。
  裴尼柯认为,在意大利,历史小说、爱情故事和家族传奇史似乎可以吸引读者,而年轻读者,例如学生可能更喜欢科学小说或幻想小说。一个引人入胜的情节非常重要,但是心理描写和人物的性格也是决定读者选择和喜好的关键因素。
  尹泰乐则表示,对于非小说作品,首先,应当有一个聚焦话题,内容有权威性,对国际读者有吸引力。其次,要做好调研和安排,对内容有专业的呈现。现在国际出版商都在寻找有关中国各阶层人民生活的有价值信息。有家知名国际学会还委托尹泰乐公司找到中国重要工程项目的权威研究成果,因为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重要民用工程项目都在中国,全球专业和学术领域对此都有极大的兴趣。如果能说服中国出版商对这些项目做权威报告发布,这些报告就有市场。此外,全球对数字形式的中文学术和科研内容有巨大的需求,英美有1/3的研究生都是中国人或华裔。有50家美国领先的大学正在开发中文图书馆藏项目。可以将中文作品通过ProQuest、EBSCO、Dawson等领先的数字发行商传输到国际市场。
姜圣民表示,他希望选择那些能够深度展示中国悠久历史和丰富思想的作品,要跟当今崛起的中国形象和国际上的地位相匹配,不是硬邦邦的图书。
中国作品的读者群是哪些人?
  虽然全世界对中国有很大好奇心,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图书读者群却展现出很大差异。
  弗兰克表示,很难准确定义美国的读者群,概括起来,读者中有许多年轻人,他们完成了学业,对其他国家图书可以带来什么有浓厚兴趣。纽约书评出版社与《纽约书评》半月刊(隶属于该杂志)可以为图书宣传创造绝佳条件,不仅能够在杂志上评论报道,杂志的撰稿者还会给该出版社提供不错建议。
  莱本里克表示,要吸引拉美地区和西班牙读者,不仅图书要在有声望的出版社进行高品质的出版,还要得到出版社、媒体和社交网站推介,以及书店店员和读者的直接推介。
  尹泰乐表示,他与中译社签约的《中国通史》全球英文版的核心读者是大学生、研究生、专业人士和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读者。非小说最重要的是完整、专业、清晰、聚焦和权威,满足这些读者学习和研究的需求。
  裴尼柯表示,意大利的读者数量不多,许多人一年只读一本书。但这为数不多的好书者每年都阅读许多书,对文学好奇且开放。因此,在这少数派中有许多认识中国作家、渴望阅读他们作品的人。另一群体是学生。意大利有许多人学中文,甚至高中也有教汉语的,他们可能对中国当代作品感兴趣;还有一个明确群体是女性,许多意大利女性被情节复杂和有关家庭、个人故事的图书所吸引,如张爱玲的小说反响就相当好。
  石巴胡表示,中国作家要在法国市场上取得畅销业绩并不容易。莫言和一些经典作品的作家虽然在法国很有名,但作品的销售不高。现在许多法国读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是要把中国作品带到更广泛的人群中还需要时间。法国读者好奇的是中国当代故事,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人每天的生活。这是为何他们喜欢格非小说的原因之一,它描写的是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完全扎根于中国社会(北京),反映了当下社会许多人遇到的问题。
  郑燕譿表示,在韩国阅读中国作品的人越来越多,这跟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各国的汉语热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读者层广,不少韩国的小学就有汉语补习班,有兴趣学习汉语的孩子自然就成了中国童书的读者。成人中,专攻中文或跟中国相关学科的大学生、教授、学者,及和中国有合作关系的大中小企业的白领甚至企业CEO, 都是中国图书的主要读者群。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曾说自己是冯友兰哲学书的热情读者。从政者都知道大众演说时引经据典是必须的,这也带动了国会议员们的读书热情。
  姜圣民表示,韩国和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一直以来相互影响很深,历史上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更为深远,中国每段历史的演变都影响道韩国,韩国读者对中国传统内容的兴趣更大。同时中国现代小说和散文及其作为科学强国的杰出科教图书也都有潜力,应大力推广。
  如何加强合作?
  虽然海外各国都渴望了解中国,但中国出版在推进国际合作方面,仍然面临挑战也有很大发展空间。
  尹泰乐表示,中国出版商需要改进学术出版的质量,这不仅需要更好地发挥想象力进行策划,也需要更严谨的编辑。国际出版商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敢于冒险出版中国作品,也需要找到承担翻译费用的方式。
  莱本里克建议,为促进双方合作,今后应像此次恳谈会一样,继续邀请阿根廷的出版人到中国访问,这是加强阿根廷与中国的编辑、翻译和作家建立直接联系的绝佳机会。因为西语市场上,编辑是那些能决定什么能出版的人。
  裴尼柯表示,作为译者,现在中国文坛非常复杂,有各种不同文学走向,把中国图书引入意大利市场的进程也非常复杂。图书在核心媒体上大而广的曝光率是最重要因素,参加国际或意大利文学奖的评选和文学节也可以帮助一本书在意大利推广。另外要有在意大利全国发行图书的规模和思路。有的小出版社编辑和出版非常好,但全国发行渠道方面实力不强。在大学和书店陈列新书,并组织作者活动,是非常有效的做法。
  石巴胡曾于2013年担任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评委,让法国读者关注中国作品,要全面改进工作。那次评选中,部分参赛作品的高品质让他惊讶,他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像法国大使馆举办的傅雷翻译奖一样,每两年或一年举办一次。译作不仅准确,还要反映原作的风格,这些对翻译文学作品都很重要。
  玛琳娜表示,作为孔子学院院长,中小学、大学与晚间汉语课程教学点对教材的需求大。编辑一个非常好的教材责任与困难较大,要考虑到教材的系统性与全面性。除了这些,因为要面对多语种需求,而外国人掌握汉语的困难有时也不同,所以最好能够考虑到语言的特点。中国有很多好教材,她特别喜欢北京语言大学刘珣教授的《实用汉语课本》、《新实用汉语课本》及中小学汉语教材,也喜欢北京大学李晓琪教授的《博雅汉语》、《新思路商务汉语》等。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与孔子学院的支持下已出版了格鲁吉亚文版的《实用汉语课本》,此书特别受欢迎。他近期准备编辑高年级用的多功能教材。
  郑燕譿站在韩国版代的立场评价总体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一是韩国政府目前在政策上很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韩中关系处于蜜月期,另外,中国近年来很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 有很多资助奖励政策,自然带动两国之间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中国有灿烂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和科技实力,只要在频繁交流中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原创能力的创作人才和在国际产生共鸣的优秀作品,中国图书在海外取得更瞩目的成果指日可待。
  她个人觉得培养优秀的创作人才是课题,国家要为这些人才提供比较宽松、自由、充满创意的创作环境是很重要的,让他们多出去看,多跟版权公司沟通,多跟世界交流,才能创作出中国也需要世界也需要的真正的好作品。
  姜圣民表示,最好选择一两家积极活跃的版权公司,其业务不仅包括代理合约, 还要发掘好书,介绍给合适的出版社,到报价、调整、签约、付款整个过程。文化传播中,版代的作用很大,将来会越来越明显。他总结说,韩国目前的出版环境不是很景气,为拯救书市,两国出版人有必要跨越单纯一本书的合作,朝着长期合作的方向努力,比如可以成立一个由两国专家组成的评审团队,定期评选两国的优秀作家和学者,策划一个工程或丛书,推进系列合作,这样既可以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新中国”。中国读者也有机会读到当今韩国文学和学术的著作。也希望中国政府的对外出版资助政策,涉及新锐作家的作品。
  如何看待翻译工作?
  翻译可谓是搭起两国之间文化传播的桥梁。特别在图书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弗兰克表示,对一部作品而言,最重要的是译作能够与原作一样有感染力而且写得有文采。
  裴尼柯表示,他通常寻找一些新鲜和文笔好的作品,但是要吸引意大利读者,情节也很重要。他认为在生活方式和经历上与意大利人完全不同的中国人的故事,会非常吸引意大利读者,只要出版商和译者注意在注释中加入一些解释并增加序言,给读者提供更多关于故事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莱本里克表示,他对译者非常苛刻,翻译工作必须达到流畅、优美、有韵律,尊重原作并在使用方言时非常谨慎。他认为,编辑和出版人的一部分工作是发现和留住优秀译者。
  语言文学博士玛琳娜表示,在苏联解体前,很多作家把已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中国作品再翻成格鲁吉亚文。不看原文的话很有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更不用说从已翻成外文的再翻成格文,误解原意的情况就更多。她建议多请汉学家进行翻译,因为懂中文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小语种的代表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同时也请中国作家跟外国汉语专家一起翻译些小语种国家的作品,以便双方彼此深入了解。有时一些专家因经济困难还需要经费帮助。此外,还有记录一些专有名词发音的困难。为此他们编了汉语音节用格鲁吉亚语记录法表格,以便准确地翻译文件或文学作品中的专有名词。她所在的格鲁吉亚汉学协会在与中国商务印书馆合作的基础上还计划编辑《精选格汉汉格词典》。
  此外,还打算编辑《格鲁吉亚与中国文化交流》杂志,在两国的图书馆分别设立对方的文学角。玛琳娜表示,格鲁吉亚人民是爱读书的人民,但因为缺少翻成格文的中国作品,大部分读者基本上对西方文学了解得更多,所以这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