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励逊这一选题线索，是我们在打算出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文献集成’这套书时意外发现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前身）赴华志愿者的许多事迹都十分感人，其中的一个志愿者就是加拿大医生哈励逊，他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在他身上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典型意义，而且他的故事颇具新意。”谈及《哈励逊医生在中国》的出版机缘，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叶国斌如此介绍。
9月7日，“共同的回忆 永恒的友谊”历史图片展暨《哈励逊医生在中国》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该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加拿大温德米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本画册的出版正是对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加拿大医生铁尔生·莱孚·哈励逊的致敬和纪念。
“哈励逊医生”选题被发现
叶国斌认为，哈励逊医生在中国民众中的知名度不如他的同胞白求恩高，但他本人对于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并不比白求恩逊色。
与白求恩的不同之处在于哈励逊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进行的战后救助工作。哈励逊当年已是60岁高龄，承担着为解放区运送医疗物资的工作，多次往返于救济物资集散地上海与晋冀鲁豫解放区之间，最后殉职于山东章丘。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办事处在上海为哈励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解放区还把一所医院命名为“哈励逊医院”。
巧的是，哈励逊与白求恩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也与白求恩一样，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而长眠于中国，中国与加拿大曾经为其举办过多次纪念活动。邓小平于1987年亲自为其半身雕像题词，至今其雕像仍坐落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院内。在中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北衡水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以及河南开封的夏理逊（即哈励逊）小学，中国福利会曾于1987年编印了《国际和平战士夏理逊》的小册子。
加拿大温德米尔图书出版公司致力于加拿大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图书出版。中国国内业务由北京鸿汇新典文化传播公司进行代理，公司在了解到哈励逊医生的事迹后，深深感觉有必要将他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于是组成编撰委员会，多处搜集、整理有关他的资料，并着手联系中方出版社。在得知这个选题后，浙江人民出版社当即决定和加方共同出版中英文版。
多数资料系首次公开
由于哈励逊去世已将近70年，再加上他本人没有子女在世，且离开家乡多年，留下的资料十分有限。因此，在搜集图片资料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难度。
据介绍，关于哈励逊本人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历时3年多。画册编委会派专人到哈励逊在中国生活过的上海、北京、开封、邯郸等地，以及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档案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哈励逊曾经就读过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哈励逊的家乡安大略省的铁尔生堡镇进行调研和资料搜集。
画册编委会还专门找到了加方对哈励逊及其家族进行长时间研究的劳拉（原《铁尔生堡日报》记者），此外，画册编委会的工作也得到了铁尔生堡市市长和安达尔纪念馆的大力支持，提供了不少资料。
《哈励逊医生在中国》一书选编了200余张照片，全面地展现了哈励逊的生平、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中国和加拿大人民对他的纪念。书中的许多图片和文字均是一手资料，尤其是本书第一编和第二编中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哈励逊医生早年与家人的照片以及求学期间的历史档案、他运送医疗物资的完整报告文件、他留在哈励逊和平医院的医疗器械等，都是首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本书第三编还选编了中加双方对哈励逊的纪念文章、题词和活动等，透过这些纪念文字，可以感受到中国人民对哈励逊的深厚感情，并将他的精神持续地传承下去。
浙江人民出版社时政出版中心主任洪晓介绍说，为尽可能地保留历史图片的质感和视觉冲击力，本书采用了大开本全彩印制，图片部分摒弃了繁缛的说明，以图说事；文字部分以既有的文献资料为主，不扩散发挥，不过多矫情。全书编辑力求客观、全面地展现哈励逊的精神面貌和他为中国人民作出的贡献。
中加双方开展深度合作
本书从确定选题开始，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浙江人民出版社始终和加拿大出版方温德米尔图书出版公司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系。
谈及中加出版双方的分工与合作，洪晓介绍说，本书为中英双语，其中，图片及中文部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进行编辑加工，英文部分由加拿大中加文化促进会负责联系加方人员进行翻译编辑，最后由中方印制发行，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中加双方出版社通力合作的结果。
叶国斌表示，从原来的简单卖版权到中外联合同步推出图书，近年来，浙江人民社走出去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双方此次同步推出的这本画册，既包括选题，也包括营销方面的合作。
洪晓则同样认为，相比以往将既有的单本或系列图书进行版权输出，本次合作出版的突破在于从选题确立之初就与国外出版社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在书稿的整个编辑过程中，国外出版方始终与中国出版社保持联系并参与了图书编辑。相比以往的版权输出的形式，此次合作相当于是将走出去的步子又提早迈了一步，使得两国出版机构可以整合各自资源，针对各自图书市场更有的放矢地进行深度合作。无论对图书在国外市场的发行，还是对有意识地出版外向型图书等，这种方式都是一种尝试。
国礼书诞生记
□本报记者 李彦
由人民出版社与俄罗斯维切出版社分别出版、两国权威机构共同撰写的《共抗法西斯》（中俄两种文版）8月27日亮相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登上当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新华社、塔斯社等中外媒体均予以重点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朝闻天下》均报道了相关消息。
之后，这本书中俄文版作为国礼由两国元首互赠，又由中国政府赠送给了前来参加9月3日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活动的俄罗斯抗战老兵，以及来华的多个俄方重要代表团。目前，中国、俄罗斯的一些机构也纷纷购买这本书，该书的英文版也已授权加拿大一家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正是人民出版社精心策划的结果。
图书创造了多个第一次
《共抗法西斯》采用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真实、生动地展现了中苏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程，特别是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俄两国共同编写的抗战史图书，由中俄两国最大的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共同编写。两国权威机构共同为一个主题创作一本书，这在中俄出版史上是第一次。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俄两国是东方主战场最重要的两个参战国家，又是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由两个国家级权威机构组织相关学者来撰写抗战主题图书，这样的规格是前所未有的。而抗战胜利日大阅兵活动也是由两个国家发起，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版这本书，意义非同寻常。
在黄书元看来，过去中国图书走出去，多是中国出版的图书经过翻译之后推介到国外去，但这次走出去就不一样了，是由中俄两国出版机构共同为一个主题创作同一本书，中俄两种版本同时出版，这在以前是完全没有过的。
出版契机来自一条新闻
201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一致表示，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双方要举办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继往开来。
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前所未有的事情。人民出版社领导班子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二天，立即开会研究决定做一本有关纪念中俄抗战的图书。之后细化写作内容，寻找作者及俄方出版机构，制定整个出版计划及宣传报道方案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策划、研究、协调、论证，最终确定了这一列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选题项目。
“请谁来写呢？要有权威性，要有代表性，就要有两国的相关机构参与出版。我们就想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谈起当时找作者、找外方出版机构时说道。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好联合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做相关的主题宣传展览活动，两家纪念馆的馆长都非常支持，一致同意共同组织两国学者撰写。作者就这样敲定了。
俄方的出版机构也必须和人民出版社一样是权威机构，选哪一家？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给了人民出版社很大帮助，他是一位熟悉俄罗斯出版界的专家，推荐了俄罗斯维切出版社。此前维切出版社与中国的出版机构有过多次合作，但这次由中俄两国出版机构共同为一个主题来写一本书，且是这样一部有重大意义的图书，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是一件有特殊价值的事情，他们立即表示赞同。天时、地利、人和，多方的合作一拍即合。
推敲出版中每一个细节
当记者第一眼看到《共抗法西斯》时，就被它的封面设计吸引住了。一座有时代感的雕像很立体地“矗立”在封面的右下方，红色的抗战火光作为全书封面的大背景。雕塑的画像是一位拿大刀的中国抗日战士和一位手握冲锋枪的苏联抗日战士，他们并肩共同托举着一只和平鸽。不用看文字，单看雕像就知道这本书是讲中俄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历史。
辛广伟介绍，图书的封面设计也是由两国两家机构共同创作完成的。封面的最初设计稿是墨绿色做底色，没有雕像，俄方提出把这座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雕像放到封面上作为创作元素，更贴合图书的主题。后来人民出版社才知道，这座象征中俄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雕像有两个，分别摆放在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共抗法西斯》的编辑出版难度极大。此前，黄书元曾专程带队去俄罗斯与维切出版社商谈《共抗法西斯》的出版、发行、宣传等相关事宜。他告诉记者，俄方很重视这次合作，提供了很多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双方对很多细节进行了商讨，在内容方面，认真核对和考证，甚至对图片说明都要细究文字表述，力求做到史实正确、文字严谨。从编辑角度而言，哪些资料能用，哪些资料不能用，哪些资料用在哪里，都斟酌再三。“一批人辛苦耕耘了无数个日夜，终于打造出了一个有独特价值的精品。所有这些工作，做得值得，做得有意义。”黄书元说道。
抗战书被“上门提亲”
□本报记者 邹韧
70多年前，纳粹铁蹄肆虐欧洲，犹太人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流亡。一艘艘轮船仿佛“诺亚方舟”，载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了全世界唯一能够大规模接纳犹太难民的城市——上海。9月1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丛书正式首发。
该套丛书，以良好的立意和较高的史料价值成功入选2015年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不仅如此，荷兰博睿公司早在该套丛书首发前，就开始洽谈这套丛书的版权输出事宜。9月8日下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先后拨通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部项目部主任钱方针、法政图书事业部主任姜津津和国际合作部副主任李旦的电话，了解了该社出版的抗战图书是如何引起国外出版商的关注，从而潇洒地走出国门的。
两种抗战图书
受邀“欧洲游”
姜津津告诉记者，早在2012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上海交大社便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签署了《东京审判文集》的版权输出协议，剑桥大学出版社将在全球出版发行该书的英文版。这标志着《东京审判文集》已成为入选“剑桥中国文库”为数不多的中国图书之一。不过，目前该书还在编辑中，估计明年有望与读者见面。
而另一套成功走出去的图书，就是刚刚出版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丛书，据钱方针介绍，这套书共有6册，已经出版了《海上方舟》《情牵虹口》《尘封往事》《上海记忆》和《海上明月——犹太人在上海画影》等5册。
吸引国外出版商
上门买版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以往走出去的图书不同，这两种图书都是国外出版商主动上门买版权的，而且一个是英国的出版社，另一个是荷兰的，都是知名的国际出版商。
当记者问到《东京审判文集》是怎样完成版权输出的，李旦回忆说：“当时剑桥大学出版社出动了所有的管理高层，来洽谈《剑桥大学人文建筑之旅》一书的中文版合作事宜。在众多高管中有一位编辑叫莱茵，主要负责‘剑桥中国文库’项目。她想看看上海交大社的图书，于是我就向她推荐了一系列图书，而她在仔细比较了众多图书后，对《东京审判文集》很感兴趣。”莱茵认为，该书非常符合“剑桥中国文库”的定位，希望上海交大社能给她提供一些关于这本书的详细信息。在这次会面后，双方开始通过邮件保持联系，李旦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们互相发了近百封邮件。由于剑桥大学出版社对学术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对每个选题的评审时间往往长达一年左右，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由学校18位权威的学术专家组成的理事会把关，这个规矩已经坚持了280多年，就算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作也不例外。为了能让理事会了解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上海交大社专门找到了剑桥大学的一位专家对该书进行评价和推荐。
评审终于通过了，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翻译，因为要找到一位既懂法学，又了解这段历史，还要精通语言的译者真的是太难了。李旦说：“为了打消莱茵对翻译的顾虑，他们专门找到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位老师，翻译了书中的一篇梅汝璈（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关于东京审判的回忆文章。在看过这篇译文后，莱茵终于消除了之前对该书翻译质量的担忧。”
翻译的事解决了，可是翻译所需的资金却成了大问题，因为那可不是个小数目。还好当时恰逢“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申报，于是李旦紧急联系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希望他们能对此次申报给予支持。经过沟通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出具一份关于该书英文版版权购买的意向书，《东京审判文集》一书也因此成功入选当年的项目评审。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签约也就自然变得畅通无阻。
以国际视野
策划选题很重要
在谈及“犹太难民与上海”丛书时，钱方针告诉记者，这个选题是她在参加一个聚会时，偶然听到一个朋友谈到想办个画展，内容是二战前后犹太人受纳粹迫害期间上海接纳救援了近3万名犹太难民，这个历史事件被公认为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一大“善举”和贡献，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他想通过举办画展来纪念这段历史。钱方针听到后觉得这真是个不错的选题，只办画展太可惜了，完全可以出书。于是，她把这个想法与出版社同事沟通，并得到社领导的认可，这才有了后来的这套丛书。
在采访中钱方针谈道，要想让国外的出版商关注中国的图书，在进行选题策划时，就要多关注一些国际性的话题，一些有挖掘价值的选题，当然出版社自身的品牌也非常重要。她认为，随着出版全球化脚步进一步加快，出版社应该有意识地多推出一些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样的精品图书通常会得到国外一些大的学术出版商的青睐。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