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出书人
访谈嘉宾：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樊希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 何林夏
主 持 人：山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文曦
樊希安（中）、何林夏（右）做客“红沙发”访谈。
一本书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影响，往往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好书会给更多年轻人好的引导，是出版机构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在本届书博会举办的前两天，央办、国办陆续推出《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本期访谈嘉宾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希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对话的话题就从文化企业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说起。
多出健康向上的书
中国出版集团是出版“国家队”，每年出书1万多种。“我们不求数量，而是讲质量，把我们的图书每一本都做好，而不是笼统地追求所谓的畅销书，一本一本地根据读者需求出他们需要的图书，来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在樊希安看来，对于文化企业来说，所谓社会责任，就是多出书、出好书，多出引导人民健康向上的好书，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书，不出平庸的书，不出引导人们思想滑坡的书。
樊希安一开场就表示，最近中央出台的相关文件对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提出了要求，其核心问题是要求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重点强调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企业应当积极履行职责，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说。
何林夏最近把三联百年画册拿出来翻看，里面记录了三联出版的很多标志性的重要作品。“文化品牌是要靠积累的。”何林夏认为，出好书对一个出版社或者对一个文化企业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何林夏看来，出好书是文化企业的天职，同时好书一定会有市场，一定会有经济效益。但这个市场和经济效益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它拥有的读者的市场占有率。樊希安也非常认同：“凡是好书一定是两个效益统一的。”
文化传承是基本追求
做好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始终是出版人的追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很多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抗战题材的图书。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着手策划出版过抗战题材的系列丛书，至今坚持20多年，共出版抗战题材图书近40种。
何林夏说道：“出版人心里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出版的图书要对得起民族和国家。比如，针对日本731部队的罪行，我们出版了很多套书，按经济效益来算，是亏本的。但这种出版物如果不做，就对不起我们的民族。”
“我们一定要做传世的东西，如果做的东西三五年就被人家取代了，那这种事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在抗战史研究丛书的出版、抗战史研究资料的发掘上两者并重。以前出版有关抗战题材的图书，都是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研究抗战，很少研究经济，但从今年开始有人研究抗战经济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经济在后面支撑。”何林夏表示，在有生之年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和民族做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不是难事。
对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些年一直在做抗战史料丛书，给历史以真相，从历史中展望未来。中国出版集团在今年也把出版抗战图书作为重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之法律较量》。9月24日，樊希安得知，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歌选》，一个书商要了1万套。
至于出版社如何平衡严肃文学、学术著作与商业化畅销书之间的关系，樊希安表示，这也是出版人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就我个人的努力方向，我们追求的是文化传承，出版对人有用的图书是我们的基本追求。有的出版人天天追求所谓的图书销量，制造热点话题，我觉得这不是出版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传授知识、传授真理上，给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图书。”
全民阅读正在升温
9月25日上午，樊希安参加了书博会的开幕式，之后又参加了几场相关活动，给他感触很深的是，在本届书博会现场，看到那么多的读者选购图书。樊希安说：“作为出版者，我感到非常欣慰。我深切感受到我们的全民阅读工作正在升温。”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倡导全民阅读写了进去，今年再次写进去。习近平总书记讲到阅读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阅读可以让人滋养浩然正气。而在支持全民阅读方面，国家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对此，出版人感同身受。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三联书店24小时书店开门以后，樊希安曾经在每个时段、不同的晚上到店里做考察了解，他发现夜里12点以后来的全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对读书的渴望和热情令他感动。“本以为现在年轻人习惯了电子阅读，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樊希安觉得中国年轻人还是喜欢读书的，关键是怎么服务、引导他们。“这两年我对读书市场有明显感受，作为开办书店的负责人，根据我观察，现在很多人还是热衷于读书的，只要我们做得好，人均阅读量就一定会提高。”
在何林夏看来，无论是读电子书还是纸质书，区别不大。但电子书和纸质书承载内容的内涵是有区别的，电子阅读或网上阅读应该是以轻阅读、碎片化阅读为主，而纸质书应该是以严肃的阅读、安静的阅读、完整知识的阅读为主。
“有了电子书，有了手机阅读，有了移动阅读，可以为传统阅读打开更多窗口，提供更便利的条件，让没有条件读纸质书的人和没有整块时间读纸书的人有另外一种阅读机会。因此，我觉得两者不矛盾，因为它们各自承载的使命不一样，互有侧重，互为补充。”何林夏表示。
与网络阅读同时而来的还有众筹出版，它又能给传统出版带来哪些新风？在樊希安看来，众筹出版就像AA制，的确给传统出版带来一些新气象，解决很多问题。更主要的是，对出版人的思想革命起到了头脑风暴的作用。
在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一些出版社，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就已经通过众筹的方式出版了一本书。通过类似事例可以发现，众筹模式可以让新的选题在最快时间与读者见面，同时为出版资金提供保障，此外达到了出版和营销的一体化。樊希安说：“众筹出版的探索我们还在积极进行中。众筹只是一种方式，怎么样让众筹为履行社会责任服务，这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在何林夏看来，众筹模式实际上几百年前在中国就有，只不过叫法不同。众筹的多方责权的划分、来源、使用、管理及资金管理使用的评价等在民间都有类似的模式，但至今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对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百年的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