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IP经济大爆发，版权的价值已不言而喻，文化企业抢IP的新闻也不绝于耳。作为好故事的集散地，出版社的仓库里不知道还“躺”着多少超级IP。
其实，目前大多数出版社已非常重视版权资产的管理，但由于早期管理方式不科学，造成了版权资源权属状况不清、授权关系复杂等问题，导致很多出版社在版权资产管理上困难重重。
例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下属的中国文史出版社，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除了出版与人民政协相关的报告、资料外，该社的一大特点就是出版老一辈政协委员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由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将自己的故事写成文字保留下来。
但对这些珍贵史料进行数字化加工或再次使用时，中国文史出版社却发现，他们并没有权利使用这些内容。中国文史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曹岚表示，由于很多“三亲”史料内容产生于著作权法颁布之前，当时只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虽然有些也支付了稿酬，但没有涉及版权问题。对此我们也请教过相关专家，发现即便是职务作品，也早过了两年的优先使用期，作品版权仍在作者手中。即便1981年后的“三亲”内容有版权授权协议，但该协议并不涉及如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再让出版社一个个去补签，成本太大。
事实上，很多出版社对版权管理的做法是传统的合同、样书的归档管理，也有些出版社将版权纳入资源管理系统，相比前者更加方便查阅和了解版权的存量、增量问题。
在中国海关出版社数字出版部资源经理刘冬看来，上述两种方式都是对版权的粗放式管理，称不上版权资产的管理。“出版社要实现版权资产管理，就需要通过管理变革和技术的深度参与，将出版社的版权资源量化为可以评估的资产，随时监控到权利的权属状态、使用状态、效果反馈甚至侵权预警等，让版权资产真正成为可控、可用和可兑现的资源。”刘冬说。
“一些出版社用样书管理取代版权管理，认为样书价值就是版权资产价值，但我认为，称之为纸张的价值更为合适。其实，出版社的版权管理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对自己的版权资产是什么、有多少，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刘冬说。
此外，数字出版时代对版权来说也是一种碎片化时代，版权不再是一次性或一揽子授权，需要被拆分成一个个细小的权利进行管理，这也对出版社的版权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对此，人民交通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姜占峰认为，版权资产相关的业务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和需求有待挖掘。出版社虽然开始重视版权资产管理，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专业人才，导致很多出版社在版权资产管理方面非常吃力。
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一轮IP热潮中，不少出版机构已经开始主动出手，纷纷成立影视公司，通过投资、参与制作等方式以期在影视行业有所斩获，如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旗下北京华影文轩公司参与制作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首日收视率高达2.88，创主旋律题材电视剧收视新高；由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旗下影视公司参与制作的《左耳》，票房收益突破4亿元。
但是，在图书IP拥有权方面，作者才是IP的所有者，出版机构并无主导权。正如《滚蛋吧！肿瘤君》一书，其早在作者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协议时，就与电影制作公司签订了电影版权。在电影运作上，出版社只是配合电影做了相应的营销工作。随后，由于电影的火爆，出版社又与影视方合作，出版了《滚蛋吧！肿瘤君》电影版纪念珍藏套装，该套装首印5万册，甫一上市便销售一空，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图书改编成影视、动漫、游戏、话剧、玩具等是当下常见的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出版集团纷纷涉足影视、游戏等相关领域的原因。因此，对于体量庞大的出版集团来说，图书产品的IP开发，不失为一种发展举措；对于有一定实力的单体出版机构来说，可以通过与影视、游戏公司强强联合，深度开发优质图书IP的方式，将图书产品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来源 ：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