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或一些业内外人士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出版物存在高库存的风险。其中有两个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个例子是某位业内知名的企业家认为“当前出版业发展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高库存的羁绊，甚至是风险”。他还举例说：“2014年全国纯销售为777.99亿元，库存则为1010亿元，早已形成倒挂之势。当库存与市场不对称的时候，就存在巨大风险。”第二个例子是某中央媒体记者认为，“出版业严重‘亚健康’”“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额从2005年的403.95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653.59亿元，而年末库存则从482.92亿元飞涨到804.05亿元。6年时间，两者的剪刀差从近79亿元增长至150亿元——库存跑赢了销售，更多图书只能在仓库中蒙尘”。
对此，结合相关数据，谈一下我对目前库存问题的看法。
驳谬论 库存并没有跑过销售
※2014年的纯销售额与2014年当年的库存之比为777.99亿元：45.71亿元，约等于17：1。显然，并不像其所说的“早已形成倒挂之势”。
※2011年的纯销售额与2011年当年的库存之比为653.59亿元：66.25亿元，约等于10：1，并没有“库存跑赢了销售”。
前面两个例子乍一看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仔细一琢磨却发现存在着概念的混淆和计算的错误。
先看第一个例子。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编写的《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手册(2015年)》，2014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为777.99亿元，年末出版物库存为1010.11亿元。但请注意，这里所指的库存为历年来所累积的、截至2014年年末的库存额，而不是2014年当年的库存额。2014年当年的库存额应是2014年年末的库存与2013年年末的库存额之差。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编写的《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手册(2014年)》，2013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年末出版物库存为964.40亿元。2014年年末的库存额与2013年年末的库存之差应为45.71亿元，而777.99亿元为2014年当年的纯销售额。因此，2014年的纯销售额与2014年当年的库存之比为777.99亿元：45.71亿元，约等于17：1。显然，并不像其所说的“早已形成倒挂之势”。
再看第二个例子。该记者用2005年年末的累积库存额482.92亿元减去2005年的纯销售额403.95亿元得出79亿元，用2011年年末的累积库存额804.05亿元减去2011年的纯销售额653.59亿元得出150亿元，就此得出“6年时间，两者的剪刀差从近79亿元增长至150亿元——库存跑赢了销售，更多图书只能在仓库中蒙尘”的结论。这种算法明显存在错误，结论也就相应地缺乏了依据。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也应该是用当年的纯销售额与当年的库存来对比。根据原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编写的《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手册(2005年)》和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司《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手册(2011年)》，2004年和2010年年末的累积库存额分别为449.13亿元和737.80亿元。那么，2005年和2011年当年库存额应分别为2005年年末累积库存与2004年年末累积库存之差33.61亿元和2011年年末累计库存与2010年年末累计库存之差66.25亿元。2005年的纯销售额与2005年当年的库存之比为403.95亿元：33.61亿元，约等于12：1，2011年的纯销售额与2011年当年的库存之比为653.59亿元：66.25亿元，约等于10：1，并没有“库存跑赢了销售”。
根据2011-2015年5年间的《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手册》有关数据得出，“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系统出版物库存数量年均增长率为5.2%，金额年均增长率为8.0%(详见下表)。虽然，这些年出版物库存一直在走高，但没有上述人士所说的那么“玄乎”。
探究竟 内外因导致库存走高
※从客观上看，从“书荒”变成为“书海”，出现了出版物库存逐年累积攀高的状况。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出版物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
※从主观上看，由于生产者市场意识不强、创新能力差，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盲目跟风、投机取巧，可以说是制造了废品。
※出版物库存金额的增加还与图书定价节节攀高有关。
库存走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
从客观上看，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出版业处于典型的短缺经济形态，表现为需求旺盛，但供给严重不足，出版物供不应求。经过近40年快速发展，特别是出版体制改革以来，出版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出版物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不管是品种还是印数都大幅度增长。譬如，1978年我国出版图书只有1.5万种，总印数37.7亿册(张)，总印张135.4亿印张，而到了2015年我国出版图书47.6万种，较1978年增长3073.3%;总印数86.6亿册(张)，增长129.7%;总印张743.2亿印张，增长448.9%。而具有支付能力的出版需求虽也在快速增长，但增长幅度明显小于供给的增长速度，导致出版物从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从“书荒”变成为“书海”，出现了出版物库存逐年累积攀高的状况。
其实这种库存走高、出版物过剩的现象不仅仅出现于出版业，几乎所有行业都有类似的情况。计划经济年代是统购统销，一般不会出现产品过剩，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没有政府干预，绝大多数产业最终都会走向过剩。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在其政治经济学中进行过充分阐述，认为资本趋利的特性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资本的渗透，资本大量聚集就会引发产品的过剩。
造成库存量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出版物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由于现阶段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占有的比例较高，而居民收入所占的比例较低，在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不大，造成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制约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抑制了市场需求的有效增长。同时，在支配所拥有的国民收入时，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得居民生活有后顾之忧，抑制了原本就增长很缓慢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居民获得的有限收入，也大多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开支，购买文化产品和享用文化服务的支出费用可想而知。前不久，《人民日报》所做的“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倾向调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居民出版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
从主观上看，现阶段我国出版物存在过剩，本质上是低水平的过剩，除市场机制作用外，还源于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响。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出版物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无效供给。2015年我国出版新版图书26.1万种，平均每天约出版新书715种之多。这些中的大多为导向正确、读者欢迎的图书，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但也有些图书，由于生产者市场意识不强、创新能力差，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盲目跟风、投机取巧，可以说是制造了废品。因此，它们只能陈于架上，乏人问津，被退货入库。
还应看到，出版物库存金额的增加还与图书定价节节攀高有关。根据上表的数据，“十二五”期间，我国出版物库存金额年均增长率为8.0%，数量年均增长率为5.2%。库存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库存数量年均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即使年末库存数量没有增加，而库存金额照样连年增加。同时，库存作为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若报废还可能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即使报废也将缴纳一笔税款。这些也是多年来库存只涨不落的原因。
想对策 消化库存需多管齐下
※避免盲目地追求品种和数量，加强出版物的有效供给。
※做好宣传和发行工作，强化出版物的有效传播。
※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引导居民出版消费。
对于出版物库存累积攀高的状况既不必诚惶诚恐，又要认真对待。
首先，要避免盲目地追求品种和数量，加强出版物的有效供给。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社会文化生活也是复杂的，组成社会的人是多种多样的，其社会地位、社会经历、文化素质和民族习惯、年龄、性格、职业、爱好都不尽相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社会属性的多样化，决定了人们文化消费的多层次性。这就要求出版物的创作者、生产者和提供者把读者喜欢不喜欢、读者认可不认可、读者阅读不阅读作为创作、生产和服务的追求，提供导向正确、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努力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年龄读者的阅读需求。
其次，要做好宣传和发行工作，强化出版物的有效传播。传播是必要前提，只有经过传播，出版物才能成为现实的精神财富，为读者所阅读与消费。近些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等移动端购书成为新的趋势，使出版物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2015年年末，京东发布一组数据：在京东图书业务当中，PC端订单占37.1%，手机APP端、微信、手机QQ端订单已占到62.9%。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有出版发行单位也开始借助微信平台，探索图书发行的新模式，如青岛出版集团开发的“微书城”，不少新华书店打造的“智慧书城”等，都通过完善信息推送、移动支付、在线互动等功能，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大大增强了出版物的传播力。
再次，要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引导居民出版消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公众受教育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居民对出版物的需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加旺盛;对出版物内容和表现形式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愿望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高涨;对实现和维护自身文化权益的意识不是淡漠了，而是更加强烈。为此，在“十三五”期间要把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引导居民出版消费摆在重要位置，充分运用舆论宣传手段，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