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898年，最初名为南洋公学译书院，以“为成材之助、周知四国之为”为使命。当时，由严复先生翻译、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一手主导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当时名为《原富》），就是由南洋公学译书院首次全本出齐的。可见，上海交大社在110年前就已有了国际合作的基因。
百余年后，2014年11月，上海交大社的一本主题图书——《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简称《平易近人》）正式出版，两年多重印10余次，发行超过50万册，并承载着中国领导人的治国方略走出国门， 除了中文版、军事卷两个版本外，已输出英语、日语、韩语、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等5个语种，马其顿语版也正在计划中。英语是国际通行语言，日本、韩国是重要的周边国家，阿尔巴尼亚、阿拉伯、马其顿则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和地区。
多语种出版，打造一个小IP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讲话中经常使用形象比喻、俗文俚语和诗文，用老百姓的语言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成为他的一大特色。由于上海交大社没有编辑出版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优先权，又考虑到语言学、马克思主义都是我社的优势板块，因此，我们转而从语言角度出发，策划出版了《平易近人》，上市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对于这样一本好书，上海交大社国际合作部自然不会放过。我们采用“借船出海”的模式，与外文出版社（简称“外文社”）通力合作，联合出版了《平易近人》英文版，并于2016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中联合举办了英文版首发式。
韩文版是由韩国出版社主动提出合作意向的。合作过程中，我们要求韩方将译稿发回审阅，还特地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仔细审读。由于韩方想要赶在其他出版社相关图书上市前推出此书，多次向我们催稿。可见，韩国出版界对于反映当代中国时势的图书有很大的内在需求。日文版则是上海交大社和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合作出版的。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多年来深耕日本出版市场，并进入了日本发行主渠道，在海外建设方面成绩显著。与外方出版机构相比，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在出版导向等问题的沟通上，基本能做到无缝对接。阿尔巴尼亚语版是由阿尔巴尼亚凡诺尔出版社出版的。
自从《平易近人》推出英文版后，许多国家的出版商都和我们联络。比如黎巴嫩的阿拉伯科学出版社，正在和我们接洽阿拉伯语版；马其顿的Kultura出版社，正在和我们接洽马其顿语版。我们也给自己订了个“小目标”——把“平易近人”四个字打造成一个小小的IP。
及时调整战略，抓住外交新机遇
上海交大社的“走出去”工作，主要依靠“三驾马车”。第一，主题出版“走出去”，向世界说明中国。除了《平易近人》外，上海交大社还推动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整理出版东京审判核心文献和研究丛书，迄今已出版庭审记录83卷、证据文献53卷、讯问记录73卷、庭审记录中国部分汉译本12卷、研究丛书13卷。其中，《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英文版输出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入选剑桥中国文库（Cambridge China Library），还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简称“总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支持。另外，其中还有两项版权输出给了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此外，《犹太人在中国丛书》也已出版了中文、英语、德语、希伯来语等四个语种，其他版权输出工作仍在进行中。
第二，学术出版“走出去”，做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主业，凡是社内的重大学术出版项目，我们基本都实现了版权输出，包括向爱思唯尔输出《钱学森文集》、向De Gruyter输出《光物理研究前沿》（全8卷）、向劳特里奇输出《当代语言学研究文库》、向施普林格输出《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转化医学出版工程》等。输出对象基本涵盖了欧美的大型学术出版商。
第三，“一圈两带”成为“走出去”新亮点。过去，我们的版权输出对象以欧美大型、主流出版机构为主，用三个字来说就是“高、大、上”；后来认真学习领会相关政策精神后，逐渐理解了“一带一路”和周边国家在国家外交布局上的重要意义，将战略调整为欧美国家和“一圈两带”国家并重，拓宽了版权输出的地域和语种范围。
关注政策动态，提升“走出去”效率
总结《平易近人》版权输出以及上海交大社“走出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抓住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机遇，紧紧依靠总局的指导。其一，在政策方面，总局领导的重要讲话和“十三五”规划等包含了未来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要认真学习。其二，在项目资助方面，一家出版社在国外市场单打独斗、自负盈亏，往往困难较大。近几年来，上海交大社多个项目获得总局“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工程的支持，包括总局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作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其三，在平台支持方面，要利用好国际书展，特别是主宾国活动。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活动期间，我社举办了江泽民学术著作英文版首发活动；伦敦书展主宾国活动期间，我们举办了《钱学森文集》首发式；美国书展主宾国活动期间，我们举办了《东京审判证据文献集成》首发仪式。
其次，出版社领导要重视“走出去”工作。社领导要把“走出去”纳入出版社发展的总体布局。近年来，上海交大社确立了四大主战略，即“专业规模化、产品经营化、平台国际化、业态数字化”。出版社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走出去”，要发自内心地想“走出去”。
一方面，“走出去”可以确立出版社在母体机构中的独特地位。我国很多出版社都属于某一个单位的附属机构，获得上级单位的支持，是出版社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能够获得多少支持，要看出版社能够在上级单位发展中发挥多大作用。不幸的是，出版往往并不属于上级单位的主业范畴；幸运的是，在很多时候，“走出去”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将出版业务纳入上级单位的总体工作布局。以大学出版社为例，国际化是国内外众多大学的核心战略和发展目标之一，也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高等教育界的热点。除了师资、学生、课程、研发、校区等，通过国际一流学术出版商输出学术著作，将优秀的学术成果传播到国际学术界，是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工作在学校整体规划中能够扮演的特殊角色。
另一方面，“走出去”可以帮助提升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来讲，能“走出去”的图书，在策划水平、内容质量、表述方式等方面总是技高一筹。不断推动“走出去”，年年增加“走出去”的品种，更多地向国际顶尖的出版商输出版权，可以促进国内出版社动员更多编辑力量、策划更有影响的选题、寻找高水平的作者和内容、斟酌更通用的话语体系。也就是可以倒逼出版社提升选题水平、多出精品。
从出版社整体层面来看，相比“引进来”，“走出去”使出版社有更多机会跟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碰撞，学习他们对数字化等新趋势的研判，以及国际先进的出版产业运作方式。
再次，要建立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从2008年起，上海交大社就专门设立了国际合作部，目前有6名专职工作人员，均为“海归”人才，按照输出地域、图书品种、引进或输出等进行分工。出版社对其按照“走出去”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考核。
另外，版权输出还有三点注意事项：第一，要注重合作伙伴的选择。国外出版商，打交道最直接；国内出版商（含国外分支机构），政治上最可靠；版权代理公司，最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特别是主题图书，合作伙伴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对合作一定要重视，办事效率一定要高。同时，还要找对合适层级的人。外商的版权经理并不负责对接中国出版“走出去”；策划编辑的诉求是寻找好的选题，但需要符合对方既有的运营框架和流程；最后，就是老板，编辑有的是盈利压力，老板则有支出推广预算的权限，可以打破框架、改造流程。
第二，翻译问题至关重要。曲解了原意就背离了“走出去”的初衷。直接由海外合作方进行编辑加工，既有好处，也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比如，我社《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中的“改革开放”，中央编译局翻译为“reform and opening up”，爱思唯尔的编辑改成了“reform and liberalization”，出现了原则性错误，需要我们及时纠正。
第三，“走出去”要靠源源不断的优秀选题来支撑。例如，在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中，上海交大社共有17个项目入选，大多由社领导领衔，社内骨干力量策划编辑，为我们“走出去”提供了核心的内容支撑。
（来源 ：出版商务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