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诺曼底1944 » 试读内容

诺曼底1944

作者:(美)斯蒂芬•E. 阿姆布鲁斯 更新时间:2015-04-17
诺曼底1944 连载
 
 
 
 
   
 
 
 
鸣谢…………1
序……………1
 
第一章    防御者…………2
希特勒的预言/2
困扰德国人的只有两个字“短缺”/5
还是“短缺”——“人”的短缺/8
大西洋壁垒/11
 
第二章    进攻者…………16
盟军的困扰/16
用什么登陆,这是个问题/20
盟军应当感谢的商人/22
只有新兵不怕死/26
关于德军的偏见/30
围绕战争的奇思妙想/32
在看不见的战场上/33
协同!/36
 
第三章    指挥官…………38
天生的军人:艾森豪威尔与隆美尔/38
领导方法不是艺术,而是一项技术/41
让精于进攻的人去做防守的事/44
两位将军的细节/48
关于“效率”的诠释/50
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结局/51
 
第四章    何时何地…………54
登陆场的选择/54
搜集沙滩样本/56
登陆方案的确定/59
这是一次“奇袭”/61
瞒天过海——刚毅行动/61
保密,这是个问题/67
德国人识破了“骗局”?/68
登陆时间的确立/72
 
第五章    利用资源…………76
对伞兵的使用存在分歧/76
空袭结果令人满意/84
法国抵抗运动/86
乌龟计划/90
 
第六章    计划与准备…………95
这次行动是按胜利策划的/95
隆美尔没有闲着/97
登陆前的推演/108
不是所有人都满怀信心/114
丘吉尔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118
 
第七章    训练…………122
勇气、耐心与信心/122
没有人在乎30美元,但讨厌那30天/124
接近实战的演习/128
预计伤亡30% /132
宁愿上战场也不愿无休止地训练/134
来自各国的士兵组织在一起/139
种族歧视的存在/141
德国士兵并不害怕成为战俘/143
 
第八章    集结与战斗部署…………147
大迁移/147
没有尽头的时间/148
不可思议的事/160
 
第九章    装载…………164
雄心战胜恐惧/164
5333 /166
登陆舰上的时光/170
伞兵整装待发/172
我们将于星期一欢迎他们/174
 
第十章    决定进攻…………180
部队不能有任何疑虑/180
指挥官的忧虑/181
起航/183
任务推迟/185
好吧,我们进攻/190
空降兵准备/195
 
第十一章    突破大西洋壁垒…………202
空降师进入诺曼底/202
飞行员别无选择/205
防空火力网/207
活着着地就是奇迹/210
我们到底在哪儿?/214
混乱,由于通讯瘫痪/225
滑翔机部队伤亡惨重/228
总结教训/232
 
第十二章    “让我们消灭那些杂种”…………236
空降兵夜袭/236
计划与现实/238
炸桥(一)/242
炸桥(二)/245
攻占水闸/246
尽快聚拢/249
 
   
 
 
福里斯特·波格博士搜集D日官兵口述历史的工作始于1944年6月6日。他是一位有历史博士学位的中士,在陆军军史处的S.L.A.马歇尔历史学家小组工作。乔治·C.马歇尔将军让他负责搜集各级军人的材料,编写官方的“二战”历史。该小组最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一书,因书籍的封面是绿色的,被人们称之为“绿皮书”。这是一套多卷本的丛书,以精确详尽闻名于世。1954年,波格博士出版了这套二战“欧洲战区”(ETO)丛书中的倒数第二本《最高统帅部》,其素材来源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颁发的各种文件,以及波格对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及他们部下要员的采访。《最高统帅部》是一部名不虚传的杰作,但它仍然是官方的记述。
然而在D日那天,波格博士忙碌于指挥系统的另一端。他在奥马哈海滩附近一艘用作医院的坦克登陆舰上采访负伤的官兵,了解他们那天早晨的经历。这在口述历史上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后来,波格博士成为口述历史协会创始人之一。
自从我开始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工作,担任他的战报编辑时起,波格博士就一直是我的楷模、指导者和激励我前进的人。他对我的生活,以及对这本书之重要,远远超过了他的出版物,包括他经典的四卷本《马歇尔将军传》。三十年来,他一直超乎寻常地奉献着自己的时间与智慧。在历史会议上,在八次奔赴诺曼底及其他欧洲战场的长途旅行中,他通过信函和电话,用不胜枚举的方法给我传授经验,给我各种鼓励。
许许多多年轻年长的“二战”历史学家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对波格博士都感激至深,他培育了整整一代历史学家。他对自己时间及知识的慷慨远远超过了应尽的职责。看到他在会议上被那些渴望聆听他的话语、渴望向他学习的年轻历史学家及研究生团团围住,犹如在看一个伟人正在做着伟大的奉献。我们中间没有人能够报答他,也没有人能够充分表达我们的感激。他触及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职业中更为出色。他是第一位,也是最优秀的一位D日历史学家。他允许我将此书敬献给他,让我充满自豪与喜悦。
我对D日的兴趣,最初来自于波格博士的作品。1959年,我读科尼利厄斯·瑞安所写的《最长的一日》时,这一兴趣又得到进一步的激发。我始终认为,这是对这场战役一个极好的描述。尽管对于1944年6月6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与瑞安在认识上有些不同,但我依然对他的优秀作品表示感谢。
本书绝大部分取材于过去11年来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中心从D日的军人那里搜集的口述及文字历史。该中心现有1380份个人经历的记述,这是目前对一场战役最详尽的以第一人称所写亲历战斗的回忆录集。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直接援引每一份口述历史或书面回忆录,但所有记述都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供稿人按字母表顺序排列在附录一中(编注:由于篇幅所限,中文译本中,我们删去了原有的“附录一”,敬请读者原谅),我对他们每一位都表示由衷的感谢。
伦敦的拉塞尔·米勒对D日的英国老兵进行了广泛的采访,艾森豪威尔中心的学生工作人员将他的一些录音材料整理成文字,他慷慨地允许我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文字。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也提供了职员们多年来采访的录音带,这些录音已由艾森豪威尔中心整理成文字。安德烈·海因茨多年采访卡尔瓦多斯沿岸的居民,这些访谈资料如今收藏在卡昂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博物馆,他欣然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资料。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军营的美国陆军军事研究所允许我使用它所收藏的由福里斯特·波格、肯·赫克勒和另一些人所作的大量采访资料,以及它所拥有的大量手稿。
菲尔·贾特拉斯当年是一名在圣梅尔埃格利斯着陆并驻守的美国伞兵,现任该地区降落伞博物馆馆长。他也从美国退伍军人以及圣梅尔埃格利斯的居民那里搜集口述历史。他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资料捐献给艾森豪威尔中心,并允许我写这本书时使用。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罗恩·德雷兹上尉1968年是溪山地区的步枪连连长,现在担任艾森豪威尔中心副主任。近十年来,他一直不间断地在新奥尔良和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联欢会上对个人与团体进行采访。由于他本人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他与D日老兵建立了极为融洽的关系。面对他,他们愿意回忆并讲述过去,这是别人很难做到的。他对此书的贡献无可估量。京特·比朔夫博士是澳大利亚人,现任中心副主任。他父亲曾是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士兵,最后被美军俘获至美国。他一直在采访德国退伍军人,他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有德雷兹和比朔夫作为小组成员,对中心而言是十分荣幸的事。
凯西·琼斯女士是艾森豪威尔中心的秘书,没有她,我们的工作全都无法进行。她为我们处理信函,存放书籍,安排日程,进行预约,主持年会,指导学生工作人员把录音转写成文字,整理口述历史与回忆录集,接触退伍军人,抚慰受损的自尊心,她大体上担任着我们的参谋长角色。她对自己工作的奉献精神和使我们众多工作保持良好运转的能力堪称楷模。她在做这些和更多的工作时,从未发过脾气,也从不失幽默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把比特尔·史密斯称为“完美的参谋长”,我们也如此称呼凯西·琼斯。
艾森豪威尔中心的秘书卡罗琳·史密斯夫人,以及学生工作者马里萨·阿梅德、玛丽亚·安达拉·罗曼、特蕾西·赫南德兹、杰里·布兰德、斯科特·皮布尔斯、佩吉·伊赫姆、乔根·舒克拉和埃琳娜·玛丽娜,研究生杰里·斯特拉恩、奥尔加·伊万诺娃和冈瑟·布鲁,以及志愿者詹姆斯·莫利斯上校、马克·斯旺戈、尤南斯特准尉、约翰·丹尼尔、乔·弗林、约翰·尼斯科奇、乔·莫利森、斯蒂芬尼·阿姆布鲁斯·塔布斯和伊迪·阿姆布鲁斯,都只是领取些微补贴或根本没有报酬,但他们加班加点,坚持工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艾森豪威尔中心,就不会有口述历史集。把录音转写为文字的人在处理美国退伍军人描述的法国村庄名称时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他们坚持不懈并取得成功。我对他们极为感激。
艾森豪威尔中心将继续向D日官兵以及所有军种与国家的幸存者搜集口述历史资料、文字的回忆录以及各种器物和战时信件,我们鼓励所有的退伍军人给我们写信,寄往路易斯安那州70148信箱新奥尔良市新奥尔良大学,以便协助我们记录这段历史。
1979年,我最亲密的朋友戈登·米勒博士劝说我带队进行了一个战地重游活动,“沿着艾克的足迹从D日走向莱茵河”。新奥尔良的彼得·麦克莱思有限公司的彼得·麦克莱恩先生组织了这一旅游,伦敦的理查德·萨拉曼先生担任导游。这对我是一次重要经历,主要因为有二十多个D日的老兵参加了这次旅游(从将级军官到二等兵),他们在现场给我讲述了D日的经历。这种旅游我们进行了八次。麦克莱恩和萨拉曼都是非常容易合作的人,也是我的亲密朋友,他们对我认识和了解D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对我帮助极大的还有一些学者、作家、文献汇编人、退伍军人,因为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并为自己的事业自豪。
艾丽斯·梅休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她是西蒙舒斯特公司的职员;还有伊丽莎白·斯坦,一如既往出色地完成了出版任务;我的代理人约翰·韦尔也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我的妻子莫伊拉在这个事业上一直是我的伙伴,她横跨大西洋来回飞行,还参加美国的退伍军人联欢会,几百名老兵都说她有一种奇妙的方法与他们沟通。她让他们感到轻松自如,她和他们一起欢乐,为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着迷。她以女性的温柔和敏感,对我们的饮食、会议、战地旅行和乘坐飞机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此外,对于我所有的作品来说,她是我第一位同时也是最不可或缺的读者。她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的贡献无可估量,她对于我犹如生命一样宝贵。
 
正如我在前面几段文字中力图表明的,这本书主要是团队努力的结晶。我想艾森豪威尔将军会赞同这一点,从他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的那一时刻起,直至纳粹德国投降,他一直强调协同工作。作为多国多军种的远征军在欧洲的领导者,在他所有杰出的特点中,坚持协同工作成为胜利的关键。
艾森豪威尔将军喜欢谈及被唤醒的民主国家的愤怒。正是在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以及在后来的战役中,西方民主国家让自己的愤怒表露出来。这一伟大而崇高事业的成功,是民主对极权主义的胜利。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他想让民主留存于未来所有的时代。我也这样想。这本书是对民主的热情歌颂,它能为这一伟大的目标做出贡献,是我最真切的愿望。
新奥尔良大学
艾森豪威尔中心主任
斯蒂芬·E.阿姆布鲁斯
 
 

 
1944年6月6日0时16分,霍萨滑翔机在卡昂运河边紧急着陆,离运河上的平转桥大约有50米。登·布拉泽里奇中尉从机内出来,率领着英国第6空降师牛津-白金汉郡轻步兵团D连1排的28个人。他拉住带队的杰克·比尔·贝利中士,在他耳旁说:“让你的人前进。”
贝利带着他的小队出发,准备把手榴弹投进大桥旁边的机枪掩体。布拉泽里奇中尉把剩下的人召集在一起,轻声说:“小伙子们,跟上。”然后朝大桥飞奔而去。守卫大桥的德国兵有50名左右,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场等待已久的进攻已经开始。
布拉泽里奇率领士兵快步跑上河堤冲上大桥。桥上有两名德军哨兵,其中一个是17岁的二等兵赫尔穆特·罗默,他看到这21名英国伞兵朝他扑来。却不知这些人来自哪里。只见他们腰上挎着武器,随时准备开火。罗默转身往回跑,经过另一个哨兵时高喊“伞兵”!那个哨兵拔出枪只发射了一颗信号弹,布拉泽里奇却从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里射出了整整一梭子32发子弹。
这是17.5万英国、美国、加拿大、  自由法国、波兰、挪威和其他国家的盟国远征军打响的第一枪,24小时后,诺曼底进攻开始。被击毙的哨兵,成为第一个为保卫希特勒的欧洲堡垒而死去的德国人。
 
军官学校学员训练队
 
布拉泽里奇26岁,为这一时刻,两年来他一直接受着训练,仅为奇袭夺取大桥,他就训练了6个月之久。他由士兵逐级晋升,1942年,他的连长约翰·霍华德少校将他推荐到军官学校学员训练队。他的排级同事都是大学毕业生,很有优越感,他作为军官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儿不自在,因为他们认为,“你要知道,他和我们不是一伙的。”
布拉泽里奇踢足球,不打板球。他是一流的运动员,水平很高,以至于有人预言,这场战争结束后他会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与人相处很融洽,对英美士兵间的隔阂没有丝毫感觉。
布拉泽里奇总是在夜里走进营房,坐在他的勤务兵比利·格雷的床上,和小伙子们大谈足球。他喜欢一边谈话一边擦靴子,二等兵沃利·帕尔从没见过英国中尉自己擦靴子而勤务兵却仰靠在床上聊着曼彻斯特联队和西汉姆联队以及其他足球队。
布拉泽里奇又瘦又高,面带笑容,很讨人喜欢,他的军官同事也对他很有好感。大家都很羡慕他,他办事公平,尽职尽责,进取心强,学习东西很快,是连里各种武器的专家,既是称职的教员又是聪敏的学生,还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当霍华德少校选择他担任1排排长时,其他中尉一致认为他是率领第一批部队在登陆日(即D日)投入战斗的最佳人选。他同英国军队中其他下级军官一样出色,是国家培养的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为祖国自由而战的优秀军人。
在这场斗争中,与其说他冒了最大的风险,不如说他冒了最多的风险,他是D连仅有的几个已婚的人之一,妻子玛格丽特正怀有八个月身孕。在飞越英吉利海峡上空时,他还想到了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前程。
 
罗默的高喊、信号弹的爆炸声和布拉泽里奇斯特恩式轻机枪声交织在一起,大桥两边德军机枪掩体和狭长战壕中的人员进入全面戒备状态,他们的MG-34机关枪、来复枪和卡宾枪开始射击。
布拉泽里奇冲在前面,他的士兵紧随其后,用挎在腰上的枪猛烈开火。几乎就要越过大桥时,布拉泽里奇从弹药袋中拔出一枚手榴弹,向右边的机枪掩体投去。这时,一颗子弹射入他颈部,他向前扑倒下去。士兵们从他身边跑过,后面紧跟着从另外两架滑翔机上下来的其他两个排。D连的士兵瞬间肃清了机枪发射点和狭长战壕。到0时21分,大桥守军不是被击毙,就是已逃跑。
帕尔去找布拉泽里奇,按预定计划排长应该在大桥旁边的咖啡馆设立指挥所。帕尔问另一名二等兵:“丹尼在哪儿?”士兵们在背后喜欢用“丹尼”称呼布拉泽里奇。
“丹尼在哪儿?”帕尔又问。这个二等兵不清楚。帕尔跑到咖啡馆前面,发现布拉泽里奇躺在咖啡馆对面的马路上。他睁着双眼,嘴唇微微地翕动。帕尔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帕尔想,太不值得了!我们为完成这一任务训练了那么多年,仅仅几秒钟时间,他就躺在了那里。
担架兵抬着布拉泽里奇返回大桥边的救护所,连队医生约翰·沃恩看到受伤的中尉“仰面躺着,望着星星,表情极为惊奇,仅仅是惊奇”。沃恩给他注射了吗啡,并包扎他颈部中间的子弹孔。急救还未实施完毕,布拉泽里奇就死去了。他是第一个在D日被敌军火力打死的盟军士兵。
罗伯特·梅森·马赛厄斯中尉是美军82空降师508伞兵步兵团E连2排排长。1944年6月5日午夜,他乘坐一架C-47达科他运输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朝诺曼底的科唐坦半岛飞行。两小时后,即6日凌晨,这架飞机抵达法国上空,德军高射炮火向它猛烈射击。2时27分,马赛厄斯中尉看到敞开的舱门上方红灯亮起来,这是准备空降的信号。
“起立挂钩!”马赛厄斯中尉把自己的降落伞夹挂到舱顶中央的固定线上,同时朝身后的16个人高喊。他朝敞开的舱门走去,等待飞行员确认到达空降地区上方并打开绿灯,他就立即跳出。
地面的德军朝82和101空降师的822  架达科他运输机群猛烈开火。Flakvieling-38型20毫米四联装高炮射出漫天的爆炸声,红绿黄蓝白色机关枪曳光弹划破夜空。这幅景象令人惊叹不已,几乎每一位伞兵都认为,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壮观的独立纪念日焰火。同时,它又那样让人感到恐惧,每一个可见的曳光弹,都伴随着五颗看不见弹道的子弹。子弹噼噼啪啪撞击着机翼,听上去犹如在用马口铁罐摇晃石子。这些飞机在不到1000英尺的高度飞行,时速慢于120英里,极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马赛厄斯中尉向外望去,看到炮火非常密集。或许由于曳光弹,圣梅尔埃格利斯村边一个干草仓被燃着,火光冲天,照亮了地平线。飞行员徒劳地企图避开高射炮火,飞机左右摇摆。马赛厄斯后面的人大声喊道“我们走。”“看在上帝份上,我们走。”“跳,该死,跳吧。”
机枪子弹穿过机身钻上来,士兵们本能地把手护在裆部。他们曾做过十几次以上的跳伞练习,但他们从未想过会如此急切地要跳出飞机。
马赛厄斯双手扶着舱门外沿,准备在绿灯亮时扑入夜空。就在此刻,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炽热的弹片穿过备用伞,钻进他的胸口,他跌倒在地。他使出全身力气拼命站起来,这时绿灯亮了。
马赛厄斯28岁,比508伞兵团里其他中尉大五岁左右,但看上去不像。微红的金发和爱尔兰人的雀斑,让他有一副孩子气的外表。他又高又瘦,身高6.1英尺,体重175磅。他非常结实,浑身骨骼清晰,满是肌肉。他如此强壮,即使遭到能击倒一头牛的重拳,他也几乎会在瞬间恢复。此时他又站起来,守在舱门口刚才的位置。
 
士兵们相信,马赛厄斯会做出这样的勇敢行为。他深受全排士兵和军官们的喜欢,两年来,他一直让自己和全排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大家都知道他绝对公正,全心奉献。他是团里最棒的拳击手,行军中表现也最为优秀。在一次排里组织的25英里行军竞赛途中,大家都竭尽全力,只有一名士兵疲惫不堪。马赛厄斯将他扶起来,背着他走完最后3/4英里的路程。
他的一个二等兵哈罗德·卡瓦诺说,他检查信件时,“相当认真,真遇到涉及机密的问题,他才会看写信者的姓名。他总是亲自将信件拿给写信的人,解释为什么不得不删除某些部分。按要求改正之后,这封信件才能发出。士兵们总是用很少的时间,就学会了像军人那样写信。”
马赛厄斯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坚持经常做弥撒,并尽最大努力为士兵们做礼拜提供方便。他从不骂人,他的连长说:“他能够超越自己,与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人一比高低,然而你永远不会听到他用‘见鬼’或‘该死’这类字眼儿。”
2排的人有问题时,马赛厄斯能够觉察出来。他会慎重地提出忠告,但从不强加于人。一名二等兵回忆说:“他非常体谅别人,但是从不降低标准。个别时候我们让他失望,他似乎深受伤害,但从来不发脾气。”
他让自己为这场战斗做好了全面准备。他是学军事历史的,但掌握了步枪连的每一种武器与技能,并研究了德军的武器、组织和战术。他德语学得非常好,能流利地讲话;法语也不错,可以问路。他教士兵们德语命令和法语短语。卡瓦诺评论说,担心德军会使用毒气,马赛厄斯还进行了起疱毒气、催泪毒气、催喷嚏毒气等等的防范教育。“他那些课非常有益。虽然这些知识没派上用场,但是说明他没有忽略有关战争的任何细节。”
508团指挥官罗伊·E.林奎斯特上校说,马赛厄斯“或者会获得荣誉勋章,或者会成为508团第一个在战斗中阵亡的人”。
6月5日傍晚,508团在机场整装待发,马赛厄斯已和排里每一个人握过手。他们排分乘两架飞机,二等兵卡瓦诺在另一组,他回忆说:“这个好人表现出了充分的信心。他和我握手时说,让他们等着瞧吧,对不对,爱尔兰人?”
 
马赛厄斯中尉被炮弹炸伤时,绿灯依然亮着。他有足够的力气从舱门口挪开,让后面的人跳下去。如果他这样做,机组人员会对他急救,或许还会将他及时送回英国施行急救手术。后来,他那组伞兵每个人都确信,马赛厄斯肯定这样想过。
但是相反,马赛厄斯举起右臂,高喊一声:“跟我来!”就飞身跃入夜空。不知是由于开伞的拉扯还是撞到地面,或是他多处受伤流血过多,谁也不知道,半小时后人们找到他,他依然系着降落伞,但已经死去。他是D日第一个在德军炮火中阵亡的美军军官。
 
“霸王计划”,1944年6月进攻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规模大得惊人。一夜一日之间,有17.5万名人员及其装备,包括5万辆从摩托车到坦克到装甲推土机等各种车辆,被运过60~100英里的广阔水域,冲过猛烈的抵抗,登陆到敌方海岸。担任运送和支援任务的是5333艘舰艇以及近1.1万架飞机。他们从英格兰西南部、南部及东海岸而来,仿佛美国的格林贝、拉辛、基诺沙和威斯康星几座城市拔地而起,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一辆汽车和货车,仅在一夜之间就迁移到了密歇根湖东岸。
这场无与伦比的大迁移,集中了持续两年的努力和数百万人的奉献。英国首相温斯顿·S.丘吉尔十分贴切地称其为“历史上最困难且最复杂的战役”。美国生产的登陆艇、战舰、飞机、武器、药品,还有许多其他物品,数字极为巨大。英国和加拿大的数字大略相同。
若没有美国工业的坚强后盾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没有英国、加拿大和其他盟国的贡献,没有所有的计划与准备,没有出色的疑兵之计,没有所有由国家授权的领导,霸王计划不可能成功。但是,霸王计划的最终成败,还要取决于美国、英国及加拿大陆海空三军和海岸警卫队中较少一部分下级军官、军士、二等兵或一等兵。假如伞降和滑翔机运送的士兵们畏缩在灌木树篱之后,或躲进谷仓而不去主动搜索敌人,假如艇长们不将登陆艇开上海岸,而是由于惧怕炮火在过深的海水中放下斜门,假如海滩上的战士只是在海堤后面挖掩体固守,假如军士和下级军官不能带领战士们翻越海堤,并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内陆推进,那么,军事史上最精心策划的进攻——由数量惊人的海军舰炮火力、炸弹和火箭支援的进攻,将会非常简单地失败。
这场进攻的成败,完全落在一批18~28岁的年轻人头上。他们虽然得到了超级的训练、精良的装备和绝妙的支援,但只有为数很少的人参加过战役、打死过人或目睹过同伴被打死。多数人如同布拉泽里奇和马赛厄斯一样,从未听到过残酷的枪声。他们是平民军人,而不是职业军人。
1944年春,一个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那就是一个民主国家,能否培养出可以与纳粹德国训练出来的最优秀士兵进行有力抗争的年轻战士?希特勒确信不能。他知道英军1940年在法国的表现,也了解英军美军1942~1944年在北非和地中海的表现,这些使他没有丝毫的怀疑。除了在数量上接近之外,其他任何方面,纳粹德国的国防军都占上风。希特勒十分确信,极权主义的狂热与惩罚永远会征服民主主义的开明与温和。
如果希特勒看到登·布拉泽里奇和罗伯特·马赛厄斯在D日之初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他或许会三思而行。正是这些战士,这些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虚假的繁荣时期,并在30年代大萧条的严酷现实中长大的年轻人,成为了这本书的主角。作为年轻人,他们所读的文学作品,都是反对战争和愤世嫉俗的题材,把爱国者描绘成涉世未深的人,把逃避兵役的人美化成英雄。他们中谁也不愿意参加任何战争,他们希望自己是在投掷棒球,而不是手榴弹,是在用22口径猎枪向野兔开枪,而不是用M-1型步枪向其他年轻人开枪。然而当考验来临,是为自由而战还是屈服,他们选择了战斗。他们是民主的斗士,他们是D日的勇士,我们的自由,归功于他们。
在了解他们所完成的事业和他们对这一事业的奉献,并赞赏他们的丰功伟绩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关注这一巨大的场景。
 
 
 
 
第一章  防御者
 
 
希特勒的预言
 
1944年初,纳粹德国的根本问题是,它所占领的领土已经超过了它能保卫的范围,但希特勒以征服者的心态,坚持要捍卫每一寸占领的土地。为了实现元首的意志,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依赖于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主要组成部分是征募的外籍兵员、德国的学龄青年和上了年纪的人)以及固定的防御阵地,它还修改了自己的战术学说和武器设计。1940~1941年,闪电部队高度机动,以轻型快速的坦克和艰苦行军的步兵为特色;而在1944年,这支军队则行动缓慢,几乎丧失机动性,其特点表现为重型慢速的坦克和挖壕固守的步兵。
纳粹德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希特勒所为。他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避开消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两年,一直推行闪电战。但1941年秋末,闪电战在俄罗斯大栽跟头,接着,他又犯了许多错误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对美国宣战。而且恰好是在苏联红军于莫斯科外围发起反攻的同一周内!
1942年夏天,纳粹德国试图再次用闪电战攻击红军,不过规模减小了许多,是一个战场一个集团军群,而不是三个战场三个集团军群。一场大雪袭来,闪电战又一次以惨败告终。1943年1月底,近25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1943年6月,纳粹德国国防军在库尔斯克的东线战场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红军彻底粉碎了这次行动,德军伤亡惨重。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希特勒军事打败苏联的幻想破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事业已经无望,他还有很大余地争取东线战场上的时间。不久,英国、苏联和美国结成了一种奇特的联盟。唯有希特勒才有可能将这几国聚合在一起,没有他,这个联盟就会四分五裂。
他的死亡和纳粹德国的彻底失败,无疑会导致这个联盟的解体,但希特勒企盼着在他倒霉之前,解体就发生。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切有可能发生,前提是他有办法让斯大林确信美国和英国是不可信的。斯大林很可能得出结论:红军独自作战,胜利的代价太大。一旦红军返回1941年6月的起点,即占领波兰东部,斯大林或许愿意在纳粹与苏维埃分割东欧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1939年8月到1941年6月,纳粹和苏维埃帝国一直是伙伴关系,它们在双方瓜分东欧的基础上,共同缔结了一个联盟。为回到那种形势之下,希特勒不得不说服斯大林,声称纳粹德国国防军仍然能让红军遭受无法接受的伤亡。为做到这一点,希特勒需要更多的人员和军械;为获得这些东西,他必须抢占西线战场;为完成这一步,他必须把即将到来的登陆赶回海里。
这就是为什么D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1943年11月3日元首第51号指令中,希特勒对此作了极为清楚的解释:“在过去的两年半中,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相当激烈,代价惨重,造成了我们对大量军事资源与力量的极大需求……现在这种状况已得到改变。来自东方的威胁依然存在,而更大一个危险又逼近西方:英国和美国的登陆!在东方,广阔的空间将会作为最后的手段,我们可以丧失哪怕是大面积的领土,以避免遭受致命的打击,使德国失去生存的机会。”
“在西方却不是这样!假如这里的敌人成功地渗透到我们广阔的防线,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将会遭受失去巨大面积领土的后果。”
他的意思是,如果英美1944年进攻成功,将会对德国的工业中心莱茵-鲁尔地区造成直接的威胁。从英格兰东南部到科隆、杜塞尔多夫和埃森,比柏林更近,换句话说,1943年秋天,东方的前线离柏林有2000多公里,而在西方,从前线到莱茵-鲁尔区域的距离是500公里,到柏林是1000公里。假如1944年红军进攻成功,将会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这些地区虽然重要,但对德国的战争能力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而如果英美在1944年进攻成功,将会占领莱茵-鲁尔区域,这些区域对于决定德国的战争能力,必不可少。
因此希特勒断言,决定性的战役将在法国海岸打响:“由于这一原因,我再也不用证明支持其他战区而进一步削弱西线是正确的。为此我决定,加强在西线的防御……”
这彻底改变了1940年秋天制定的政策,放弃了入侵英格兰的“海狮计划”。从那时起,纳粹德国国防军就把自己的精锐部队部署在了法国,同时以日益增长的规模,向西线战场输送兵员与装备。
希特勒在1944年把重心转移到西方的理由,与其说是从军事上考虑,不如说是更实际一些。5月20日,他告诉西线的主要指挥官:“粉碎敌人登陆的企图,比在西线战场做出一个纯粹区域性的决定更重要,它是整个战争的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最终结果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他接着解释说:“一旦敌人失败,就再也不会有入侵的企图。除了损失惨重以外,他们将需要数月才能组织新的进攻。入侵失败,也会给英美军队的士气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一方面,它会阻止罗斯福重新当选,如果他最终被关在某个监狱里,就算他幸运!另一方面,厌战情绪会更加牢固地笼罩住英国,而丘吉尔已年老体衰,他的影响日渐减弱,没有能力实施一项新的入侵计划。”那时,纳粹德国国防军就能够从西方调遣45个师开往东方,“使那里的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战争的全部后果,取决于在西线战斗的每一个人,这也意味着,第三帝国的命运取决于此!”

这是德国唯一的希望。更正确地说,也是希特勒及纳粹的唯一希望。
对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来说,顽抗会带来灾难。假如希特勒的设想实现,1945年夏天,在英格兰稳固驻防的美军空军就会在柏林和其他德国城市投下原子弹。当然在1944年初,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能够研制出这样一颗原子弹。
 
困扰德国人的只有两个字“短缺”
 
希特勒显然是想得太远了,第一位的事情,应该是如何把即将实施的入侵压回海里。这个问题由诸多因素构成,也可以由一个词来概括——短缺。军舰、飞机、兵员、大炮和坦克都短缺。德国的战线拉得太长,情况远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糟。希特勒曾批评德国皇帝卷入一次两个战场的战争,然而1943年底,希特勒打的却是三个战场的战争。在东线战场,他将军队铺开有2000多公里;地中海战场从希腊南部穿越南斯拉夫,然后横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可以说他的军队在防御一条大约3000公里的战线;在西线战场,他要求军队防御6000公里的海岸线,从荷兰一直到比斯开湾的南端。
实际上,还有第四战场——那是在国内。盟军的空中打击,已将纳粹德国空军从法国驱逐出去,迫使它在德国上空战斗来保卫德国的城市。轰炸并没有对德国的战时生产起到决定性的限制,在整个1943年,德国坦克和大炮的产量一直在增加,但不足以弥补损失,纳粹德国空军处于防御的地位。
希特勒憎恨这一点。他心中的每一个念头,德国军事传统的每一个精神,都在高声呼唤采取攻势,而希特勒却不能攻击他的敌人,至少在秘密武器投产之前不能。他不得不采取守势,这对他来说极为痛苦。
这种难以接受的事实让他犯了战略上和技术上重大的错误。
1940年,德国物理学家们告诉他,到1945年,有望研制出原子弹。他命令他们放弃这一项目,理由是到那个时候,战争的输赢已定。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并不是他料事如神,而是因为德国没有生产原子弹的工业和自然资源。由于希特勒的坚决主张,德国科学家转向其他武器的开发,生产出柴油发动机潜水艇、无人驾驶飞机和火箭等攻击型武器;还研制出“复仇武器”,并最终投入使用,不过它们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V-2是世界上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但它不是军事实用武器,只是一种威慑。
1991年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飞毛腿导弹,只是在V-2基础上稍稍改进的产物,与V-2相似的是,它们不够精确,而且只能装填少量的炸药。
希特勒对轰炸伦敦充满激情,对保卫德国城市十分冷漠,这导致他做出一个极其荒谬的、改变历史的错误判断。1943年5月,威利·梅塞施米特教授设计出ME-262型双喷气发动机的战斗机,准备进行批量生产。它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520英里,比盟军最快的飞机时速都快120多英里,还配备有四门30毫米火炮。纳粹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想制造这种飞机,但他必须得到希特勒的批准。希特勒一直为戈林许诺太多而恼火,直到1943年12月,他才真正目睹了262型战斗机的性能展示。希特勒相当满意,不过他向往的是袭击伦敦的轰炸机,而不是保卫德国的战斗机。戈林向他保证,262型经过改进可以装载炸弹。希特勒一听此话欣喜若狂,兴奋地谈论起这种喷气轰炸机将会如何打击伦敦,如何打击准备在法国登陆的盟军。
戈林如往常一样,不知希特勒所云。梅塞施米特无法将战斗机改造成轰炸机,大喷气式飞机对技术的要求太高,所以他对希特勒的指示不加理会。梅塞施米特的工厂开始生产262型战斗机,截至1944年4月,共制造了120架。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让戈林做好准备接受严格的命令,不仅262型不准再作为战斗机生产,而且任何人都不准提及它是战斗机,它将被称为闪电式轰炸机。
接下来的六个月,梅塞施米特大胆尝试,想把战斗机改造为轰炸机,但毫无结果。1944年11月,希特勒授权组建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联队。不过在那个时候,运输系统依然混乱,战斗机飞行员人数大大减少,燃料来源几乎枯竭。纳粹德国空军还没来得及把哪怕是一个象征性的飞行队送上天空,美梦就破灭了。
德国人制造出一千多架ME-262战斗机,但只是在战争的最后六个星期里,他们才一度将一百架飞机送上天空。1960年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曾指出:“在那个期间,德国人简直是绕着我们的战斗机兜圈子,还毫无后顾之忧地向我们的轰炸机编队扫射……例如,14个战斗机机群为3月18日(1945年)袭击柏林的1250架B-17飞机护航(几乎是一对一的护航比率),它们受到仅仅一个ME-262战斗机中队的攻击,就被打下25架轰炸机和5架战斗机,尽管它们在数量上大致以100比l超过对方,德国人却没有损失一架飞机。”
这份报告由白宫参谋拉尔夫·威廉斯起草,只供艾森豪威尔个人使用。他说他已与第8航空队指挥官卡尔·斯帕茨将军谈过此事。斯帕茨“坦率地承认,我们的战斗机没有一架是德国喷气式战斗机的对手,假如德国人将其大批地部署到法国海岸,他们就可能胜过我们的空中优势,挫败诺曼底登陆行动,甚至还可能迫使我们取道意大利去欧洲”。
历史终究是历史,可能并没有变成现实。1944年6月,在法国及英吉利海峡上空,德国喷气式战斗机并没有出现,而只有很少几架螺旋桨飞机。
海峡中几乎没有几艘敌军的战舰,出现的仅仅是几艘鱼雷快艇。德国拥有一种超大型的美国式巡逻艇,几乎同护卫舰一样大,它们能够布设水雷、发射鱼雷和高速逃走。但除鱼雷快艇外,德国海军对保卫欧洲堡垒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布雷。
 
没有空军和海军,欧洲堡垒的德国防御者就非常盲目,他们不得不拉长战线,覆盖每一个想象得到的登陆点。制空权和制海权让盟军有了空前的机动性和隐蔽性,他们知道战斗将在何时何地打响,而德国人却无从知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进攻的战前准备无法做到神鬼不知。部队的集结需要花费数周时间,大炮的准备需要数天,到进攻开始时,防御者知道何时何地进攻将会发生,有机会加强自己的阵地。然而在1944年春天,德国人能做到的,只是猜测。
 
还是“短缺”——“人”的短缺
 
希特勒所崇拜的腓特烈大帝曾告诫说:“想保卫一切的人,会丧失一切。”
东线战场人力物力的巨大损耗,让希特勒不得不放弃腓特烈大帝的告诫,在西线战场采取固定防御战略。
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损失一直大得惊人。
1941年6月,330万国防军挺进苏联,到1943年底,伤亡人数接近300万,其中1/3是永久性伤亡,这些人或者死亡、失踪、被俘,或者因伤残不能战斗。尽管付出巨大努力深入法国招兵买马,又从国内征募新兵,但库尔斯克战役(仅次于由200多万人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凡尔登战役)之后,东线战场的国防军人数锐减至250万,希特勒仍试图坚守一条北起列宁格勒南至黑海,几乎2000公里长的防线。
纳粹德国国防军入侵苏联时,为自己的“种族纯洁”而感到自豪,极其迫切的兵员需求,使它做出重大修改并最终摈弃了那个政策。起初,要求波兰和巴尔干国家的德侨自愿,他们被定为德国种族第三等级,给予德国公民权,试行期限十年,并有义务服兵役,但不能提升到一等兵军衔以上。1942~1943年,为与共产主义斗争,尝试性的征兵活动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展开。开始时,把这些新兵称为志愿兵还有些道理,因为确有来自苏维埃帝国西部共和国的人报名参加反对斯大林的斗争。德国人一开始撤退,从德占区和苏联红军战俘中征召的志愿兵减少,雇佣军增多。到1944年初,国防军征募到的“志愿兵”来自不同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洲俄罗斯、北非、俄罗斯、乌克兰、鲁塞尼亚、苏联穆斯林共和国,以及伏尔加-鞑靼人、伏尔加-芬兰人、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甚至印第安人。
德国人在库尔斯克失利后,东方营越来越靠不住,因此,他们被派到法国与德军对调。进攻的当天在代号为“犹他”的海滩,美军101空降师506伞兵步兵团中尉罗伯特·布鲁尔俘虏了四名身着纳粹德国国防军制服的亚洲人,谁也不会讲他们的语言,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朝鲜人。朝鲜人怎么为希特勒保卫法国呢?朝鲜当时是日本殖民地,估计是1938年他们被征入日本军队;1939年苏联红军与日本在中国边界的战斗中俘虏了他们,强迫他们加入红军;1941年12月,他们又在莫斯科郊外被纳粹德国国防军俘获,被迫加入德军调往法国。
到底是怎么回事,布鲁尔中尉再未详查,估计他们已被送回朝鲜。如果是这样,他们可能还会被招募,或者参加韩国军队,或者加入朝鲜军队。很可能在1950年,他们又一次走上战场,或抵御美国军队,或与美军并肩战斗,这要看他们来自朝鲜的哪个部分。20世纪的政治变幻无常。
1944年6月,在法国,每六名德军步兵中,就有一人来自于东方营。
此外,为招募更多的纯血统德国人,国防军还突然放宽身体标准,患胃病和肺病的人被送上前线,康复期缩短,新兵训练时间缩短,年少及年老的人都被征召入伍。1943年12月,在427万人的部队中,有150多万人在34岁以上,驻防科唐坦半岛的709师,平均年龄36岁,整个国防军平均年龄是31.5岁,而美军的平均年龄为25.5岁。同时,1925年和1926年出生的人也被征召入伍。
这些不顾一切的措施带来的后果是,国防军没有以反击和反攻为基础的纵深防御力量,缺乏足够的高素质部队,缺乏足够的机动性,缺乏足够的装甲部队。要让老人、男孩子和外国士兵起作用,只有将他们安置在战壕或水泥防御工事里,让德国军士持枪站在身后,随时准备射击任何擅离职守的人。
 
 
大西洋壁垒
 
1939年,希特勒把纳粹德国国防军描绘为“世界从未见过的军队”,1943年底,国防军已远不如前。美国陆军部把德国军人分为几种不同类型:“多次上前线又多次撤退的有战争经验的人未老先衰,厌恶战争,愤世嫉俗,或灰心丧气理想破灭,或稀里糊涂没有主见。不过他依然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很可能是一名军士,最高效率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新兵(在某些精锐的党卫军部队中的除外)不是太年轻,就是太年老,身体往往也不好。
“因为缺乏时间。新兵一直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但如果年纪太轻,他还可以靠近乎发疯的狂热来弥补这一点,年纪太大的人拼命战斗是出于害怕。宣传者们告诉他,一旦盟军胜利,祖国就会遭受各种灾难,他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还对他说,假如他不严格按照命令行事,他和他的家人将会如何如何,他更不愿意让这些事情出现。这样一来,老者和病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绝望的勇气战斗。
“将各种类型的人安置在他们最适合的地方,挑选那些能当炮灰的人。在这些方面,德军最高统帅部一直特别成功。他们告诉那些人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而同时尽全力保存精锐部队,这些部队现在几乎全部是党卫军武装部队。这些部队中的德国军人属于精华部分,是德国武装力量的骨干。他们发誓永不投降,除对组织效忠之外,没有其他的道德准则。他们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除了党卫军武装部队以外,年轻新兵中条件最好的人被分配到伞兵或者装甲部队。就为这一项挑战,这些精锐部队在纳粹德国受到悉心培养。他们出生在1920~1925年之间,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长大,不断被大量宣传熏陶,成为纳粹青年志愿者。他们装备精良,有德国生产的最佳装备,轻型武器、装甲车辆和大炮,这些都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使他们成为了一流的战斗队。
靠天然屏障巩固的海岸防线,经德国工程师施展技术后,变得更加坚固。在这里,甚至二流或三流部队都会使攻击力量遭受重大挫伤。希特勒坦率地宣称,“在防御工事中坚守而战死”是一名军人的天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心态,与闪电战大相径庭,与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大不相称,然而,在这种形势下,它无可避免。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在即刻发起的反击中,调动精锐的党卫军武装部队、伞兵和装甲部队。
1943年底,那些军队和坦克仍然在东线战场,或正在德国境内整编,但根据希特勒1943年11月3日的指令来看,应该有足够数量的兵力,在进攻开始时守在大西洋壁垒的后面。
早在1942年3月,希特勒就在第40号指令中制定了基本原则。他命令:大西洋的海岸线应该严密设防,军队应该精心部署,把敌人的任何入侵的企图,无论在登陆前或登陆后,立即粉碎。1942年8月,他颁布命令说,在法国构筑要塞,须拿出狂热的精神,创造出一个不断延伸的地带,从防弹的混凝土结构中接连不断地发射炮火。用美国官方历史学家戈登·哈里森的话说:“希特勒当时,而且永远也不会相信,大量的混凝土与决心造就的防御,最终会被攻破。”
1942年9月,希特勒召开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会议,参加者有戈林、帝国部长艾伯特·施佩尔(德国建筑机构Todt组织的负责人)、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京特·布卢门施泰特(西线战场德军地面指挥部参谋长)和其他人员。希特勒反复重申他的命令:沿大西洋壁垒,构筑尽可能坚实的固定的防御工事。他说,必须构筑,英美联军喜爱制空权和制海权,唯有水泥可以抵挡毁灭性的炸弹与炮火的重击。因此他要求将30万人布满1.5万个坚固的混凝土工事。由于海岸没有完全保险的天然屏障,整个海岸线都要建筑防御工事。他要求这些工事于1943年5月1日前完成。
他的大部分命令纯属幻想,除了最为优先考虑的阵地之外,几乎没有一项计划在1943年底完成,只不过政策已经制定,承诺已经做出。
伦德施泰特对固定防御工事的想法并不满意,他争辩说,德国人应该让装甲部队远离海岸线,既可以避开盟军海军炮火的射击,又有能力发动真正的反攻。但由于装甲部队、人员、燃料和空中掩护都匮乏,这样做也有问题。
希特勒能够做到的,就是预测登陆地点,让有限的装甲部队设防在附近,在大西洋壁垒阻碍入侵者的同时,靠此部队进行地区性反击。假如防御工事非常坚固,足以防止盟军形成强劲攻势,坦克就可以封锁任何突破,将轻武器装备的非装甲入侵者的第一个攻击波赶回海里。关键是要选好地点,加固防御工事。
从逻辑上分析,加来海峡应该是入侵的理想地点。压倒一切的理由有两个:多佛尔与加来之间,是英吉利海峡最狭窄之处,而且从伦敦到莱茵-鲁尔再到柏林的直线是:伦敦—多佛尔—加来—比利时。
希特勒不得不下一个赌注。1943年,他确信入侵会来自加来海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试图强迫盟军由此进犯。1943年夏天,他决定将V-1型及V-2型复仇武器的发射点安置在加来地区。他相信,无论盟军以前如何策划,V型武器的危险性会迫使他们直接从加来海峡进攻,以便攻占该武器发射点。
这样一来,加来的周边地带显然成为英吉利海峡沿岸最坚固的一部分。1944年时,是西线德军装甲兵力最大的集结地点。正是在那里,大西洋壁垒几乎成为德国宣传所声称的坚不可摧的要塞。
 
他,德国元首,是一个怪人。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局副局长沃尔特·沃利蒙特看来:“他对防御点的了解,比任何一个军官都更为详尽。”希特勒追求详尽的热衷程度令人吃惊。有一次,他指出海峡岛屿上的高射炮比前一周少了两门。就因为这个想象中的差错,负责的军官受到惩罚,最后才发现是计算错误。
希特勒花费数小时研究德军大西洋壁垒沿线军事设施图。他要求汇报建筑的进展情况,混凝土的厚度和采用的种类,以及填充钢筋加固物所使用的设备——这些情况的报告往往多达十几页。但是,在发出创建历史上最伟大的防御系统的命令之后,他从未费神对任何一部分工作进行过视察。1940年夏天从巴黎凯旋后,到1944年6月中旬之前,他再也没有踏上法国的土地。然而他宣布,这里就是决定性的战场!
 
 
 
第二章    进攻者
 
 
盟军的困扰
 
盟军的问题是登陆并突破大西洋壁垒,然后在适合于增援和扩展的地区找到一个立足点。这个行动的必要条件是成功突袭,倘若德国人知道将要进攻的地点和时间,他们就会集中足够的兵力、工事、坦克和大炮,挫败盟军的进攻。
即使是突然袭击,进攻也会极其困难。两栖作战本来就是战争中最为复杂的,没有几个取胜的实例。尤利乌斯·恺撒和征服者威廉曾经获得成功,但其他针对有组织的抵抗的入侵,都以失败而告终。拿破仑未能跨越英吉利海峡,希特勒也没有做到。蒙古人企图入侵日本,结果失败于天气;西班牙人妄图进攻英格兰,也遭到同样失败。英国人19世纪在克里米亚受挫,“一战”中又在加利波利半岛溃败。
“二战”的记录比以前好一些,到1943年底,盟军已经成功地发动过三次两栖进攻。1942年11月8日在北非、1943年7月10日在西西里岛和1943年9月9日的萨莱诺,都有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英美陆海空三军参与。然而,这些海岸线都没有设防,对设防海岸唯一的进攻,是1942年8月加拿大军队进攻法国北部的迪耶普,结果遭到迎头痛击。在北非,盟军不宣而战,出奇制胜袭击了一支法国殖民地军队。即便是这样,他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在西西里岛,敌方虽然是心灰意懒的意大利军队,但还是发生了一些无法想象的混乱,包括盟军的海军舰艇击落运送美军第82空降师的运输机。在萨莱诺,德国人迅速从意大利的佯攻和海上登陆的连续两次突袭中休整过来,差一点儿将英美军队赶回海里,尽管他们在人员和武器的数量上,都不如英美军队。
进入1944年,同盟国不想从历史的战例中获得什么灵感,他们想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
但这件事必须做。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曾想在1942年末进攻法国,到1943年中期,这种欲望更强烈了。英国的犹豫不决和政治上的需求,迫使美国转向地中海。到了1943年底,英国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疑虑,同盟国决定把联合进行的跨海进攻作为l944年决定性的行动。
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压倒一切并且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要靠攻击性的战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进攻应该何时开始踌躇不决,尽管他一直都非常清楚必须进攻。早在1941年10月,他就告诉盟军联合作战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你应该为进攻欧洲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不去登陆与希特勒决战,不去摧毁他陆地上的军队,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为了这一个目标,马歇尔对美国陆军进行了改编,1940年为一支17万人的队伍,三年后发展为一支720万人的军队,其中230万人在陆军航空兵部队。天下所有军队中,这支军队装备最精良,机动性最强,火力最猛烈,这是合众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成就之一。
只在意大利使用这支军队,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开辟第二战场失败,意味着对斯大林的背叛,很可能还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导致一个单独的纳粹-苏维埃的停战,而希特勒正指望出现这一结果。或许更糟糕,红军会解放并占领西欧。如果不在1944年实施跨海进攻,抗击纳粹的胜利至少会推迟到1945年末,也可能到1946年。与此同时,对英国人说“见鬼去吧!如果你们不愿在法国战斗,我们就出兵去太平洋”的政治压力,将不可抗拒。
所以,一场进攻势在必行。尽管面对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德军的优势,比如有线通讯、以逸待劳、固定的防御工事等等,盟军依然有决定性优势。由于他们对海上和空中的控制,由于批量生产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登陆艇,盟军有着空前的机动性,他们将主导决战的时机和地点。
然而战役一打响,优势就会转向德军。一踏上法国土地,盟军伞兵和海运部队的移动将会相对缓慢。在登陆场扩展,自行火炮和卡车上岸之前,移动只能靠双腿而不是靠半履带式运兵车或卡车。与此同时,德军能够通过陆路和铁路,随时移动到枪声出现的地方。到1944年春天,他们在法国将会有50个步兵师和11个装甲师。盟军不能指望在进攻的当天投入大大超过5个师的兵力,以使他们获得局部优势增强信心。所有援军,以及每一颗子弹、每一条绷带、每一份口粮,都必须越过英吉利海峡才能参加战斗。
因此,同盟国存在两个问题,上岸,以及赢得集结战役的胜利。
一旦建立起安全的登陆场,并获得向内陆展开的空间,在美国大量生产的武器就能够运送到法国,威胁德军的命运。到那时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何时以何种代价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但如果纳粹德国国防军能够在第一周之末,派10个步兵师和装甲师发动协同反击,它在当地的战斗优势就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全面来看,盟军的问题似乎更大,因为1944年春天,德军在法国将会有60多个师,而盟军在D日后将需要七周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英国集结40多个师的任务。
若想赢得集结战役的胜利,盟军可以凭借他们庞大的航空队牵制德军的行动,不过封锁只有在白天和晴天时才有效果。更好的办法是运用计谋,让装甲师丧失机动性,要在进攻之前诱骗德军上当,并且让他们相信,这只是佯攻。在选择进攻地点时,这是关键的因素。
无论选择哪个地点,进攻都将是直接地正面地攻击有准备的阵地。如何才能以可以接受的代价取得进攻的成功,这是一个“一战”期间曾难倒过各方将领的问题。到1943年底,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1939年在波兰,1940年在法国,1941年在俄罗斯,德国国防军都采取侧翼包抄和以智取胜的战术击败了对手。1943年,红军直接从正面进攻德军,英美军队在意大利进攻,结果都是代价惨重,相对说来效果不佳。而D日的正面进攻,还将是从海上到陆地。
在“一战”中,所有的正面进攻之前都会有大量的炮火轰击,有些时候历时一周或更久。多亏拥有庞大的炮群,盟军有足够的火力来重演这种火力准备。但是盟军的策划者们一致认为,突然袭击要比长时间轰炸更为重要,所以,他们将进攻前的炮击限制为半小时左右,以便出奇制胜。
后来有的评论家说,倘若当初在进攻前,来自空中及海上的轰炸持续几天,就像后来在太平洋的冲绳岛和硫黄岛所做的那样,在奥马哈海滩遭受的重大损失就会有所减少。这种评论忽视了一个主要问题。正如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他官方的《美国海军作战史》中所写的:“盟军正在进攻一个敌人拥有极大增援及反击能力的大陆,而不是一个由海军力量切断了供应来源的小岛。假如当初德军指挥部在24小时前得到通知,把后备军调往指定地点准备反击,那么,即使在奥马哈彻底摧毁大西洋壁垒,对我们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冒着海滩上出现重大伤亡的风险,来规避高原上和灌木树丛中更惨重的伤亡。”
 
用什么登陆,这是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密集的炮轰火力网向更远处延伸时,步兵就会跃出战壕,设法穿越无人地带。在两栖进攻中,攻击步兵没有离敌人防线很近的出击战壕,确切地说,他们将不得不奋力从水里冲出,跨过湿漉漉的沙滩,这会使他们的装备和敏捷性受到限制。
他们从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运输舰船中出来,如何到达岸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谁也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海军陆战队预料到,在太平洋抗击日本的战争将涉及岛屿进攻,所以敦促海军建造登陆艇,但海军感兴趣的是航空母舰和战舰,而不是小小的船只,因此没做什么工作。1940年,德国国防军曾经策划用拖带的驳船运送步兵攻击部队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英国。那些驳船建造得适于欧洲的运河及水系,但英吉利海峡不封冻,海面没有绝对的平静,假如在这里使用驳船,与其说派不上用场,不如说情况将会更糟。
1941年,英国着手实施一项解决办法——使用坦克登陆舰和坦克登陆艇。坦克登陆舰是硕大的军舰,尺寸如同轻型巡洋舰,327英尺长,排水量为4000吨,但它是平底的,不是所有的海里都能使用。它能够在坡度很浅的海滩上登陆,卸载坦克或卡车。它一到岸上,两个舰首门向侧面打开,一个斜板被放下来,让车辆开上岸。在又大又深的船舱里,它可以运载几十辆坦克和卡车,在甲板上,还可以同时运载小型登陆艇。
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一艘“舰”的长度应超过200英尺,一艘“艇”长度不及200英尺。英式的坦克登陆艇是一种平底艇,长110英尺,能够运载4~8辆坦克。后来生产出四种型号的坦克登陆艇,可以横跨较宽阔的水域(如英吉利海峡,甚至波涛比较汹涌的大海),从斜板上卸下货物。美国参战后,承担起了全部坦克登陆舰及大部分坦克登陆艇的生产任务,对设计也做了很大的改进。
坦克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成为盟军的载重运输工具,它们基本上是载车登陆艇,1942年和1943年在地中海成功地发挥了作用。不过它们也存在重大缺陷:速度缓慢,体态笨重,是易受攻击的目标。那些驾驶坦克登陆舰的人坚持认为,它的首字母代表Long Slow Target,即“大型低速靶船”。它们不适合登陆部队使用,这些散兵必须在第一个攻击波中一马当先。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的就是一艘吃水浅的小船,有带防护装置的推进器,能将船头开上岸,再迅速退回,兜一个小圈子掉转船头,驶向开阔的海域,同时船不能有在汹涌的波涛中突然打横的危险。这种船也需要斜板,以使步兵能够冲向海滩而不是跃过船舷。
美国的许多设计师,海军的和不是海军的,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案,其中有些不错。最好的就是步兵登陆艇,长160英尺,适于航海,能够运载近200人的步兵加强连,艇首两边都有斜门可出艇。此外,还有中型登陆艇和车辆人员登陆艇。
还有许多其他型号的,包括所有登陆艇中最古怪的,一种可漂流的两吨半重卡车。它的设计师是一位在科研开发部工作的平民职员帕尔默·C.帕特南。他拿一种2.5吨重的美国陆军基础卡车改造成两栖车,由用密封的空水箱构成的船体提供浮力,再安装一对小型推进器,使它能在水中向前运动。一旦驶上沙滩,又和卡车一样。这种车辆在较平静的大海里航速为5.5节,在陆地上时速为15英里,它可以运载大炮、士兵和普通货物。
起初,大家都嘲笑这种混合型车,但过了不久,它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特长并被采用。美军陆军称它为DUKW(水陆两用运输车),使用者把它叫作Duck(鸭子)。
生产如同设计,也是一大难题。若建造一支登陆艇舰队,大得足以在一天之内运送3~5个师上岸,困难相当巨大。无论美国海军还是造船厂,在这方面都没有经验,而且还有许多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1942年,护航舰和商船都更为急需,制造这类船只用去了可贵的钢材和轮机。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严重短缺,策划进攻的难题,就是缺乏足够的登陆舰艇。确实,这个问题是在太平洋、地中海、大西洋的战争和整个战略的形成中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丘吉尔十分痛苦地抱怨说:“两大帝国的命运……似乎就锁定在这些该死的坦克登陆舰上了。”
解决这些物资的短缺,是生产上的一个奇迹,是美国经济体制的一个杰出成就。美国海军不愿摆弄小小的船只,他们的大承包商,那些大造船厂也有同感。因此,这项任务只好由小商人、小承包商、冒高风险的人来承担,他们仅有小船厂,以投机方式设计船只,在握手签合同的基础上进行生产。
这种人有许许多多,但是最杰出的登陆艇的设计者兼制造人,是新奥尔良的安德鲁·杰克逊·希金斯。
 
盟军应当感谢的商人
 
我第一次见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是1964年,在他葛底斯堡的办公室里。他打电话找我来,看我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官方报纸的一个编辑。谈话结束时,他说“我注意到你在新奥尔良教学,你认识安德鲁·希金斯吗?”
我回答说:“不认识,先生,我搬到这个城市之前他已去世。”
艾森豪威尔说:“真遗憾,他是为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人。”
听到这样一个大人物充分的肯定,我一定流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艾森豪威尔接着解释说:“假如希金斯没有设计并且制造出那些车辆和人员登陆艇,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开阔的海滩上登陆,这场战争的整个战略就会完全不同。”
安德鲁·希金斯在小型船只设计方面自学成才,20世纪30年代时,他一直制造石油工业的船只。他当时正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沼泽地勘探石油,需要吃水浅的船只,能够开上岸再退回海里。他的“尤里卡”船是木质结构的,能完美地满足这一需要。他非常相信会有一场战争需要数以千计的小船,他认为钢材会供不应求,于是他从菲律宾购买了1939年产的全部红木,贮存起来留作将来之用。
美国海军陆战队敦促海军着手进行登陆艇试验,希金斯也加入到竞争的行列中。海军舰艇局原打算自己设计,不想和这个脾气暴躁、高谈阔论的爱尔兰人打交道,因为他一天喝一瓶威士忌,他用木材而不是用金属造船,他的希金斯实业公司也是墨西哥湾沿岸上一个不起眼的公司,在东海岸不被社会认可,而且他还总说“海军对小船的事一窍不通”。
官僚们与这个孤独的发明人之间争斗了几年,希金斯竭尽全力,后来海军让他竞标。海军陆战队喜爱他生产的车辆人员登陆艇,它远远胜过海军设计者或竞争对手制造的其他款式,它的优越性说服了盲目、愚蠢和落后保守的官僚们。
拿到第一份合同,希金斯就在批量生产方面显示出了他的天才,这与他在设计上的天赋非常一样。他将装配线遍布于新奥尔良,有些就在帐篷里。顶峰时,他招聘了三万名工人。这是一支由妇女和男人组成的综合劳动大军,其中包括黑人,在新奥尔良开创了先河。希金斯鼓舞工人的方法,如同一位将军设法激励自己的部队。他的一条装配线上方挂着这样的大幅标牌:“放松自己就是帮助轴心国。”他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天皇坐在马桶上的图画贴在各个工厂的卫生间里,上边写着:“进来吧,老兄。”“别着急,你在此虚度的每一分钟都会给我们很大帮助。”不论性别与种族,他都付给最高的工资。
希金斯改进设计,生产出了数百艘坦克登陆艇,他协助设计并制造出了许多巡逻快艇,他在曼哈顿工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分包商的作用,为这场战争,他还做出了其他的贡献。
不过,希金斯实业公司主要是制造车辆人员登陆艇的公司,这种艇以尤里卡的设计为基础,用方形舰首(实际上是用一个上下斜板)来代替尤里卡宽而扁的舰首。它长36英尺,宽10.5英尺,犹如一个漂浮的雪茄烟烟盒,用一个柴油机提供动力,由一个有防护的螺旋桨推进。它可以运载一个36人的排,或一辆吉普车和一个12人的班。斜板(或称为斜门)是金属材料,但舰侧和方形舰尾全是胶合板。就算在较平静的海里,海浪的撞击和进溅,也会使它上下颠簸左右摇晃,但它可以将一个步枪排输送到岸边,让他们在几秒钟内冲出舰艇,然后退到海里,返回母舰再运另一批人。它非常理想地满足着这一需求。
到战争结束时,希金斯工业公司生产了2万多艘车辆人员登陆艇。它们被称为“希金斯艇”,在地中海、法国、硫黄岛和冲绳岛,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它们将步兵运送上岸。乘希金斯艇登陆的美国士兵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类型登陆艇的运载总数。
希金斯艇被载在坦克登陆舰的甲板上,横跨大西洋,后来又越过英吉利海峡,由吊艇杆将它们放入水中。希金斯与舰艇局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艇的长度。他坚持认为36英尺长的艇是满足需求的最佳长度,而海军说艇的长度只能是30英尺,因为坦克登陆舰上的吊车就是为这一长度的艇设计的。“换吊车!”希金斯大声吼道。他的意见最终被接受了,希金斯艇与坦克登陆舰及其他登陆艇一道,给了盟军空前的机动性。
盟军还有其他的优势,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德国人曾是创建伞兵部队的先驱,在遭受1941年占领克里特岛的惨败之后,德国人放弃了空降行动,不管怎样,他们的运输能力顶多能够满足一个小小的突击队。然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都拥有空降师,都有将他们运送敌后的飞机。这些运输机是C-47型,被称为达科他,每架飞机可以运载一组18人的伞兵。达科他是一种DC-3型飞机的军用版,双引擎,20世纪30年代由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制造。它没有武器、没有装甲,但它有多种用途。它的最大时速为每小时230英里,虽然速度较慢,但却是当时生产的所有飞机中质量最可靠、最坚固耐用、设计最完美的飞机。半个多世纪之后,大部分30年代制造的DC-3型飞机仍在使用,主要作为商用运输机飞越南美和中美洲的高山峻岭。
达科他飞机运载的兵员都是精锐部队,有两个英军空降师——第1师和第6师,以及两个美军空降师——82师和101师。每个伞兵都是志愿兵,而滑翔机运载的步兵不是志愿兵。每个伞兵都经过严格、艰苦的训练,这种经历将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部队凝聚力非凡,士兵们状态极佳,士气高涨,精通各种轻型武器。盟军空降师的步枪连在世界上是非常优秀的,盟军其他的精锐部队,如美国的突击部队和英国的突击部队也是同样。
 
只有新兵不怕死
 
美国陆军的步兵师从定义上来说不是精锐部队,但他们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尽管它们主要由征召的士兵组成,但美军应征入伍者与德军招募的士兵有着巨大的差异,更不用说东方营了。美国的选拔征兵制是实实在在的选拔,经过体检,1/3的应征者会被淘汰,使入伍者平均比一般的美国人有更高的智力、更健康的体魄、更高等的教育。他的平均年龄是26岁,身高5英尺8英寸,体重144磅,胸围33.5英寸,腰围31英寸。经过13个月的基础训练,他的体重会增加7磅,将身体中的许多脂肪转化为肌肉,胸围至少增加1英寸。半数应征入伍者都是中学毕业生,十人中有一人受过高等教育。正如杰弗里·佩雷特在他的“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史》中描述的:“这些人是历史上所有军队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士兵。”
1943年底,美国陆军是世界上最缺乏经验的军队。被挑选出来参加西北欧战役的近50个步兵师、装甲师和空降师中,只有第1步兵师和82空降师曾经参加过战斗。
英国的军队中大部分人也未见过战争场面,尽管英国与德国交战已历时四年,但只有少数的师经历过战斗。在指定的进攻师中,每个师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老兵。
这会引起一些问题,带来一些忧虑,不过也有某种好处。按照美军第5突击营二等兵卡尔·韦斯特的话说:“一个老练的步兵就是知道恐惧的步兵。”101空降师506伞兵步兵团的卡伍德·利普顿中士评论说:“D日那天我置生命危险于不顾,以后再打仗,我不会那样做了。”
在战时,保罗·富塞尔写道,战斗中的士兵们往往要经历两个理性阶段和一个感性阶段。考虑到重伤或者死亡的可能性,一般士兵的第一个想法是:“我摊不上这种事,我很机灵,受到良好训练,衣服穿得也很利索等等。”第二个想法是:“谁都有伤亡的可能,我最好更谨慎些。如果我更仔细地注意自己隐蔽,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就可以避免危险。”最后,理性告诉自己:“肯定要出事,只有我不在场,才能躲开这一切。”
对于向有准备的敌人阵地实施直接正面的进攻来说,没见过子弹、地雷或周围的迫击炮弹爆炸怎样伤害人体的士兵,比见过战场上尸横遍野的士兵更好。十八九或刚刚二十出头的士兵有一种不担心遭到攻击的感觉,从29师的查尔斯·伊斯特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一点。D日的前夜,指挥官告诉他说,十个人中有九个人会在战役中伤亡。伊斯特瞧瞧自己左边的人,又瞧瞧自己右边的人,心里说,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
像利普顿中士和二等兵伊斯特这样的人在美军中有成千上万,他们凭着自己的热情和鲁莽大胆的态度,能够解决经验缺乏的问题。
英国军队中常规的步兵师又是另外一回事。1940年6月,英国远征军从欧洲大陆撤回来,从那时起,他们一直身居兵营,普通士兵的受教育程度或健康情况都不及美国士兵。表面上的纪律,如着装、敬礼等等,比美国兵好得多,但真正的纪律,接受与执行命令却比较松懈。英国战争局一直不敢在民主的军队中实施过于严格的纪律,唯恐会减低士兵的斗志。
1940年,那些英军中的老兵曾遭到德军痛击。1941年2月在新加坡,他们的海外战友向一支较差的日本军队投降;1942年6月在利比亚托布鲁克,向一支较差的德国军队投降;1943年11月在希腊的莱罗斯岛,又向一支较差的德国军队投降。1942年12月在阿拉曼,英军取得过一次战争的胜利,那是战胜了供应不足、武器和兵力不及他们的非洲军团。英国第8集团军乘胜追击溃败的非洲军团至突尼斯,就像后来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战役中一样,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杀人的冲动。
与英军作战的德军常常流露出他们的惊奇,英军只去做期望他们做的事情,不会更多。他们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情况,英国人会放弃追击去泡茶喝,甚至更惊人的是,英国军队会在如下情况下投降——弹药不足、燃料用尽,或被包围。第8集团军指挥官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写信给他的上级帝国参谋总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时说:“我们英军小伙子的问题是,他们天生就不是杀手。”
“二战”中英军一个突出的缺点是武器较差。英军的坦克、卡车、大炮和轻武器都不及他们敌人的好,也比不上美军。另一方面,“一战”时索姆河、佛兰德和其他地方发生灾难之后,反战主义的毒素侵蚀了英国青年的心灵。此外,高级军官是堑壕阵地的幸存者,他们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噩梦,他们总的说来不相信攻击性的战役,更不相信直接的正面进攻。他们的将军命令他们冲过无人地带,他们不愿去。他们知道这样做非常愚蠢,纯属徒劳,甚至等于自杀,他们错误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适用于所有攻击性战役。
进攻前夜,蒙哥马利将军看望了牛津-白金汉郡轻步兵团D连,这是一支第6空降师的滑翔机机载部队,指挥官是约翰·霍华德少校。D连肩负着特殊使命,它是一个杰出的步枪连,由志愿兵组成,拥有优秀的下级军官,训练有素,已整装待发。临行前蒙哥马利对霍华德说:“尽量多带你的人回来。”
蒙哥马利动员进攻的方法,与“一战”中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的方法显然不同,值得大为称赞。但是,对一支承担着极为重要任务的精锐部队的指挥员说这句话,听起来相当奇怪。人们认为,“约翰,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之类的话会更合适些。
在某种程度上,蒙哥马利的谨慎过于现实主义。英国的兵源几近枯竭,英军担负不了重大损失,因为这种损失无法弥补。但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十分生气。在美国人看来,将伤亡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方法,就是冒着风险尽早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不是在攻击性战役中谨小慎微。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令美国人恼火,一些英国军官对所有美式东西不免流露出目空一切的蔑视,几乎所有英国军官都具有假想的英军的技术、方法、战术和领导才能的优越感,其中许多人还表现了出来。简单说,就是大多数英国军官认为美国人是战争的新手,他们有幸得到大量精良的装备和最佳的条件,但他们只是缺乏经验的士兵。这些军官感觉到,他们有责任训练与教导美国人,这是命运的安排。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从突尼斯写信给布鲁克谈论美国士兵说:“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的军人职责,从最高层到最低层,从将军到二等兵,都是这样。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下级领导者,他们其实不去领导,结果他们的士兵并不是在真正地打仗。”
1943年底,盟军面对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恰恰就是他们是盟军这一事实。“给我盟军让我对抗。”拿破仑这样说,表明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美国兵使英国兵不安,英国兵使美国兵不安,这种情况由于双方的接近而恶化。因为要进攻,在英国的美军开始增加,他们的摩擦也随之加大。据英国人说,美国士兵的问题是,他们“津贴过高,性欲过强,来人过多”。美国兵回敬说他们报酬过低(这是事实),性欲冷淡。这或许当真,因为英国女孩子自然地转向美国兵身边。他们有钱挥霍,又被安排在村庄里,而不是被隔离在单独的兵营里。
在突尼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英国兵和美国兵并肩作战,但他们有太多摩擦,团队作用不高。假若他们要突破大西洋壁垒,就应该学会相互协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个迹象就是对军队的命名。追溯到1917年,当问及美国远征军的士兵AEF的含义时,美国兵回答,“After England Failed——英国失败后”。但在1943年,  AEF代表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盟国远征军。
 
关于德军的偏见
 
与未经考验趾高气扬的美国军队和厌战的过于谨小慎微的英国军队相比,德国人却如马克斯·黑斯廷斯所描述的:“他们可将在历史上拥有强兵声誉的人纳入作战部队。在希特勒领导下,他们的军队登峰造极。”黑斯廷斯断言:“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英国或美国军队在何处与德国军队势均力敌地交手,德国人总占上风。”
战争结束的半个世纪后,黑斯廷斯的评价为军事历史学家们所接受。“二战”中的德国士兵体现出了想象中的最佳战斗员的品质,不仅是在那场战役中,而且几乎在他们曾参加过的所有战役中都是如此。
然而这个评价是错误的。纳粹德国国防军有很多优秀部队,有许多出类拔萃的士兵,但他们不是超人。甚至1944~1945年的党卫军精锐部队,即便算好,也并非比常规的盟国军队技高一筹。而盟军的精锐部队、空降部队和突击部队,比德国人投入战场的任何军队都优秀。
德军给黑斯廷斯等人深刻印象的是,纳粹德国国防军与对手各自所占有的杀伤力是二比一,这个比率有时更高。但这项标准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纳粹德国国防军与英美军队战斗,几乎总是躲在有准备的阵地或者固定防御工事后面进行防守,如突尼斯的马雷特防线、意大利的冬季防线、法国的大西洋壁垒、德国边界的最终防御体系齐格菲防线。
即使在那时,德国人部没能够坚守阵地,他们总是向后溃退。当然,他们争辩说自己撤退是由于势不可挡的火力,说盟军取胜是由于在生产上超过了德国人,而不是因为仗打得出色。这些说法有其真实性。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国防军向美军发起的唯一真正的进攻,结果一败涂地。1944年12月在阿登高地,德军拥有兵力和火力上的优势。在巴斯托涅,101空降师被围困,德国国防军占将近十比一的优势。在战役打响的第一周,天气十分恶劣,盟军的制空权没有发挥作用。德国人离他们的补给点很近,甚至离生产场地很近,坦克车隆隆驶出莱茵-鲁尔地区的工厂,几乎一出厂门就可以开火。德国人在进攻中调动了一部分最精良的党卫军和装甲师,他们还有足够的大炮支援。尽管101师是轻型装备,补给被切断,冷饿交加,无法很好地照料伤员,弹药短缺甚至消耗殆尽,没有大炮支援,但他们仍然抵挡了德国人一个多星期的疯狂进攻。
美国的精锐部队胜过德国的精锐部队,在阿登高地的其他地区,美国人同样占据上风。一旦美军的正规步兵从德军的突然袭击中回过神,就会在战斗中表现得极为出色。
1980年,《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休·赛迪请101空降师的战时指挥官麦克斯韦·泰勒将军评价“二战”中他指挥的美军士兵的表现。泰勒说,起初有不少问题,但是到1944年12月,他那个师的连队“比任何地方的任何连队都优秀。士兵得到锻炼,军官得到考验,装备得到更新,他们拥有超常的灵活性和一个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自信心,而其他任何体系都不可能造就这样的战士。当然,确实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所以,尽管德军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部队,但从整体上把它的军队称为战争中的最佳军队并不合适。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1941年之后,防御的一方几乎总是表现得更好些。
 
围绕战争的奇思妙想
 
在技术方面,德军也不及盟军优越。确实,他们的步兵武器往往好些,他们有新颖的小巧装备,如V1型无人驾驶轰炸机,也有些真正的突破,如装有水下通气管的潜水艇,以及V-2弹道导弹。但是在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质量与设计方面,他们已经远远落后——当然非常新型的ME-262除外。他们甚至不参加原子弹竞赛,他们的译码系统,“英格玛”密码机,已无望地被破译。而且,对一个拥有梅塞德斯和大众汽车公司的国家来说非常奇怪的是,他们的汽车运输也远远的落后。
英国在科技方面出类拔萃,近炸引信、雷达和声纳都是英国人的新发明,盘尼西林也是。原子弹的基础研制工作大部分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完成的。英国人极富创造才能,例如,他们正在致力于特种坦克的研究,并以79装甲师的珀西·霍巴特将军命名,叫作“霍巴特特种坦克”。1943年3月,霍巴特接受重任,解决以装甲支援登陆和跨越海滩的问题,以攻破大西洋壁垒的混凝土工事和雷区,于是他设计出了水上坦克。这种坦克以双推进器作为主引擎,被称为双驱水陆坦克。它们的车体四周有带防水功能的充气帆布“围裙”,这使水陆坦克外观像一个婴儿车。坦克一到达岸上,充气围裙便被放下。
另一种霍巴特特种坦克上安装着一个40英尺长的箱形梁桥,可以用它来越过防坦克壕。“蟹”式坦克的前方有一个旋转滚筒,用钢链连续击打前方的地面,将道路上的地雷安全地引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坦克。
比水上坦克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将预制港口拖到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的构想。1943年底,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协助建造人工港口(代号“摩尔布里”,也称“桑椹”)和保护港口的防波堤。这个“港口”由漂浮码头组成,用车辙轨道将它们与海滩连接起来。漂浮码头设计得非常巧妙,使平台甲板或者说车道能够随着潮水在安放在海底的四个柱子上自由滑动。防波堤(代号“菲尼克斯”,或“凤凰”)是将约六层楼高的空心浮动混凝土沉箱与旧商船结合起来的,这些船和防波堤从法国的海岸开始,首尾相接排成一行,将它们的海水阀门连通打开,它们就全部下沉。最终,保护即时港口设施的即时防波堤准备就绪,只待D日后一天使用。
 
在看不见的战场上
 
英国还有其他方面的胜利,最重要之一就是“超级机密”。超级机密是一个破译德军英格玛密码的系统代号,从1941年起,英国人就一直在破解德国人无线电通信的重要部分,使盟军能一般精确,偶尔既精确又完整地了解到敌人的作战命令。敌军部队部署何处、兵力多少、力量如何,这是战时所有情报中最基本而最珍贵的。超级机密给予了盟军极大的优势。
20世纪70年代初期,超级机密的秘密最终被披露出来。人们问:“假如我们在战争中一直都在破解德军的无线电通信,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些打赢这场战争?”回答是,我们毕竟是贏了。
由于英国的“伪装系统”和德国的自高自大,使得情报的优势更为突出。1940年,英国逮捕了所有在英国的德国间谍,他们“转变”了,在武力的威逼之下当了双重间谍。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们用莫尔斯电码给汉堡的上司发送英国人精心选择的信息。这些信息总是非常精确,于是树立了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关对这些谍报人员的信任。但这些信息总是无关紧要,或是不能及时派上用场。
所传递的信息有时会使准备进攻的盟军部队感到窘迫。1943年末期,美军101师的戈登·卡森中士驻扎在伦敦西部的奥尔德本,他喜欢听收音机中“轴心萨利”主持的节目,士兵们都把萨利称为“柏林妖女”,她叫米奇·吉拉斯,是一个俄亥俄州女孩。她本想当一名演员,但却成为一个巴黎的时装模特。在巴黎,她结识了麦克斯·奥托·科伊施维奇,与他结婚并搬到柏林。战争爆发,她成为音乐节目主持人,她受到美国军队的喜爱,是因为她的美国口音和甜美性感的声音,还因为她播放最新的名曲,其中掺杂着一些未加修饰的宣传,比如为什么为共产主义者战斗,为什么为犹太人而战等等,让士兵们感到非常好笑。
但是萨利解说中的有些话语,令她的听众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他们就不再发笑了。比如:“奥尔德本的第101空降师506伞兵步兵团E连的官兵们,你们好,希望你们这些小伙子上周末去伦敦的旅途十分愉快。噢,顺便说一下,请告诉城里的官员,教堂上的大钟慢了三分钟。”
“轴心萨利”说的事情非常真实,几百名美国兵和英国兵都讲述了和卡森讲的大钟相似的故事。15年后,退伍军人仍然摇着头感到不解:“她到底是怎样知道那件事情的?”她得知此事是因为伪装系统给她传递了这一信息。
从特工人员那里接收到如此大量的信息,更增加了德国的自负,认为他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间谍队伍。这令他们更加确信:英格玛是最好的密码机,绝对不可破译。他们还认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高超的情报与反情报系统。
在盟军的力量与意图方面给德国人假象,这是谍报斗争消极的方面,而积极的方面是搜集德军战斗命令方面的信息。超级机密在这方面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作为对超级机密的补充,盟军准备在1943年底让两个信息来源渠道全面启动。第一个是空中侦察,由于纳粹德国空军打的是防御战,主要在德国境内,美英空军能够自如地在法国上空飞行,按自己意愿拍摄所有的照片。
坦克车场和炮场可以隐蔽在树林中,野战阵地可以进行伪装,但是盟军第二个信息来源渠道——法国抵抗运动发挥了作用。部分是为使经济生产保持最大产量,部分是由于德国占领者企图保持得体的举止,以便显示友好,法国的平民没有从沿岸地区撤离,于是他们便得以看到德国人放置武器、隐藏坦克和埋设地雷的位置。他们有各种方法将信息传递给英国,主要是通过与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协同工作。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是庞大的英国情报搜集转换行动网的一个分支,这也是战争中英国的一个巨大成就。
 
 
 
协同!
 
若是说由于英国人的聪慧头脑和美国人的发达肌肉紧密结合注定了纳粹德国在西线的命运的话,这未免太过简单,英国人首先贡献了相当多的肌肉,美国人同时贡献了相当多的头脑。上述说法有些真实性,假如英国“二战”的奇迹包括霍巴特特种坦克,摩尔布里人工港口、超级机密,以及伪装系统,美国的奇迹则包括世人从未见过的军队装备。
1939年初,美国后方的工业仍然萧条,工厂的产量不足生产能力的1/2,失业率在20%以上。五年后,失业率为1%,工厂生产翻了一番,接着翻番再翻番。1939年,美国生产了800架军用飞机,当罗斯福总统要求每月生产4000架飞机时,人们认为他简直是在发疯。但1942年,美国确实每月在生产4000架,而且到1943年底,每月8000架。坦克、舰艇、登陆艇、步枪和其他兵器的生产,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跃进。而这一切的发生,正值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当时最伟大的工业业绩——原子武器的生产的过程之中。1942年的时候,原子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开始,但1945年中期已经完成。
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大西洋壁垒的构想,是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所称“被唤醒的民主国家的愤怒”的赞扬。D日登陆成为可能,应该归功于来自美国工厂源源不断的武器,超级机密和伪装系统,空中和海上控制,英国人的善于发明,大西洋战役的胜利,法国抵抗运动,西方民主国家对平民军队的缔造,希金斯和其他发明家及企业家的坚持不懈与创造能力,美国和英国工商界、政府和劳动者的协作等。一切都可概括在一个词中:协同工作。
 
 
 
 
 
第三章   指挥官
 
 
 
 
天生的军人:艾森豪威尔与隆美尔
 
艾森豪威尔出生于1890年,比埃尔温·隆美尔大一岁。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在小城市长大,艾森豪威尔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城,隆美尔在施瓦本的格明德。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是个机械师,隆美尔的父亲是教师。两位父亲都是典型的日耳曼式的家长,对儿子严厉训诫,辅以体罚。两个孩子都是渴望成功的运动员,艾森豪威尔热衷足球和棒球,隆美尔喜欢骑车、网球、滑冰、划船和滑雪。尽管两个家庭部没有军事传统,但两个孩子都上了军校,1910年,隆美尔就读但泽皇家军官候补生学校,1911年,艾森豪威尔进入西点美国陆军军官学校。
在军校学习时,两人都不是出色的学生,但都非常有能力,都有违反纪律的习性。隆美尔戴被禁止的单片眼镜,艾森豪威尔则吸被禁止的香烟。他们穿上军装都很潇洒,每个人都追求并赢得了一个年轻活泼、有众多人追求的漂亮女子的芳心。1916年,隆美尔与卢齐厄·莫林结婚,第二年,艾森豪威尔娶玛米·杜德为妻。
他们的经历在“一战”中开始有些差异。隆美尔在法国和意大利是战斗指挥员,被授予高级勋章,他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二级铁十字勋章,以及人人都垂涎的蓝马克斯勋章。艾森豪威尔守在美国,担任一名训练指挥官,这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害怕自己永远无法从中缓过来。但作为下级军官,两人依然显示出非凡的领导才能。
排长西奥多·沃纳回忆隆美尔说:“我(1915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身材比较瘦小,几乎像个中学生,带有神圣的热情,总是急切地渴望行动。不知有什么奇特的方法,从一开始他的精神就影响着全团。起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觉察出来,可是后来越来越戏剧化,直到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进取心、胆量,以及非凡的英勇行为所鼓舞。他的士兵非常崇拜他,对他无限信赖。”
 
军士长克劳德·哈里斯回忆艾森豪威尔说:“他是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天生就是一名军人,但又非常通情达理,体贴别人……尽管他很年轻,但对组织机构有高度的认识……这个特点使他的军官对他高度敬佩与忠诚,在这一点上,没有几个指挥官可与他相比。”
埃德·塞耶中尉描述说:“我们的新上尉叫艾森豪威尔,我相信,他是全国最有效率最优秀的陆军军官……他对我们进行了特别好的刺刀训练。他使士兵们的想象力充分发挥,他大声叫喊并且让我们大喊和跺脚,不断地强化我们的精神,好像我们能说到做到。”
在两次大战期间,隆美尔一直是战斗部队军官,而艾森豪威尔是参谋,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提升得也非常慢。两个人都雄心勃勃,就算在民用行业中也会取得成功,但是两个人都没考虑过除了军人之外的其他生活。他们都给自己的上级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隆美尔的团长把1934年的他描述为:“在哪一方面都比一般的军队指挥官出类拔萃。”同年,艾森豪威尔的上级,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描述他说:“这个人是陆军中最优秀的军官,下一场战争到来时,他应该直接担任最高指挥。”
这场战争使两个人从默默无闻中走出来。隆美尔作为装甲师师长,1940年带领部队穿越法国一举成名;194l~1942年,他在北非沙漠东部担任非洲军团指挥官,又为自己的名声增添了光彩,成为世界著名人物。艾森豪威尔1942年在北非沙漠西部担任同盟国军队指挥官,成为全球知名人士。
尽管隆美尔在沙漠地带取得了惊人的胜利,1942年秋末,在阿拉曼战役中失败后,他成为希特勒说的失败主义者,其他人则说他是现实主义者。11月20日,他听说为他的坦克运送燃料的50架运输机有45架被击落,便与年轻的军队指挥官巴龙·汉斯·冯卢克少校去沙漠散步。
少校记得隆美尔说:“卢克,大局已定!我们甚至都无法坚守的黎波里塔尼亚,不得不撤退到突尼斯。而在那里,我们又会与美国人遭遇……我们引以自豪的非洲军团,还有在突尼斯北部登陆的部队,都将被打败……”
卢克少校说他们仍有机会,隆美尔说没有。卢克还在回味这些话,隆美尔开口道:“再不会得到补给了,希特勒的总部已经一气呵成了这场战争的剧本。他现在所要求的一切,就是‘德国士兵坚守或死亡’……卢克,这场战争失败了!”
尽管隆美尔有这些担忧,但他仍继续作战。从西部过来的美军正在突尼斯等着非洲军团。在那里,1943年2月,在卡塞林山口的战役中,隆美尔与艾森豪威尔第一次交锋。凭借出奇制胜和英勇无畏,隆美尔与没经过考验和充分训练的美国军队的抗争,一开始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军队由没有经验和缺乏准备的美国将军指挥,包括艾森豪威尔,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的战役。他出了许多错,但都闯了过来,有效地运用后勤和火力优势,最终赢得了战役。
此时,隆美尔已患有高血压(艾森豪威尔也同样)、剧烈头痛、神经衰弱和风湿病。北非投降已近在眼前,考虑到他的健康、名誉,以及把他从日渐增多的北非的补给需求中解脱出来,希特勒提升隆美尔为陆军元帅,命令他回国。在1943年的大部分日子里,他再没有发出一道命令。
 
领导方法不是艺术,而是一项技术
 
1943年,艾森豪威尔是在指挥进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战斗中度过的,两场进攻旗开得胜,但接下来的战役令人沮丧。在西西里岛,美国第7军五个师的兵力和英国第8军四个师的兵力,用了五周时间才将德军的两个师赶走。在意大利的战事进展极其缓慢,德军在罗马南部的纵深之处使战役陷入僵局。
尽管情况令人失望,个人又疲惫不堪,艾森豪威尔却始终保持着积极与乐观的姿态。他给妻子写信时说:“压力更大紧张加剧时,每个人都开始表现性格的弱点。指挥员的责任,是将自己的弱点掩盖起来,尤其是掩盖疑虑、胆怯和不信任。”这一点他做得怎样,可从他的参谋在北非的记述中看出来:“他充满活力,精力充沛,富于幽默感,对细节有惊人的记忆,对未来有过人的胆识。”
他善于研究领导方法,在他看来,这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项需要掌握的技能。他宣称:“通过认真思考与实践可以提高的一种素质,就是对人的领导。”
1942年11月初在直布罗陀,他以首席指挥官的感受写道:“我第一次意识到,重负与紧张多么不可阻挡和不可避免地磨损着指挥员的耐力、判断和信心。”无论情况多么糟糕,无论参谋多么焦虑,指挥员都必须“在自身和指挥方面保持乐观,在指挥中缺乏信心、激情和乐观,胜利是不可能获得的”。
他意识到:“乐观与悲观可以感染,它们由上而下的传播速度比任何其他方向都快。”他懂得,一个指挥员的乐观态度“对他所接触的所有人都有极不寻常的影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下定决心,在公开场合的言谈举止上,永远要反映出对胜利有令人振奋的把握,而将我可能会感到的任何悲观与泄气留给我的枕头”。
他对下级谈话从不使用隆美尔对卢克少校谈话的那种方法,当然他值得乐观的东西要多得多。这两个人之间还有其他显著的差异,不论是在职位方面,还是在个性上。
隆美尔对后勤和管理方面的困难很不耐烦,而艾森豪威尔,几乎当了二十年的参谋,在这两方面都是能手。隆美尔往往很傲慢,而艾森豪威尔精心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纯朴的堪萨斯农家男孩,时刻在试图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隆美尔不大喜欢意大利盟友,不掩盖对他们的轻视,而艾森豪威尔真心喜欢英国盟友,竭尽全力确保双方合作顺利。隆美尔常常放任自己对其他人发火,同时很难授权他人,艾森豪威尔也爱发火,但在放权的问题上与隆美尔正好相反。隆美尔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一个寂寞的天才,一个凭灵感和直觉统率部队的将军,艾森豪威尔是一个通力合作者,一个可管理众多企业的“经理人”,一个凭集体智慧统帅全军的将军,他总是先细心征求参谋与战地指挥官的意见,再确定最佳方案,这使每个人都能成为他制定方案的后盾。
在战场上,隆美尔是一个随时挑衅的冒险家,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小心谨慎的计算家。隆美尔凭着英明调遣部队赢得战斗,艾森豪威尔是靠优势兵力打垮敌人。隆美尔总是指挥在兵力及火力上都处于劣势的部队,他的方法很适合他的情况,而艾森豪威尔向来统帅处于优势的部队,所以他的方法也适得其所。假若他们的情况相反,或许他们会成就另一番事业,但现在看,他们的领导方法符合各自的性格。
尽管有如此众多的差异之处,他们也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马丁·布吕门松描写隆美尔说:“虽然他对士兵提出许多要求,但他自己却一点儿不少做。他努力工作、努力作战、生活简朴,与自己的部队融洽地交谈,对妻子和儿子非常忠诚。”确切地说,这些词汇也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艾森豪威尔。
两位将军都有一个稳固而幸福的婚姻,在整个战争岁月,他们都经常给妻子写信,说悄悄话,流露他们的希望与忧虑,抱怨令人恼火的琐事,表达始终如一的愿望。回家后,共同享受宁静民主的生活,回忆他们结婚头几年发生的事情。简言之,他们把写信当作一个机会,在激烈的战争中间,寻觅片刻安宁与平静。
两个将军都有一个儿子。1944年初,就在刚刚过完15岁生日之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参加了纳粹德国空军,当了一名防空炮兵。约翰·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学生,1944年6月6日毕业,直接进入军队。每个儿子都事业有成,与其父不同,曼弗雷德是一位政治家,约翰是一名军事史的作家。
隆美尔与艾森豪威尔还有另一个基本特征:每人都憎恨这场战争迫使他所做的事情。他们的愿望是建造,不是毁灭,是培育生活,不是扼杀生活。破坏使他们惊恐,建设令他们愉快。
隆美尔曾说,战争结束后他想上班,当一名水利工程师,在全欧洲建造水力发电厂。他的儿子后来是斯图加特市长,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投资了这个繁荣的城市的一些巨大的建设工程。由于圣劳伦斯航道和州际公路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建设者之一。如果隆美尔在世,他或许会成为同样具建设性的西德总理的角色。对他的了解使人想到,他或许会像艾森豪威尔被证明的那样,也会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政治家。
 
让精于进攻的人去做防守的事
 
1943年10月末,德军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向希特勒提议,在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指挥下,应该授予隆美尔在西线战术性的指挥权。伦德施泰特是德国现役的高级陆军元帅,69岁,年纪太大,已经不能指挥战役。他没有足够的精力,也没有足够的物力,因此,尽管他构筑了坚不可摧的大西洋壁垒,但在加来海峡之外,却没有什么成果。约德尔的想法是,隆美尔会拿出急需的干劲,开展这项工作。
像往常一样,希特勒对此敷衍了事,他并没给隆美尔战役指挥权,只是给了他一道命令:视察大西洋壁垒,并向他汇报。希特勒11月5日告诉隆美尔这一消息时,强调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敌人若从西部进犯时,它将成为这场战争决定性的时刻,而这一时刻必须转化成我们的优势。我们必须坚决地让德国做出每一分努力。”
隆美尔在12月中期花费两周时间进行视察,从北海走到比利牛斯山脉,所见所闻令他震惊。他指责大西洋壁垒如同闹剧,“一个希特勒的幻境虚构的摆设……一种极度的虚张声势……与其说对敌人,不如说对德国人民……而敌人,通过他们的特工,对这个防线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
凭着在北非的经验,隆美尔告诉总工程师威廉·迈泽将军,盟军的制空权将会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向战役地带移动,因此“我们唯一可能的机会将是在海滩——那里永远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
谈及构筑真正的大西洋壁垒,他说:“我需要杀伤地雷,防坦克地雷,防空降兵地雷,我需要炸沉舰艇的水雷和炸沉登陆艇的水雷。我需要一些雷区,设计得能够让我们的步兵越过,敌军坦克遭殃。我需要踩上线就能爆炸的地雷、剪断线就能爆炸的地雷、可以遥控的地雷,以及一缕光线被阻断就能够爆炸的地雷。”
隆美尔预料,盟军将会以飞机投弹、舰炮轰击和空降突击发动进攻,然后是来自海上的登陆。他感觉到固定工事只能牵制进攻,不论埋设多少地雷,也无法将进攻阻挡回去。在D日,只有机动步兵和装甲师才会采取迅速反击。所以,这些部队要运动到靠近海岸的地方,以发动决定性的反攻。
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伦德施泰特有不同意见,他想让盟军向内陆移动,然后在法国内部打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完全在英军和美军战舰及巡洋舰重炮的射程之外。
这个重大分歧一直困扰着德军最高指挥官,直到D日以后。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都是进攻型将军,所有纳粹德国国防军培养出来的军官都大致属于此类。然而他们现在都在防守,德国的将军们从来也没有学会喜欢防守,尽管从战术上讲,他们已变得精通此道——苏联红军可以证明这点。
从战略上讲,他们从未学会红军本可以教会他们的简单课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研究红军的战略。这个简单的课程就是灵活多变的防御,在压力之下可以防守,在进攻战线拉得过长时可以反击,它最适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
隆美尔强烈地反驳说,盟军的空中能力会使推进变得很容易,伦德施泰特却认为:在海滩上作战,德国人就等于将自己暴露在盟军舰队的炮火之下。对这一点,隆美尔毫不理会。
尽管有分歧,两人的相处仍很融洽,无论如何他们都一致认为,进攻最有可能从加来海峡开始。伦德施泰特建议,应该由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总部指挥第15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战线从荷兰到布列塔尼南部的卢瓦尔河。希特勒同意了。1944年1月15日,隆美尔开始担任新的指挥。
1943年11月底,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参谋人员奔赴伊朗的德黑兰与斯大林会面。这位苏维埃领导人想了解第二战场的情况,罗斯福向他保证,进攻已确定,安排在1944年春季。它有一个代号,是丘吉尔从英军参谋长们手里的一份名单中选择的——霸王行动。斯大林要求知道谁是指挥官,罗斯福回答还没有任命。斯大林说,如果是这样,他不相信西方的盟国对此次行动是认真的。于是,罗斯福承诺说,三四天后会确定人选。
尽管已经许诺,他依然回避确定人选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责任。他想由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担任霸王行动的总指挥,让艾森豪威尔返回华盛顿担任陆军参谋长。但是,他又觉得这样不会受欢迎,因为它会使艾森豪威尔成为马歇尔的上司,这是一种荒唐的局面。而更糟糕的,是艾森豪威尔将对他过去的上司,现任西南太平洋战场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发号施令。然而,罗斯福非常希望给马歇尔一个机会,上战场指挥他培养、装备并且训练的军队。
随行人员12月初到达埃及开罗时,罗斯福让马歇尔个人表态,总统希望他为自己做出决策。但马歇尔回答说,他听命于总统,不愿意毛遂自荐。
罗斯福不情愿地做出决定。开罗最后的会议即将结束时,罗斯福让马歇尔替他给斯大林写一个函件。由罗斯福口授,马歇尔写道:“已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霸王行动的指挥官。”
由于马歇尔的弃权,艾森豪威尔握到了人人都最渴望的战争指挥棒,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事后,罗斯福解释说,马歇尔不在国内,夜里就无法入睡。由于这个指挥官又必须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占“霸王行动”总数的3/4,淘汰程序使这个人选落在了艾森豪威尔的身上。
选择艾森豪威尔也有多方面积极的理由。他成功地指挥过三次进攻,全部是英美海陆空三军参加的联合作战。他与英国人相处融洽,他们与他也同样。蒙哥马利将军已被选为霸王行动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他在谈到艾森豪威尔时说:“他的真正力量在于他的人格……他有吸引军心的能力,就像磁铁吸引铁块儿一样。他只需对你微微一笑,你就会立刻信任他。”
第一任海军军务大臣,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告诉艾森豪威尔,在他指挥下在地中海作战,是一个伟大的经历。他看到艾森豪威尔将背景不同、想法各异的两国军队集结一起,形成了一个团队,坎宁安说:“我相信,除你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重要的是“团队”。
艾森豪威尔重视协同的力量,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协作一致,这是他被选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943年12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突尼斯与罗斯福会面。总统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在此逗留,罗斯福下飞机后坐进艾森豪威尔的车里,汽车启动时,总统转向将军,近乎不经意地说:“嗯,艾克,你要指挥霸王行动了。”他的职务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
由于马歇尔的坚持,艾森豪威尔返回美国进行两周休假,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汇报与会议。他于1月中旬飞往英国,在苏格兰着陆,又乘火车去了伦敦。1944年1月15日,他担任了新的指挥官职务。
 
 
两位将军的细节
 
1942年6月,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访问伦敦,住在最豪华最昂贵的克拉里奇饭店的一个套房里。穿特殊制服的侍者不称他的心,华丽大厅也不合乎品味,黑色金色相间的客厅和粉红色的卧室也十分糟糕,于是他搬到另一个不特别讲究的饭店,还在萨里的金斯顿的乡间找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放松自己。这是一个小巧朴素的两室住所,叫作特莱格拉夫小屋。
1944年1月,艾森豪威尔返回伦敦,抱怨说将霸王行动总部设在城里令人分心——丘吉尔、美国大使和要员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拜访他,参谋人员对伦敦夜生活的诱惑无法抵御。不到两周时间,他就将总部迁移到城外的灌木园。在那里,参谋带着相当大的抱怨住进帐篷。助手们在金斯顿山为他找到一个较近的宅第,但他认为过于宏伟。他发现他的副总司令,空军上将阿瑟·特德住进了特莱格拉大小屋,他说服特德和他换房。就这样,最高统帅住进一个英国所有将级军官中最普通的家里。
1944年1月初,隆美尔赴巴黎会见伦德施泰特。伦德施泰特住在辉煌壮丽的乔治五世饭店,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如同一个巴比伦城,他想在其他地方设立自己的总部。他的海军副官弗里德里希·鲁格中将说,他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从海岸返回巴黎的旅途中,鲁格在拉罗什-居永堡逗留。这个位于塞纳河畔,坐落在一个有543个居民的村庄里,在巴黎下游约60公里远的地方。许多世纪以来,这个城堡一直是拉罗什富科公爵的宅邸,18世纪末期,托马斯·杰弗逊曾去那里做客,当时他是美国驻法国大使,是最著名的公爵及作家弗朗索瓦的一位朋友。
鲁格读起拉罗什富科的格言如饥似渴,曾拜访过公爵夫人以表达他对公爵的敬意。鲁格告诉隆美尔,这个位置非常完美,在巴黎之外,到第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总部的距离相同,城堡很大,足以安排参谋人员。所以参谋们带着许多抱怨离开巴黎,将总部设立在寂静的拉罗什-居永堡。
艾森豪威尔想要一条狗做伴儿,助手为他找到了一只苏格兰小犬。他给它起名叫特莱克,即特莱格拉夫小屋的简称。隆美尔也想要一条狗做伴儿,助手为他找到一只达克斯小猎犬。于是,两只小犬便分别睡在了各自主人的卧室里边。
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对比。两位将军都喜欢把脚踩进马镫,抓住缰绳疾驰而去。只要有犹豫不决和观望等待之处,就会有坚定的信念和果断的行动,他们的决定是毫不犹豫的。隆美尔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要用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我要确保它最终成功。”艾森豪威尔刚一上任就说:“我们正接近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它的风险是无法估量的。”
两位将军定出的速度,往往令其他五十岁出头的人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每天清晨6时,他们就已出现在路上,视察、激励、训练,让他的士兵做好准备。他们吃饭总是匆匆忙忙,吃干粮,或一个三明治加一杯咖啡。天完全黑下来,他们才返回总部。艾森豪威尔平均每夜睡4小时,隆美尔也不比他多。有一点不同是,艾森豪威尔每天吸四包香烟,而隆美尔从不吸烟。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尽管两人果断刚毅,保卫者无法抹去心头的疑虑,而进攻者拒绝让疑虑攻占心头。1月17日,隆美尔给妻子写道:“我想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保卫西线战役的胜利,假如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而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从来没有“假如”,只有挑战。1月23日,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说:“每一个障碍都必须清除,每一个困难都必须忍受,每一个风险都必须去冒,以确保我们的打击是决定性的。我们失败不起。”
 
关于“效率”的诠释
 
隆美尔消极的因素之一,源于混乱的指挥系统,尽管他们喋喋不休地述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原则。纳粹管理武装机构同管理政府一样,靠分而治之的原则,希特勒故意混淆管理机构的权限,这样一来,谁也不会确切地知道哪些人在管理哪些事务。陆海空三军大肆开展军种间的对抗,这个自然普遍的趋势更强化了元首的作用。
所以,隆美尔无法控制在法国的纳粹德国空军,也无法支配海军,还无法管理被占领土的行政长官。他对驻防法国的党卫军没有管理权,对伞兵和防空部队也同样,因为他们属于纳粹德国空军。
指挥上的分裂达到了荒谬的地步。例如,盟军舰队逼近海岸时,沿英吉利海峡的海军的岸炮将依然由海军控制,但当盟军部队一开始登陆,海岸炮的控制权就将转移到纳粹德国国防军手里。
让隆美尔非常不快的是,从来也没明确他与伦德施泰特到底谁将指挥这场战役。最糟糕的是,希特勒想亲自担任指挥官。希特勒一直亲手掌管装甲师,只有他的命令,他们才能参战,而他的司令部却远在千里之外,隆美尔指望这些装甲师在第一天就进行反击,真是愚蠢至极。
艾森豪威尔没有这类问题,他的指挥权非常明确,他的命令将得到绝对服从。起初,并未让他指挥盟军的轰炸机部队——美军第8航空队和英军轰炸机空军兵团,但他威胁说不让他使用轰炸机,他就辞职,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满足了他的要求。1944年春天,英国的每一名陆军、空军、海军,以及每一个部队,都服从艾森豪威尔的指挥。
西方民主国家戳穿了纳粹宣称的谎言:民主国家天生就没有效率,独裁国家天生就有效率。
 
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结局
 
由于指挥权限清晰,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目标专一明确,与西线德军总司令部和B集团军群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能够营造和谐氛围的因素之一,就是艾森豪威尔与他最接近的下级的关系,它与隆美尔的指挥系统截然不同。艾森豪威尔曾在地中海与团队的多数成员协同一致,在大部分集团军、军和师级指挥官中发挥作用,而隆美尔却几乎不认识他指挥的集团军、军和师级将领。
艾森豪威尔并不喜欢所有的下级,他不喜欢蒙哥马利将军,担心他在战斗中过分小心谨慎。但艾森豪威尔明白,蒙哥马利是这场战争中英国唯一的英雄,绝对需要他起一个主要作用,于是他尽可能有效地与蒙哥马利协作,如同他在地中海所做的那样。他认为战术空军指挥官,空军少将利-马洛里爵士太谨小慎微,又悲观,但是他尽量发挥他的长处。他喜欢并极其赞赏空军中将特德以及海军总司令伯特伦·拉姆齐,在地中海曾与他俩有过良好的协作。
美军地面指挥官奥马尔·N.布雷德利是他西点军校的同学,又是关系密切的老朋友,他的判断艾森豪威尔绝对信任。他的参谋长沃尔特·B.史密斯将军从1942年就一直和他在一起,艾森豪威尔把史密斯描绘成“完美的参谋长”,这对一个独腿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希望有许多他那样的人,假如我真的得到了,我就会买一个鱼竿,每周给家里写信,讲述我赢得这场战争的精湛技艺。”
隆美尔从未与他军队的指挥官协作过,如15集团军的汉斯·冯·扎尔穆特上将和第7集团军的弗里德里希·多尔曼上将。与扎尔穆特在一起,他们会高声争论;多尔曼则没有多少实战经验,身体不好,还不大喜欢隆美尔。扎尔穆特和多尔曼都不是忠实的纳粹分子。巴龙·莱奥·盖尔·冯·施韦彭博格指挥西部装甲集群,作为东线战场的一名老兵,他对隆美尔提议用坦克车堵截非常震惊,在他看来,那是错把坦克当作固定大炮用。他们之间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隆美尔并不指挥装甲集群。
隆美尔辞退了他的第一任参谋长,继任人是汉斯·施佩尔将军,他是符腾堡的斯瓦比亚人,“一战”中曾与隆美尔并肩作战,20世纪20年代与他一起供职。施佩尔是一个谋反希特勒的积极分子,在政治上比他的上司更精明强干、更有觉悟,最终,他说服隆美尔支持密谋,策划反对希特勒。这件事1944年初期一直在酝酿之中。
隆美尔与艾森豪威尔之间最根本的分歧是,艾森豪威尔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在他看来,这场进攻是一场十字军远征,目的就是结束纳粹对欧洲的占领,永远粉碎纳粹主义的祸害,他憎恨纳粹分子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隆美尔虽然也是一名爱国者,也并不是纳粹党党徒(尽管有时他也对希特勒阿谀奉承)。但在隆美尔看来,未来战役的对手,是他从不憎恨而确实钦佩的敌人。他走向这场战役,是出于职业军人的职责,而不是十字军战士的热情。
 
 
 
第四章   何时何地
 
登陆场的选择
 
1943年3月中旬,卡塞林山口战役不久,离突尼斯最终胜利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任命英军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担任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已被任命而尚未上任),负责协调与推进当年及第二年的跨海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认为当年无法进行这样的行动。4月末,摩根接到最后命令,开始策划“1944年尽早对大陆全面进攻”。
很难想象有哪个要求会比这个更宽泛,地点可以是荷兰与布雷斯特之间,时间可以是1944年3月到9月。摩根把全体英美军官召集在一起,由美军陆军少将雷·巴克当他的副手,按他职务的首字母称这个团队为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COSSAC),然后着手工作。
参谋部必须在一个特别具体而严格的限制内行事,那就是登陆艇运载兵力的数量只能是三个师,加上德国人会加强大西洋壁垒,三个师的力量只能集中到一个方向。
从一开始,参谋部就定出集结兵力的原则:一个进攻地点,几个师一起登陆。
登陆点必须在英国战斗机攻击范围之内,附近必须有一个到两个港口,可以从陆地攻占并尽快投入使用。不能考虑从大西洋壁垒完备之处登陆,也就是说,法国周围的港口不行。加拿大军队1942年8月突袭迪耶普损失惨重,让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相信,直接从正面进攻有防御的港口不可能成功。因此,岸滩必须能长期从登陆艇直接卸载,还得有车辆的出口和后面足够的路网,以便向内陆迅速大面积展开。
这些战术方面的要求,在法国的地中海海岸或在布列塔尼半岛大多数可以轻松满足,但战略要求是,登陆地尽可能贴近最终目标——莱茵-鲁尔地区。理由显而易见,登陆地点离目标越远,行进的距离就越长,补给线就会越长。
荷兰与比利时都有极佳的港口,但是它们距离德军和纳粹德国空军的基地太近,内陆太容易让洪水淹没,防御太严密。法国最北部的加来海峡海岸,各方面都比较理想,就一点除外,那就是它太明显是一个登陆之处,在那里,德国人修筑了大西洋壁垒最坚固的工事。
位于塞纳河口北岸上诺曼底区的勒阿弗尔是一个极好的港口,但它也有很多缺陷。想占领它,盟军要从河的两岸登陆,两支军队无法相互支持,会被德国人各个击破。勒阿弗尔海岸线的东部多是悬崖峭壁,仅有几个小海滩和很少的出口。
布雷斯特是一个重要港口,北岸还有一些比较小但却不错的港口;布列塔尼有优势,但与英国的距离和到目标的距离却又给优势蒙上了阴影。瑟堡距离两处都较近,这使科唐坦半岛有些吸引力,但是科唐坦西岸易受大西洋的风暴袭击,还有德国人在根西岛和泽西岛组成的海峡群岛守护。科唐坦东岸低洼,易受洪水淹没,而且,科唐坦的半岛狭窄,德国人容易封锁登陆场。
排除这些选择之后,登陆地点被确定在诺曼底的卡尔瓦多斯海岸。卡昂港虽说小,但可以迅速占领,或许在开始进攻时就能占领。卡昂港外还有一个飞机场,叫作卡尔皮凯,第一天空中突袭就可以攻占。占领卡昂会切断巴黎到瑟堡的铁路和公路,可以同时隔绝科唐坦半岛并有可能对巴黎造成威胁。
其他方面的优势是,奥恩河口是东北方向纳粹德国国防军第15集团军与西南方向第7集团军的分界线,这是军队固有的薄弱地区。进攻将针对第7集团军,它只有第21师一个装甲师,而第15集团军有五个装甲师。卡尔瓦多斯离英国南部的主要港口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150公里,这里有科唐坦半岛的天然保护,可以免受大西洋风暴太严重的袭击。从奥恩河口向西,有30公里的开阔沙滩,基本上只有较缓的坡度与内陆相连,还有一张良好的通向内陆的公路网。从阿罗芒什再向西10公里,悬崖几乎是陡立的,但是从科勒维尔开始,峭壁离延伸10公里的海岸线渐渐远去。尽管后面的悬崖有40~50米高,但并不陡峭,而海滩开阔多沙,低潮时200米左右宽,高潮时10米宽。因道路通向这个海滩,所以有四个洼地都形成了合适的出口。
 
搜集沙滩样本
 
英国已经搜集过极其大量的法国海岸的情报。在敦刻尔克撤退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就用广播向战前在法国度假的家庭征集历年的照片,第一批邮件就收到3万张,最终收集到1000万张照片。在1942~1943年期间,又有了空中侦察照片,它们被拼在一起,构成全景图片。法国抵抗运动提供了海滩障碍、据点、敌人部队等类似信息。从过去的一些手册上,还找到了潮水、水流和地形地貌信息。
因此,对于卡尔瓦多斯海岸的情况已有了大量的了解,但一个关键问题还无从知晓,那就是奥恩河口西部的岸滩是否能让水陆两栖车、坦克、推土机和卡车顺利登陆。因为英国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报告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海岸线水土流失严重,卡尔瓦多斯最初的港口及旧的罗马时代港口,离20世纪的海岸线有两公里远。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从巴黎偷偷带出四卷地质地图,一卷是拉丁文的,由罗马人绘制,他们为写燃料资源报告,曾对整个帝国做过测绘。这个测绘图表明,罗马人从这里挖取过泥炭。假如现有海岸薄薄的沙层下面是沼泽般的泥炭地,就不能支撑坦克和卡车顺利通过。
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必须知道真实情况,唯一方法就是获取样本。洛根·斯科特-鲍登少校和布鲁斯·奥格登-史密斯中士组成第一联合作战地标领航和海滩侦察队,在1943年新年除夕乘一艘小型潜水艇出发去采样。他们估计德国人当天夜里会举行庆祝活动。联合作战的奈杰尔·威尔莫特少校担任指挥,还有一名潜艇艇长和一名工程师。斯科特-鲍登少校和奥格登-史密斯中士游到岸上,带着手枪、匕首、腕用指南针、手表、防水手电筒和十几个12英寸长的管子。
他们在涨潮时到达海滩上的村庄滨海吕克,后来它的代号为“剑”。他们听着从德军驻地传来的歌声在岸上匍匐前进,向内陆行进了一段路程,灯塔的光柱照射海滩时就卧倒在地,光柱过后继续前进。他们要确保自己处在最高水位痕迹之下,以使自己的行迹在清晨到来之前被潮水冲刷掉。他们将管子插进沙层,取到样本,然后在戴于手臂的水下书写簿上记下每个样本的位置。
斯科特-鲍登回忆说:“我们装满管子时,麻烦出现了。海浪的力量相当大,我们完全被陷住了,带的东西都被打碎了,我们尝试着朝大海方向走,但一次次被推回岸上。”
他们稍稍喘息,再次尝试,但又一次被抛回来。
“所以我们尽可能在水里走得远些,那里拍打我们的浪花小一些,我们观察这些浪花的节奏,直到可以测定时间。第三次尝试,由于测定的时间准确,我们出来了,但是有点儿分散。我们拼命地游,以保证我们不会再次被推回岸上。我们没有完全失去联系。”
突然,奥格登-史密斯叫喊起来,斯科特-鲍登讲述说:“我想他可能是抽筋或怎么了,我游近他时,才发现他在喊新年快乐!他是个好小伙子,非常了不起。我骂了他一句,然后也祝他新年快乐。”
样本表明,沙滩能够承受所需重量。那年冬天,联合作战地标领航队沿卡尔瓦多斯海岸线,在被命名为朱诺和黄金的海滩进行了一系列侦察。有时他们将小型潜水艇设在潜望镜深度的海底,测定方位,拍摄照片。斯科特-鲍登解释说“从低处向上看时,我们可以看到从空中拍的照片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一个需要相当慎重的行动,在多浪的潜望镜高度的海底,如果谁在小型潜水艇中的动作稍有疏忽,都会破坏潜艇的平衡而导致底部不正常,或者艇尾上升,或者别的什么事,所以必须小心翼翼。”
有一次,潜水艇正好从一只法国拖网渔船下面开过,船头还有一名德军观察员。斯科特-鲍登看到海滩上的工人正赶着双轮马车。他和奥格登-史密斯还游过几次泳,包括在科勒维尔和维耶维尔之间的海滩。这时是1月下旬,这些海滩的代号是“奥马哈”,他们还执行过其他侦察任务。
1月底,斯科特-鲍登被召唤到圣詹姆斯广场的诺福克大厦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他要向拉姆齐上将、布雷德利将军、史密斯将军,以及另外四名将军和其他五名高级指挥官汇报情况。拉姆齐的参谋长乔治·克里西少将拉上窗帘说:“现在,描述一下你们侦察的情况。”
斯科特-鲍登看了一下地图,觉得这幅地图太大,太一般化。斯科特-鲍登说“嗯,先生,恐怕按这张地图太难叙述详细情况。”
克里西回答说:“噢,屋子那边还有一幅地图,可能好一些。”他跟随少将走过这个宽敞的房间,看了看挂在那里的地图说可以用。克里西大声说:“快点儿,小伙子们,把椅子搬到这儿来。”几位将军和高级指挥官搬起椅子走过来时,23岁的斯科特-鲍登想,噢,天哪,天哪,我要出师不利了。
他回忆说:“我以前从来没面对过这样一群杰出的人,整个讲述我都是结结巴巴的。后来他们开始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问题,几乎有一个小时。海军对我不得不说的内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布雷德利将军很感兴趣。他想让我说谢尔曼中型坦克是否能开上这条路或那条路,我想起双轮马车,就说肯定能行。”
这些高级将校问完,斯科特-鲍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告诉布雷德利:“先生,假如您不介意我这样说,我认为你们选择的海滩上有庞大的阵地,沙滩上处处都有炮火控制,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攻克的地方。”
布雷德利拍拍斯科特-鲍登肩头说:“是的,我知道,孩子,我知道。”
 
登陆方案的确定
 
艾森豪威尔及其小组抵达伦敦取代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他们研究了摩根的计划,接受了他合理的想法,只有一点除外。所有相关人员,包括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史密斯、布雷德利和其余的人都坚持认为,进攻的先头部队必须扩展到五个突击师。在他们要求下,又得到了一批登陆艇。
摩根认为向东朝勒阿弗尔延伸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会使进攻部队直接暴露于勒阿弗尔海岸的炮火之下,那里的炮火是大西洋防线中最难攻克的。摩根已把向西部扩展排除在外,因为那里是科唐坦半岛的东南角,德军正大量开往那里。
艾森豪威尔否决了摩根的意见,他决定向西扩展。海岸线后面有些地区布满敌军,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向内地空投美军空降师,任务是占领敌军驻防地区纵横交错的道路,保证海运的突袭部队沿这些道路向内地运动。
美军第4步兵师将率先向科唐坦进发,这里的海滩代号为“犹他”。美军第29和第1步兵师将在卡尔瓦多斯海岸的滩头登陆,海滩代号“奥马哈”。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将在从奥恩河口向西延伸的几个海滩登陆,海滩从东向西代号分别为“剑”(英军第3师以及英军和法军突击队在此登陆)、“朱诺”(由加拿大军队第3师完成登陆任务)、“黄金”(由英军第50师完成),英军第6空降师将在奥恩河与迪沃河之间登陆,以保护左翼。
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曾想过在首次进攻中仅用一支部队——或英军或美军——这会使事情变得非常简单,并能消除每个联军战斗部队中历来存在的最薄弱点——两国部队之间的界限。但从政治上讲这不可能实现,正如巴克将军1943年6月所说的:“我们要绝对地接受一个必然的事实——首相一刻也不会允许这场突袭全部由美军承担。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在这点上我们必须讲究实际,面对现实。”
方案最终被确定了下来:进攻将针对卡尔瓦多斯海岸,英军攻左侧,美军在奥马哈,再向右扩展到科唐坦海岸的犹他海滩。
 
这是一次“奇袭”
 
选择卡尔瓦多斯海岸最大的弊端就是盟军部队要在塞纳河西南上岸,这样,在他们与目标之间多了塞纳河和索姆河。不过也有好处,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认为进攻前的炮火可以摧毁塞纳河上的桥梁,敌人很难从加来海峡调遣德国装甲师跨河作战。
选择卡尔瓦多斯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出奇制胜,让德国人认为登陆是一场佯攻,是想把他们的装甲部队从加来海峡吸引到塞纳河西边。
奇袭的基本理由是,去卡尔瓦多斯,盟军将可以从英格兰向南运动,避开德军肯定防御的莱茵-鲁尔地区,而不是从英格兰向东运动,取直线向他们的目标进军。在进攻后的继续战斗中,设置一场以加来海峡为目标的虚假行动,有可能让德国人相信,卡尔瓦多斯是一场佯攻。
这个次序不可能倒过来:即盟军进攻加来海峡,同时搞一个以卡尔瓦多斯为目标的虚假行动,那样的话,德国人会相信它。假使攻击在加来海峡发生,德国人不会让部队滞留在下诺曼底区,他们害怕被击败。相反,他们会将部队从下诺曼底区调遣到加来海峡参战。但盟军想让他们相信,卡尔瓦多斯海岸发生登陆后,他们仍然应该守在加来海峡,因为加来海峡的士兵和坦克依然位于盟军与德军之间。总而言之,地理情况将有助于把德军的装甲部队固定在加来海峡。
 
瞒天过海——刚毅行动
 
为实现增援,德军需要装甲部队驻守塞纳河的东北部,于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提出一项精心策划的疑兵之计,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指挥后得到实施。它的代号是“刚毅行动”,目的是诱骗希特勒及其将军们,使他们守在非进攻地点,让他们相信真实的进攻是一场佯攻。每个目标都要让德国人确信,盟军的进攻部队大约是实际兵力的两倍。
刚毅行动是一个合作项目,由英美两方协作实施,它充分利用了伪装系统、超级机密、佯攻部队、假无线电通信和精心策划的安全措施。刚毅行动包括许多组成部分,目的都是诱惑德国人,以为进攻或许在比斯开湾海岸,或马塞地区,甚至是巴尔干半岛各国发生。最重要的部分是“北方刚毅”,它把挪威设为目标,希特勒的德国潜艇基地在这里,地位极为重要,是他最敏感的一个地区,而“南方刚毅”则以加来海峡为目标。
为了让德国人在挪威防守,首先要让他们确信,盟军有足够的储备力量进行牵制或再次发动攻势。做到这点有双重的难度,因为登陆艇严重短缺,即便到D日,有没有足够的登陆艇运载六个师在诺曼底上岸还不好说。因此,盟军便虚构出大规模的师和登陆艇,这项工作主要由伪装系统、美英电影业的精英以及无线电信号来完成。
例如,驻防苏格兰,计划6月中旬进攻挪威的英军第4军,只存在于广播之中。1944年初,约二十几个超龄的英国军官奔赴苏格兰的最北端,在那里一直待到年末,更换无线电信息。他们使广播中充斥着与真实军队的集结情况完全一致的无线电通信,传输时用低水平的可以轻易破译的密码。这些消息汇总起来会给人一种印象,军级和师级司令部遍及整个苏格兰。
当然,电文不能直接说“我们将于5月中旬进攻挪威”之类的话,德国人从来不会相信如此明显的花招。电文听起来往往是“第80师寻求1800双防滑钉鞋,1800副滑雪带”,或者“第7军寻求会比尔格里攀岩法的示范者”,或者“第2军汽车连寻求在低温高海拔情况下发动机的工作手册”。实际上第80师、第7军和第2军汽车连纯属虚构,但德国人并不知道。对苏格兰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做出自己的结论。
愚弄德国人并非易事,在无线电诱骗方面,他们是专家。1942年初,他们曾实施过“二战”中最为精心策划和成功的诱骗行动“克雷姆尔行动”,其目的是使苏联红军认为,1942年德国的主要攻势会在莫斯科前线发动,而不是在斯大林格勒。正如历史学家厄尔·齐姆克所写,克雷姆尔“是一场纸上作战,一场彻头彻尾的诱骗行动,但是,它的内容使它成为如此深思熟虑的军事艺术杰作”。德国人根据无线电部署了据推测能够威慑莫斯科的虚设的军队,在大部分要点上,克雷姆尔与刚毅类似。
然而,由于有伪装系统,盟军比克雷姆尔多出一个优势。在英国的已经叛变的德国间谍近三年来已向纳粹德国反间谍机关“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盟军将他们派上了用场。他们向汉堡的纳粹德国反间谍机关发送密码无线电电文,描述苏格兰拥挤的铁路交通情况、在爱丁堡街道上看到的新师管辖区,以及部队中关于奔赴挪威的传闻。此外,木制的双引擎“战斗机”开始在苏格兰机场露面。英军突击队在挪威海岸发动了几次袭击,确定雷达站位置,提取土壤样本,总之,力图看上去像一支进攻前的部队。
这些举措成果非常突出。到春天末,希特勒在挪威集结了13个师的兵力,有9万海军和6万空军。这些不算高质量的部队,可以填满沿着法国的大西洋壁垒的战壕。5月末,隆美尔说服希特勒将5个步兵师从挪威调遣到法国。他们已经开始装备弹药准备出发,纳粹德国反间谍机关突然又传递给希特勒一组“截获”的电文,表明挪威受到威胁,于是,希特勒取消了这一调遣命令。用丘吉尔的话说,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兵力被如此少数的人牵制着。
南方刚毅行动的规模更宏大,策划更精心。它的基点是驻在多佛尔地区的美军第1集团军群严重威慑着加来海峡。南方刚毅包括无线电通信,以及拉姆斯盖特、多佛尔和黑斯廷斯港口故意暴露的虚假的登陆艇,停满充气橡胶或纸板模型坦克的场地,这一切都充分发挥着伪装系统的作用。间谍们汇报多佛尔周围紧张频繁的活动,包括修筑工事,部队运动,增多的铁路交通等。他们所说的多佛尔的石油码头开港运营,实际是由电影业的舞台工作人员搭建的。
南方刚毅的最大成就,是艾森豪威尔选择乔治·S.巴顿中将指挥美军第1集团军群。德国人以为巴顿是同盟国阵营中最优秀的指挥官,预测他将率军进攻。艾森豪威尔一直准备让巴顿在未来战役的初始阶段发挥作用,就利用巴顿的名声和影响来强化南方刚毅行动。间谍们汇报他抵达英国的情况和他的活动,英国各种报纸也这样做,一两天后,德国人就通过葡萄牙和西班牙获得了这些报纸。此外,都柏林的德国特工也能弄到当天的伦敦报纸,并将热门话题通过无线电传出。美军第1集团军群的无线电信号告诉德国人巴顿的往来情况,并且表明他已牢牢掌握着新的指挥权。
美军第1集团军群不仅包括虚设的,而且还有真实的师、军和集团军。美军第1集团军群的作战命令涉及美军第3集团军,它是真实的,但却主要驻扎在美国。英军第4集团军是虚拟的,加拿大军队第1集团军是真实的,驻防在英国。除此而外,据说在美国还有50个后续师,编制为美军第14集团军,但这是假的,好像是在等待第1集团军群建立登陆场之后被运往加来海峡。第14集团军的许多师都是真实的,实际上归属驻防英格兰西南部的布雷德利指挥下的美军第1集团军。
通过德国人对盟军兵力的估计,可衡量出欺诈的成功。5月末,德国人相信盟军有89个师的兵力,而事实上是47个师。德国人以为盟军有足够的登陆艇,能运送20个师抢滩登陆,发动第一个冲击波,但实际上能运送4个师就不错了。一方面因为他们相信盟军有这么多兵力,另一方面因为这样计算在军事上是明智的,所以德国人认为真正的进攻会发生在牵制性进攻和佯攻之后或者之前。
 
保密,这是个问题
 
德国人不知道卡尔瓦多斯是登陆地点,他们并不认为在这里登陆比加来海峡和挪威更重要。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2月23日的备忘录中宣布说:“即将到来的行动成功与否,取决于敌人是否能预先获得准确真实的情报。”
为确保安全,盟军竭尽了全力。2月,艾森豪威尔让丘吉尔阻止所有对英格兰南部海岸线地区参观访问的人,因为那里正在修建进攻基地,正在进行训练演习,他担心游客中或许会混入某个漏网间谍。丘吉尔不同意,他说他不能做得太过分,扰乱人民的生活。摩根将军怒气冲冲地说丘吉尔的回答“纯粹是政治见解”,并警告说:“假如我们失败了,就再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见解了。”
英国政府依然不愿采取行动,但是蒙哥马利愿意禁止他所在训练地区的游客。艾森豪威尔向战时内阁发出一项富有鼓动性的请求,他告诫说:“假如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感觉到,由于忽略了某些安全措施,我们损害了这些生死攸关的行动的成功,或是浪费了士兵们的生命,我们的良心将会受到谴责。”丘吉尔做出了让步,游客被禁止了。
艾森豪威尔还说服并不情愿的战时内阁,禁止从大不列颠发出有特权的外交信函。艾森豪威尔说外交邮袋对我们行动的安全性,以及对我们的海军、陆军和空军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4月17日,政府实施了这项不适用于美国和苏维埃的禁令,同时便遭到了外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这给希特勒测算霸王行动的时间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他在5月初分析说:“英国人已经采取了他们可以持续仅仅六至八周的行动。”
英国政府合作得如此出色,艾森豪威尔也不逊色。亨利·米勒少将是美军第9航空队补给军官,同时是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的同学,他4月去克拉里奇饭店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时,随意地抱怨他搞到补给的困难,但是补充说这些问题在D日后就会结束。他宣称这个日子将会在6月15日之前,别人对这个日期表示怀疑,他便提出与人打赌。
第二天早晨,艾森豪威尔听说这个泄密事件后,当即采取行动。他下令米勒降为永久性的上校军衔,并将他派回美国。这对职业军人来说是最大的耻辱,米勒提出抗议,但艾森豪威尔仍然坚持,于是他回国了。此后不久,米勒退役了。
5月份又出现一件让人心慌的事情。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在聚会上喝醉,泄露出即将展开行动的详细情况,包括地点、运输、兵力和日期。艾森豪威尔写信给马歇尔说:“听说再一次发生这种不必要的危险后,我感到非常气愤,我甚至都想亲手枪毙这个泄密的人。这件事与米勒事件时间相隔如此之近,几乎令人不寒而栗。”事后,那名军官也被送回美国。
 
德国人识破了“骗局”?
 
盟军最高统帅部凭借“英格玛”截获的电文,检验刚毅行动和安全措施的运作情况。每个星期,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都发布一个德国人对盟军西部意图的判断总结,这是一份一两页的概述,包括德国人预测盟军进攻的地点、时间和兵力情况。
周复一周,这些总结让领导者相信,希望正在到来。德国人预料进攻会在挪威发生,法国南部的诺曼底和比斯开湾会有佯攻,进攻是大规模的,有20个以上的师,会指向加来海峡。
德国人在加来海峡浇筑了比其他地方更多的混凝土,他们修筑了更多的防御工事,驻扎了更多的军队,并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他们将地雷和水雷集中埋设于远离加来海峡海岸的英吉利海峡。他们极度地高估了盟军可获得的资源。总之,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欺骗。
但是他们还是担心。由于对海上和空中的控制,盟国远征军享有机动性,这使德国人认为,几乎任何合适的海滩都有可能成为进攻的地点。3月19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召开的会议上,希特勒将这个问题摆在他的高级指挥官面前,他说:“很明显,英美联军的西部进攻即将到来,只是如何进攻和在哪里进攻,谁也不知道,而且也没有猜测的前提。”
但是他确实做过猜测,因为德国人识破欺骗的能力并不存在,他们渗透盟军远征军安全措施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几架侦察机确实进行过突破,发现了南部港口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增加了船舶。但是希特勒说,“这种情报毫无价值,你们不能把表面上的船舶集中当作某种线索,以为他们的选择会偶然碰上我们从挪威到比斯开湾漫长的西部防线的某个地区,因为这种集中永远都可以随时在能见度低的掩护之下改变或调遣。显而易见,它们是在愚弄我们。”
他不断在猜测,因为他不得不猜测。
希特勒又说:“最合适的登陆地区,也是最危险的地区,就是西海岸的两个半岛,瑟堡和布雷斯特,那里存在着非常诱人的可能性……”
他的猜测水平太差了。
特奥多尔·克兰克上将指挥西线海军集团军群,据他推测,进攻将在布洛涅与瑟堡之间发生,不是在科唐坦半岛,就是在奥恩河口、塞纳河口,或索姆河口,这个猜测稍微好些。不过由于布洛涅到瑟堡包括大部分英吉利海峡海岸,所以很难确定精确地点。
隆美尔的推测是加来海峡。他在那里花费的时间比他在漫长的防线任何地方都多。他视察、检验和修筑防御工事,5月初,又开始稍稍注视西南方向,他告诉第15集团军第116精锐装甲师的指挥格哈德·施维林中将:“我们预料进攻会在索姆河口两侧发生。”
但是,德国人可获得的所有证据继续表明进攻将来自加来海峡。例如,盟军远征军空中活动的模式使“刚毅行动”得到充实。盟军远征军在第15集团军防区上空的侦察飞行比在第7集团军上空多一倍,对塞纳河东北部目标的空袭几乎是对下诺曼底区的十倍。因此,隆美尔继续关注加来海峡方向,他确信假如盟军远征军入侵那里,他能够挫败突袭。
4月27日,德军的鱼雷快艇突破盟军代号“猛虎”的船只集结常规演习,击沉了两艘坦克登陆舰。对盟军远征军来说,损失七百多兵员是一个重大打击;对德国人来说,盟军正在英格兰南岸的斯莱普顿沙滩进行训练,这个信息具有潜在的价值。希特勒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从未去过英格兰,也没涉足过科唐坦半岛或卡尔瓦多斯地区,但他有令人吃惊的能力,可在头脑中存储地形地貌信息。以这件事为例,他注意到斯莱普顿沙滩与科唐坦海滩的相似之处,而盟国远征军正是在斯莱普顿沙滩实施训练的。
希特勒开始加强下诺曼底区的防御。
在严厉督促下,西线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防御得到了加强。5月29日,每周一次的盟军远征军情报汇总中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句子:“最近德国地面部队向瑟堡运动的趋势有助于支持一种看法,即勒阿费尔-瑟堡地区被认为是可能,或许是重要的突袭地点。”
德国人是否识破了霸王行动的秘密,只有事态的发展才能证明。与此同时,令人欣慰的消息是,主要的装甲部队依然驻守在塞纳河东北部,其中还包括第15集团军。
 
登陆时间的确立
 
时间确定何时?摩根指令尽快行动。3月份即将过去,即使盟军远征军还有几天好日子过,但春季的暴风雨有可能袭击卡尔瓦多斯海岸,使3月进攻冒太大风险。曾考虑过4月1日,这个预定日期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但因为海峡气候变幻莫测,这个日期并不合适,而且,俄罗斯春天的解冻期使红军无法协同进攻。因此,摩根选定了5月1日。
艾森豪威尔担任指挥时,将预定日期推至6月1日,以便再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生产坦克登陆舰、车辆人员登陆艇和其他登陆艇。
这个预定日期意味着,盟军远征军将于6月1日之后第一个合适的日子出击。
D日的选择涉及许多要求,主要与潮水和月球的情况有关。海军将领们期望白天横跨英吉利海峡,这样可以避免混乱,容易控制成千上万艘调用的登陆艇,让火力支援发挥最大的威力。空军将帅们希望抢滩登陆的第一个冲击波是在白天,以便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轰炸航路的效用。但他们部下得不给陆军将领让步,陆军将领们坚持夜渡海峡,将出奇制胜的行动保留到最后一分钟,在早晨天刚亮后登陆,这样就能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做立足准备。
隆美尔预料进攻会发生在满潮时,因为这时海滩最短,但这只能表明他对两栖行动的知识多么贫乏。从一开始,盟国远征军就决定在涨潮时登陆,以便登陆艇能够直接开上海滩,然后借潮汐的上涨自如地漂浮。
跨海之夜,至少要有半个月亮,为舰队和伞兵提供一些照明,伞兵将在进攻发起前五小时被空投到法国。
月亮适宜的夜晚,早晨天刚亮时涨潮,这种情况在6月份有两次出现,一次是5~7日,另外是19~20日。艾森豪威尔择定6月5日为进攻发起日(D日)。
科唐坦的东南岸和下诺曼底的卡尔瓦多斯海岸是登陆点,6月5日是登陆日期,进攻发起时刻在黎明。
隆美尔对盟国远征军登陆艇短缺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以为恰恰相反。此外双重间谍一直在给他提供虚假情报,所以,他对于日期的推测也非常离谱。4月时他估计进攻会在5月的第一周或第三周。5月6日,他在给妻子卢齐厄的信中说“我完全有把握地预料,这场战役可能在5月15日,可能在月底。”
5月15日,他写信给卢齐厄:“已到5月中旬,仍然无所事事……我想进攻还会等几个星期。”
6月1日,他查阅了月亮及潮水表记录,宣称6月20日之后才会出现有利于进攻的潮水。他是用黎明时的满潮来推论的,第二天,他给卢齐厄写信:“依然没有进攻即将到来的迹象。”
希特勒也高明不到哪里,他沉溺于一种幻想之中,希望永远也不会发生进攻。他在4月6日宣布:“我不禁感觉到,整个事情是一个无耻的装模作样的把戏。”他接着又抱怨说:“我们确实无法弄清他们到底在那里搞什么名堂。”
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我们输不起。”
盟国远征军就在这个基础上运作,没有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计划。“二战”的进攻者在计划中都有一定的灵活性,假如首次袭击没有形成突破,后续部队就可以迂回到侧面,或者原地不动,准备在另一天另一地点再次尝试。然而,霸王行动是孤注一掷。希特勒和隆美尔假设,如果纳粹德国国防军拒不给盟军远征军让出立足之地,盟军1944年将无法发动另一场攻势。他们俩的假设完全正确。
霸王行动所冒的风险之大,绝妙地集中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将帅们的智慧,但它同时也增加了工作负担,人们紧张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艾森豪威尔在1月末给妻子玛米写信说:“假如我可以用详细的日记给你描述上一周发生的事情,你就会明白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到底在做些什么!”
在5月底,他又写道:“我似乎在一个高压电网上生活。”
 
 
 
第五章  利用资源
 
 
 
 
 
对伞兵的使用存在分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攻的一方总是担忧敌人的反击,它几乎会出现在从瑞士边界到英吉利海峡海岸防线上的任何地点。沿着那条防线,必须设置足够的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情况如出一辙。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这方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德国人进攻大不列颠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盟国远征军完全可以将自己的资源集中在进攻方面。
1918年之前,第一个轰炸中队形成并开始进行初次行动,因为规模很小,无法深入到敌人防线之后去扰乱兵力和补给向战区运动,只能进行佯攻和诱惑。盟军最高统帅部充分利用佯攻和诱惑,除此之外,盟国远征军想借助三种手段,阻止和扰乱德国人的储备向战区的增援,隔绝了下诺曼底区,把它变成了一个战略“岛屿”。这三种手段是空降师、法国抵抗运动和战略空军。
因为这些力量都是新组成的,还没有经过考验,如何有效地利用他们有很大争议,不过最终达成了一致,工作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盟军最高统帅参谋部最初计划在卡昂城内和周边使用英军第6空降师,占领该城市和位于卡尔皮凯的飞机场。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对蒙哥马利来说确实大胆,他坚持使用这个师,让它扮演实际上是一个防守的角色,将它空投到迪沃河与奥恩河之间的地区,与剑海滩隔绝开。与此同时,布雷德利决定在科唐坦半岛德军的防线之后使用美军82和101空降师,防止德国人对犹他海滩发动地区性反击,同时抢占该海滩的出口,确保第4步兵师向内陆挺进。
马歇尔将军看到这些计划深感不安。战争开始时,马歇尔曾对伞兵寄予极大的期望,他们是战争力量新的组成部分。然而他的期望并没有实现。例如,1943年9月,计划将82空降师空投到罗马周边的各个机场,但是到了最后一刻,还是认为太冒险而将计划放弃,只把这个师用于对萨莱诺登陆场的战术支持。
1944年初期,马歇尔告诉艾森豪威尔,没能成功地让伞兵发挥战略作用,是一件极其令人沮丧的事情。他认为盟国远征军能够做更多的工作,更加充分利用那些精锐的空降师和制空权。马歇尔认为每个指挥员各自为战,一块儿一块儿地推进“缺乏构想”,假若让他指挥霸王行动,他就会坚持单一的大规模的空降行动:“假如英国人意见相反,我就只用美军实施这项计划。”
马歇尔建议艾森豪威尔,盟国远征军应该在从卡昂向内陆约一百多公里的埃夫勒南部使用空降师,埃夫勒附近有四个设备优良的机场,可以被迅速占领,因此轻武器装备的空降部队可以获得增援。
马歇尔宣称:“这个计划很吸引我,因为我感到它是真正的垂直包抄,会对德国人造成战略上的威胁,它将会要求他们对防御计划做出重大修改。”这绝对会出奇制胜,会直接威胁塞纳河与巴黎的渡口,还会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集合点。唯一不利之处是,“我们以前从未做过这类事情,坦率地说,这种看法使我感到疲惫。”
艾森豪威尔不愿与马歇尔持不同意见,他很少这样做。但这一次相反,所以他的答复时间很长,并且不避锋芒。他说一年多来他最喜欢深思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行动的某种重要方法上胜过敌人。在战略意义上使用空降师是可能的,这一点很明显,然而,在这一点上,马歇尔是错误的。
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上司说,他必须让空降师到剑海滩的侧面和犹他海滩德国人防线的后面,以便抢滩登岸。而且更重要的是,深入内陆的一支空降部队将不会独立自主,会缺乏机动性而被摧毁。德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再次表明,他们并不害怕“包抄的战略性威胁”。利用西欧的公路网,他们可以集中巨大的火力,攻击孤单的守备部队而将其各个击破。安齐奥之战就是一个例子。一支内陆空降师,除空投的物资之外所有补给都被切断,没有坦克或卡车,没有机动性,武器装备不足,将会被彻底击败。
艾森豪威尔告诉马歇尔,在埃夫勒的空降师部队非但不会在战略上对德国人构成威胁,相反恰恰会被浪费。艾森豪威尔最后说,他坚持使用第6、第82和第101空降师,因为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愿意任用他们,好让德军的增援无法接近进攻的岸滩。
 
艾森豪威尔担任指挥官时,纳粹德国的空军已被赶回德国,盟军控制了法国上空。英国和美国已花费巨大的努力,组建战斗机群,除战斗机外,大部分是中重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费用大得惊人,例如,登陆艇短缺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钢材、引擎和总的生产能力都被用来制造轰炸机。在用人上,空军有第一优先权,哪怕是在陆军受损的情况下。这使得陆军下级军官和军士这一领导层遭受损失。简言之,建立大机群在各方面一直都是一个大的冒险。但大机群使盟军掌握了制空权,有了成千上万的能够发挥作用的飞机。
这使盟军有了一笔巨大资产,在战争史上无可匹敌,付出努力非常值得。这笔资产非常可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它。
对于在D日如何使用空军并没有争议,大家一致认为,在进攻开始时刻和整个登陆期间,每架能够飞行的盟军轰炸机都要参与对诺曼底海防线的攻击。但是,在进攻前的两个月,关于轰炸机的作用问题,争论甚为激烈。
美军第8航空队上将卡尔·斯帕茨和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的空军上将阿瑟·哈里斯爵士坚持的看法是,光是轰炸机本身就能够赢得这场战争。J.F.M.怀特利上将是英国军官,在地中海时曾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1943年9月在魁北克出席过丘吉尔-罗斯福-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怀特利汇报说,在魁北克对霸王行动进行过大量讨论,根据他的印象,在皇家空军和美军空军(由亨利·哈普·阿诺德指挥)内部,有相当有影响力的团体。“他们希望霸王行动会获得完全成功,但他们都很遗憾,他们无法给予直接的协助,因为他们忙于抗击德国人的真正重要的战争。”
空军与陆军的争论其实比较简单,斯帕茨和哈里斯认为,他们的轰炸机行动的地方离前线越远,越是在德国本土内,越是攻击战略目标,它们的作用就越大。而艾森豪威尔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却相信,轰炸机行动的位置离前线越近越是在法国境内,越是攻击战术目标,它们对霸王行动所做的贡献也越大。
除此之外,轰炸机的指挥员之间也有争论,哈里斯和斯帕茨共同的看法是霸王行动并非确实必要,但他们却有各自的战略。但哈里斯认为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可以恐怖性地轰炸德国城市,迫使德国人投降;斯帕茨则认为第8航空队可以有选择地摧毀某些重要工业,特别是石油和合成燃料生产设施,逼迫德国人投降。
陆军指挥官(主要是艾森豪威尔)认为,让德国人投降的唯一方法是从地面占领德国,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霸王行动的成功。他们还认为,唯有空中优势才能使霸王行动具有可行性。
其实军方司空见惯的各执一词的争论焦点,并不在于轰炸目标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更复杂的组织和指挥结构。这方面的问题杂乱无章,尽管艾森豪威尔身为最高统帅,事实上他只是指挥那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定给他的部队,并不包括第8航空队和轰炸机指挥部。盟军最高统帅部唯一拥有的空中力量是英军战术空军和美军战术空军(第9航空队),由空军少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爵士直接指挥。利-马洛里只有战斗机方面的经验,为人谨小慎微并且悲观,但哈里斯和斯帕茨既不信任他,也不喜欢他,他们拒绝受他或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
1月份,艾森豪威尔在指挥问题上与马歇尔和阿诺德发生争论。他坚持认为在进攻之前,哈里斯和斯帕茨应该在盟军最高统帅部指挥下工作几周,使盟军最高统帅部能够选定轰炸目标。他告诉阿诺德,他对此事有“强烈的看法”。令他惊奇与欣慰的是,阿诺德同意了,他说轰炸机“应该在你直接指挥下参与即将发生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打算用轰炸机使法国的铁路系统陷于瘫痪,并认为这件事可以做到,而且一旦大功告成,将会阻碍德国增援下诺曼底区。这项被称为“运输计划”的方案需要时间,不可能在霸王行动前夕靠两三天闪电战完成。战略空军指挥官们提出封锁计划,想在登陆前集中于切断电线,用猛烈的轰炸破坏桥梁和摧毁几个铁路枢纽。运输计划要求延伸性攻击,目标是编组站车场、专用线、车站、货棚、修理站、圆形机车库、转车台、信号系统、铁道侧线、机车和全部车辆。
盟军最高统帅部官方的历史学家福里斯特·波格写道:“在坚持建议时,艾森豪威尔、特德和利-马洛里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包括战略和政治两个方面),反对者是大多数轰炸机指挥官、21集团军群的参谋,以及首相和大部分战时内阁的成员。”
哈里斯和斯帕茨带头提出异议。哈里斯争辩说,轰炸机指挥部的设立是针对夜间突袭和地区轰炸,无法达到所要求的精确度去轰炸编组站、修理设施、桥梁和其他定点铁路目标。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特德是运输计划最坚决的拥护者,正是他说服了艾森豪威尔。特德甚至指责哈里斯篡改数字,为的是证明他的轰炸机无法攻击提议的目标。斯帕茨坚持说,如果攻击德国人石油冶炼厂的行动能够取得持续性胜利,那就是对霸王行动的最大支持。他还努力说服阿诺德支持他,并争辩说,若使德国人丧失机动性,从长远看他的“石油计划”将比运输计划有效得多。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石油计划不会立即产生效果。德国人在法国分散的伪装的补给站积累了石油和汽油的存货,只有远在D日之后,用完这些补给,阻断石油生产才会影响到德军在法国的军事行动。斯帕茨对这一点不屑一顾,争论说运输计划只会对隔绝战场稍稍起一点儿作用,而石油计划日后将会有重大作用。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斯帕茨认为登陆并守在那里会很容易,艾森豪威尔却不这样认为。
石油计划还将允许第8航空队保持不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管辖的独立性,斯帕茨坚持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利-马洛里。斯帕茨公开表现出对利-马洛里的敌意,这使艾森豪威尔感到窘迫,他力图消除斯帕茨的疑虑,让他相信特德将亲自监督空中战役。此外,正如斯帕茨在日记中记录的,艾森豪威尔“非常微妙地极力推荐利-马洛里,他说他感觉或许对这个人的才智还没有给予适当的信任,而我又告诉他,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艾森豪威尔无法说服空军指挥官,便转向他的上级。他使丘吉尔确信,特德可以和自己保持协调和一致,这就让轰炸机的问题避开了利-马洛里。但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他却同样无法说服丘吉尔。这位首相规定:“将英国轰炸机……指挥部整体上移交给最高统帅及其副指挥官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丘吉尔坚持盟国远征军的空中计划应该经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艾森豪威尔反对将他的计划呈报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且“不愿做任何对整个轰炸机指挥部和美国战略部队缺乏全面行动指挥的事情”。  他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因此他告诉丘吉尔,除非让他指挥轰炸机,否则他“只好辞职”。
这种极端的威胁,在战争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比如隆美尔,他就绝不会想到对希特勒说,除非让他指挥装甲师,否则他就“不干”。
英国人妥协了,战时内阁起草了一项命令,给予艾森豪威尔对轰炸机的“监督权”。马歇尔建议把这个词修改为“指挥权”,英国人拒绝了,这使艾森豪威尔十分“震惊”。3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我将采取极端行动,并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非事情立刻得到解决,否则我将要求辞去这个指挥的职务。”同一个早晨,英国的首脑们正在召开会议,艾森豪威尔听说他们商议的结果之后,在日记中又补充了一条:“我被告知‘指挥权’这个词被接受了……阿门!”
特德提供了七十多个法国和比利时的铁路目标(显而易见,它将泄露进攻地点,轰炸不能集中在下诺曼底周围),4月3日,这份材料摆在战时内阁面前请求获准通过。英国人曾有令在先,假如有大量平民伤亡的危险,禁止空袭占领国家。就因为这个理由,他们撤销了运输计划。
丘吉尔回函给艾森豪威尔:“对集中于这些定向目标的争论,在军事理由上应得到很好的平衡。”他补充说,内阁提出了“非常认真而总体上与你方建议相反的看法”。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态度尤其坚决,他指出,战后,英国还将在这个欧洲生存:这个欧洲现在对俄罗斯的指望已经“超过了他本人期望”,他不愿让法国人民带着仇恨来看待英国人和美国人。
艾森豪威尔答复说,运输计划对霸王行动必不可少,“除非可以证明这项计划有一个错误的结论,否则我不明白我们怎么能不着手实施它。”他提醒丘吉尔,法国人民是“奴隶”,他们将会从霸王行动中获得最大利益。
艾森豪威尔在他激烈的争论中补充道:“我们千万不可忘记,导致实施霸王行动的根本因素之一,就是坚信我们无比强大的空军会使这个行动具有可行性,没有这个条件,这个行动即使不是鲁莽的,也是极其危险的。”他说拒绝批准运输计划将“纯属愚蠢”。
丘吉尔将艾森豪威尔的看法摆在战时内阁的面前,并且极有说服力地陈述了艾森豪威尔肩上的重任。应该小心谨慎,他说,不要给他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他还抱怨说,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空军会成为如此残酷无情的一种形式,他担心运输计划“将会玷污皇家空军在全世界的良好声誉”。
丘吉尔想咨询法国的意见,于是,艾森豪威尔派参谋长沃尔特·B.史密斯上将与会驻阿尔及尔代表戴高乐将军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皮埃尔-约瑟夫·柯尼希将军会谈。史密斯叙述说:“让我惊奇的是,柯尼希所持有的态度比我们冷酷得多。他的原话是,这是战争,必须预料到人们将会死亡。为摆脱德国人,我们会接受预期的损失。”
丘吉尔差一点就被说服了,他决定将问题提交罗斯福,让美国人分担他们批准这项计划的责任。他告诉罗斯福战时内阁和他自己对“这些法国人伤亡”的担忧,以及英国人“同样的军事结果,是不是用别的方法不行”的疑虑。
罗斯福做出了决定,他答复说,军事方面的考虑必须占主导地位。
运输计划被批准。
盟军最高统帅部运用轰炸机摧毁了法国的铁路系统。截至登陆那天,盟军共向铁路目标空投了7.6万吨炸弹,大约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当量的7倍。巴黎西部的塞纳河大桥几乎全被毁坏,以1944年1月至2月的指数100为基础,铁路交通从5月中旬的69降为D日的38。
这不是单凭轰炸机完成的,法国抵抗运动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法国人民表现出的怨恨不及艾登所担忧的严重,伤亡情况也比战时内阁中的悲观主义者预料的轻些。
 
空袭结果令人满意
 
6月3日,在“每周情报总结第11号”中,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部门评价了目前的成果。报告这样开始:“西部敌人控制的铁路系统已经并且会继续遭受攻击,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交通系统经历过如此猛烈和持续的攻击。”大约1700辆机车和2.5万节货车被毁坏或无法使用。
这听起来成果重大,但分别仅占袭击前数字的13%和8%。更糟糕的是,德国人能从法国的民用需求中获取车辆来替代机车和货车。正如该总结指出的:“主要的受害者是法国人民。由于德国人的需求,法国的车辆始终在减少,已经严重停滞的法国经济进一步遭受挫折。”损失“将不会阻止敌人把需要的补给与增援调往指定地点,尽管这种调动的效率会低些”。
除全部车辆外,运输计划还针对仓库、转车台和桥梁。约有5.8万吨炸弹投向90个目标,造成了重大破坏。令人遗憾的是,德国人很善于修复,“许多故障被清除,24小时之内铁路线又重新开通,更多情况下48小时内开通。”  从巴黎到海洋横跨塞纳河的铁路桥梁的报告比较令人振奋:9座中有8座被毁坏。另外,9座被袭击的公路桥中,7座完全或部分毁坏。
D日前夜,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部的结论不太理想:“关于德军部队运动的结果,证据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显示出严重的影响。”
这让人怀疑运输计划是否明智,而轰炸机指挥员觉得效果一般。战争结束后,官方的美军空军历史学家们写道:“D日很久之后,依然存在着发人深省的问题,成果与空袭行动的损失和法国及比利时城市遭受的破坏是否相称。”
但是那些最具权威的人,那些德国的将领们坚信:“各种空中攻击对他们的反击计划具有破坏性。”
破坏性最大的飞机是由格林·L.马丁公司研制的B-26型掠夺者轰炸机,它是一种中型轰炸机,低空飞行,准确度极高,成为铁路桥和调车场的主要攻击手。战后,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斯派德尔说:“铁路的破坏,使当时规定的铁路供给无法尽早在1944年5月中旬提供……燃料的缺乏使所有运动都陷于瘫痪。1944年6月6日之前,巴黎下游塞纳河上的桥梁和奥尔良下游卢瓦尔河上的桥梁遭受了来自空中的破坏。”
后来,斯派德尔的这句话被刻在陈列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美军空军飞机博物馆的B-26型飞机上,以作纪念。
在1946年的一次访谈中,约德尔将军说:“海岸线防御工事全面的修筑还没有完成,永远也不会完成,因为所需沙石和水泥再也无法运到。”跨海进攻的官方历史学家戈登·哈里森推断说,截至D日,“法国的运输系统几乎全面崩溃”,这一点“将被证明对诺曼底战役至关重要”。
 
法国抵抗运动
 
中断运输系统凭借的不仅是轰炸机,还有多方面力量的参与,法国抵抗运动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使每磅炸药更有威力。
在1940年黑暗的日子里,法国抵抗运动几乎一无所成,但到1944初,它已发展为一支相当壮大的队伍。如同所有成功的秘密行动一样,从地区和政治上划分,其组织复杂而不完整。它公认的领导人是戴高乐,但他远在阿尔及尔,无法实施严格的控制。1940年末,英国人成立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1941年春,第一批特工被空投到法国。美国战略情报局于1943年开始活动,模式与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相同,这两个机构为法国抵抗运动提供了联系。
抵抗运动有许多严重缺陷,它容易被德国人突破,武器装备不够充足,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没有武器,权限往往也不清楚,部队内部的交流很差,部队之间的交流几乎无从谈起。大部分人对它并不信任,因为多数法国人不愿与德国人发生纠纷,担心惹怒他们招致不测。
抵抗运动有它自己的资源,包括胆识,愿意为解放做出个人牺牲,还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它在敌人防线后方,它可以提供最精确的情报,比如“我亲眼所见”。它能够破坏铁路干线、桥梁等重要设施,还能在德军后方提供地下军队,他们可以牵制德军部队向战场运动。
关于情报搜集,抵抗运动是大西洋壁垒上可获得的最好来源,因为这个壁垒的大部分都是法国人修筑的。卡尔瓦多斯地区贝桑港的克莱芒·马里先生就是许多人中间的一个。1942年6月,德国人逼他在奥克角建造一个重要堡垒,位置在后来被称为奥马哈海滩的西部。那里没有重型设备,所有的劳动都由铁锹、手推车、马和人力来完成。防御工事挖入地下23英尺深,所有工事、战壕和坑道等等都被掩蔽起来。高出地面的掩体都用表土和布满草根的表层土覆盖。马里帮着在掩体四周堆土,使它从顶部到自然的地面稍稍呈斜坡状。
马里也在奥马哈西部边缘的佩尔塞角劳动过,为德国海军建立雷达站,他曾回忆起1944年初隆美尔要来视察时的情况,德国人给法国工人下一道命令,陆军元帅出现时要脱帽致敬。“很快,这个消息被传开,隆美尔到来时,贝桑港没有一个人戴帽子,所以没有敬礼的责任。”
当然,隆美尔并未注意到如此微小的反抗行为,他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弥补重型设备的缺乏。在许多方面,构筑大西洋壁垒所用的方法,与中国的长城完全相同——仅依靠人力,而差异只在于德国人有混凝土和钢筋。
隆美尔告诉勒阿弗尔附近的一个师:“要让法国乡村的居民帮助建筑障碍,要给他们高报酬并即刻支付。敌人最不可能进攻障碍设置最多的地方,法国的农民只会非常高兴地摆一排钱包。”
当然,德国人从未支付过足够的钱,他们确定了一个对法国人不利的马克和法郎之间的兑换率。他们也没有给工人足够的食物来赢得他们的忠诚,因此工人们私下里大发牢骚,有几个人还将消息传递给积极的抵抗运动人士。
特別行动执行委员会有许多巧妙的方法将情报传递回伦敦,包括使用从飞机上空投的信鸽。安德烈·鲁热龙是诺曼底抵抗运动的成员,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种古老的通讯方式与最现代技术的奇特结合:“埃内斯特·盖东来看我,他发现牧场有一只被空投进来的信鸽,非常高兴。已经有了许多信鸽,这是其中的一只。英国情报机构的这种方法特别好,他们在夜间用一个带小降落伞的笼子将这些鸟空投下来,第二天早晨,牧场或者果园的人就会发现它们。一些通讯设备被精心地放在一起,有一包鸟食,还有羊皮纸信封说明书,以及两个发送消息的小管子。
“两个管子连接到绕在鸽子腿上的环上,还有些非常薄的特制纸、一支铅笔和如何喂鸽子并让它返回的说明、一张了解占领军队的行动和士气的问卷,更不用说防御工事了。”
鲁热龙是营救小组的负责人,他们拯救了许多在法国上空被击落的年轻的美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他用信鸽传递消息,说那些人很安全,他们不说其他内容,害怕这支信鸽半路被射下来。
 
德国人在贝森港正西面的峭壁上修筑了一座拥有四门大炮的炮台,工事规模很大,炮的口径也很大,有155毫米。网罩和泥土堤把它们逼真地伪装起来,从空中无法观察到。
被炮台占用了土地的那个农民极为愤怒,因为他不能在地里放牛或者种庄稼。他用脚步测量出掩体与掩体之间,以及从各个掩体到悬崖边缘观察哨等的距离。他有一个失明的儿子,八九岁大,像许多失明的人一样,这个孩子有惊人的记忆力。由于他是盲人,德国人几乎不注意他。
1944年初的一天,这个男孩免费搭车到贝叶,他在那里设法与18岁的抵抗运动成员安德烈·海因茨取得了联系。男孩告诉海因茨情报,海因茨通过小型国产无线电发射机将情报发送到英国。这样,英国海军在D日就掌握了那些掩体精确的坐标值。电报机是藏在坎贝尔汤罐头里的,如今在卡昂的诺曼底战役博物馆展览。
 
贝诺维尔村在卡昂运河边,有一座大桥横跨航道。泰蕾兹·贡德雷夫人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咖啡馆,到那里买酒和快餐的德国人不知道她会讲德语。她把德国人谈话中听到的情况告诉维翁夫人(维翁夫人是当地产科医院的院长,同时是当地抵抗运动负责人),她又将消息传给卡昂抵抗运动领导人,他们再传给该地区的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的特工,特工们用无线电或小型飞机把情报传回英国。所以第6空降师牛津-白金汉的约翰·霍华德少校在训练他的连队D日奇袭这座大桥时,已了解到了敌人许多情况,甚至包括敌人准备炸桥的爆破装置按钮的位置。
101空降师506伞兵步兵团的D日军事目标之一,是圣玛丽-迪蒙村庄。由于有抵抗运动,506团E连的理查德·温特斯中尉还了解到,当地的德国指挥官正在看望当地的教师,以及他每天17点准时牵着狗出去散步。
贝叶的纪尧姆·梅卡代尔先生有一个自行车商店,战前他是一名职业自行车赛手。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在占领下,我能够换新的营业执照,并且以训练为借口,毫无阻碍地到处旅行。”由于敌人强迫人们劳动,他从工人那里得到了详细的情报,涉及防御工事修筑、基础设施、军备、部队位置、海滩障碍,等等。“分管我的人是梅兰先生,化名莫尔万指挥,是分部的领导人。我每星期到卡昂圣-让大街259号与他会面,将情报交给他。”
有法国抵抗运动搜集和传递的情报,再加上超级机密截获的情报资料和空中侦察的补充与加强,盟国远征军所获得的敌人部署和兵力的情报,无疑比历史上任何进攻部队所掌握的都更为详尽。
 
破坏是抵抗运动的另一个拿手好戏,1941~1943年期间,抵抗运动进行了一些零星的相互独立的骚扰活动,破坏军事工业、铁路、运河和电话电报系统,因规模不大,并没有让德国人感到忧虑。但是从1944年初,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归属盟军最高统帅部管辖以后,破坏铁路的行动被纳入运输计划之中,破坏铁路的活动也因此骤增。抵抗运动成员很清楚把炸药放在大桥的什么地方,对同一个目标,他们比一架B-17型飞机从1.5万英尺的高度空投一枚500磅炸弹威力大得多。他们还可以确定爆炸的时间,往往连桥带火车一齐炸毁。1944年的前三个月,抵抗运动摧毁了808辆机车,而空中袭击只造成387辆损坏。实施运输计划后,这方面数字有所颠倒:4月和5月,轰炸机致使1437辆机车无法使用,抵抗运动的成果是292辆。
英国人期望抵抗运动更直接的支持,因此,一个由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和军队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考虑举行全国性起义的可能性。如果抵抗运动“得到全国规模的总罢工或反抗的支持”,就能对霸王行动做出战略性的贡献。但是,一些更冷静的人占据了上风。一位法国军官指出,大规模起义的观点“所设想的是人们普遍有勇气,然而勇气历来激励的都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而且,大规模起义的想法还意味着用恺撒时代发射石头的弩炮与现代化坦克作战”。
 
乌龟计划
 
盟军最高统帅部比较现实,它想利用抵抗运动小组做爆破准备,从D日开始,摧毁通往占领区的主要干线,这项计划被称为“绿色计划”。到5月份,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汇报,已经做好了571个铁路目标的爆破准备,而之后的“乌龟计划”又对绿色计划做了补充。乌龟计划是通过游击队的活动阻断敌人的公路运输,具体方法是用司登枪和布伦机枪向德军的纵队开火,然后迅速撤进树林,引诱德国人在后面追赶。
由于德国人经常抓走抵抗运动成员,对他们逼供,所以无法提前告诉他们D日的日期。因此必须事先安排,通过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密码电文,传达实施破坏计划的指令,同时告诉各个领导成员每月的1、2、15和16日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如果进攻即将到来,他们就会听到一个开始准备的密码电文。然后他们应特别留神,随时准备收听确认电文“B”,接下来48小时之内就会出现让部队投入行动的密码,而且每个地区密码都不相同。
在贝叶,梅卡代尔先生的部队的行动密码是“苏伊士天气很热”,然后是“骰子在地毯上”。
一位当年的抵抗运动成员回忆起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出命令当天的情况:“在贝叶,在我的酒窖里,收音机开着。下午6点30分,第一条消息说,‘苏伊士天气很热,苏伊士天气很热。’说了两遍,接着是非常明显的沉默。然后是,‘骰子在地毯上,骰子在地毯上。’又说了两遍,还播了一些其他与我们无关的电文。听到这些消息,我大吃一惊,内心顿时激动起来。但是我很快克制住自己,关上收音机,一步四级地跨过酒窖台阶,首先告诉妻子,然后骑上自行车去找主要负责人,告诉他们登陆近在眼前。那天的夜晚格外漫长。”
盟军最高统帅部考虑将登陆那天的破坏活动限于下诺曼底区,有人强烈反对,理由是在其他地区按兵不动一直等到桥梁被炸毁,将会对盟军远征军有直接的帮助。这种做法尤其适用于法国南部,因为计划8月中旬在那里进行另一次登陆。此外,抵抗运动在法国全面行动,将会暴露其成员的身份,被德国人抓捕。与此同时,德国人就有时间修复被破坏的设施。还有人认为,登陆那一刻,最好在敌人防线之后制造最大的混乱。不管怎样,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登陆的消息一经传开,就不可能让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小组保持沉默。
安东尼·布鲁克斯是一个20岁的英国人,他在讲法语的瑞士长大,战争开始后一直在法国读书。1944年时,他在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当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的特工。他不停地收取空投的炸药,分发给抵抗运动的人们。他们把炸药藏在污水池里,如果司机是抵抗运动成员,他们甚至把炸药藏在机车上。
他回忆道:“我们常常把炸药藏在电动机车上,没有一个德国士兵想开启一个上面写着16000伏电压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销子。”有些炸药被藏在厕所水箱里,那里能放20公斤。像大多数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特工一样,布鲁克斯发现他的新成员没有耐心,行动心切,所以,“即使万无一失,在没有得到命令之前,我们也还让他们炸毁火车。偶尔,我们也炸错火车,受到新闻舆论的批评。有一次我们炸毁的是瑞士红十字的火车,它有四节巨大的车厢,装满了鸡蛋。人们一边使劲用勺子从河里捞蛋黄做煎蛋饼,一边不停地骂我们。”
1944年4月,党卫军第2装甲师运动到图卢兹附近一个叫作蒙托邦的城市,在东线战场艰辛效力后,它正在重新装备,接受崭新的“虎”式重型坦克。这是德国所能生产的最大最好的坦克,耗油量很大。虎式坦克重63吨,每加仑汽油可行驶1.5英里,但它们容易发生机械故障,而且它们只有钢履带,在公路上行驶磨损很快,所以不论距离多远,德国人总是用火车运载虎式坦克。虎式坦克被集结到蒙托邦,并有重兵把守。运载它们的火车车厢被藏到蒙托邦周围的村庄铁路专线,每个车厢顶上都堆放着几个破旧的法国卡车做伪装,但这些车厢却无人把守。
布鲁克斯给手下的人分配工作,其中一个是16岁的漂亮女孩,叫泰蒂。“她是当地汽车修理厂老板的女儿,有长长的卷发。她母亲总是出声地吻她,告诉她不要摆弄头发。”整个5月份,泰蒂和她的男朋友、她14岁的妹妹,还有其他人天黑后骑自行车出发去火车车厢那里,抽出车轴油,换上特别行动执行委员会空投进来的研磨粉。布鲁克斯告诉泰蒂和所有其他的人扔掉那些油,但是“这些法国人说,扔掉这种漂亮的绿油实在荒唐,他们要利用它,因为这是真正高质量的发动机用油”,可以在黑市上卖个好价钱。
登陆那天,党卫军装甲师接到命令向诺曼底开拔。德国人把他们的虎式坦克装到火车上,还没到达蒙托邦,每节车厢就都卡住了,车轴遭到巨大损坏,没法修理。过了一个星期,装甲师才在100公里远的佩里格找到替代的车厢。履带坦克和燃料供给真是太倒霉了。装甲师从蒙托邦向佩里格运动时,抵抗运动不断地对它骚扰,结果是隆美尔期盼在诺曼底登陆三四天后到达的装甲师,17天后才到达。此外,正如布鲁克斯带着某种满足感所记述的:“6月5日夜晚之后,没有一列火车向蒙托邦以北运行,等到它隆隆开出的时候,已经飘扬着法国或英国国旗了。”
D日前夜伞兵的贡献,以及D日许多星期前轰炸机和法国抵抗运动的贡献,无法精确地估量,但显而易见的是,艾森豪威尔从来不必担心自己的后方,隆美尔则一直忧心忡忡。
 
 
 
第六章   计划与准备
 
这次行动是按胜利策划的
 
艾森豪威尔说,开始交战之前,计划就是一切。作为最高统帅,他指挥着一个计划工作,规模看起来无限巨大,复杂性几乎难以描述,战争的结果就取决于它。由于他的坚持,从盟军最高统帅部到整个21集团军群(蒙哥马利总部),英军第2集团军,美军第1集团军的军、师、团、营和连,以及各个空军、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指挥部的各级参谋都竭尽全力。结果,霸王行动成为了历史上策划最精心的两栖作战行动。
在访问布雷德利的指挥部时,艾森豪威尔告诉各位军官:“策划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这次行动是按胜利策划的,它将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我们要在那里登陆,我们要把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倾注在那里,我们要让它成功!”
1964年会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艾森豪威尔把这些话又重复了一遍。他言辞激昂,眉头稍蹙,使人不禁想到1944年他在声音、姿势、态度、确信的神态和指挥过程中展现出的力量。后来他显然放松起来,让那丝腼腆的笑容挂在嘴角,接着补充说:“但战争中没有必然可言,除非你能用一个营去攻一个班,否则任何事情都无法确定。”
策划者的工作,就是尽一切所能使事情确定。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与战场上的部队保持不断的联系,监控操练和训练演习的结果,决定哪些奏效,哪些可能会起作用,哪些没有收效。他们将所有这些信息与其他部门的情况汇总,制订出大家都认可的全面方案。
制订计划的程序从最上层开始,然后向下展开。艾森豪威尔决定何时与何地进攻。有人认为把科唐坦加进来代价会太大,因为这个海滩后面有许多洪泛区。为排除异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建议,用空降师占领洪泛区通往内陆的堤道。虽然空降师的指挥官们强烈地反对,但是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史密斯的决定。
1月末,艾森豪威尔做出初步决定,2月25日,布雷德利指挥部拟出计划草案。一个月后,英军第2集团军制订出计划。程序按部就班向下展开到军、师、团、营。
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弗雷迪·德金甘德上将回忆说,在整个指挥系统,“没有哪个提议没遇过激烈的反对”。假如军级想这样做,师级就不同意;假如陆军提议某事,而且海军赞同,空军肯定会反对。
德金甘德说,正是蒙哥马利的21集团军群的参谋们做出决定,在第一个冲击波中让水上坦克参加,而坦克上方还有舰炮的轰击。“我们在先头部队中使用坦克是要出奇制胜,它对摧垮敌人的士气可能奏效。而且,这些坦克还会给步兵提供聚集点。”
指挥系统的较高层向下插手,解决较低层问题的诱惑力虽然很大,但被克服了。德金甘德上将解释说:“起初,我们都试图寻求学院式的攻击方案,怎样用大炮、工兵、坦克、步兵,以何种战斗序列,在哪里进行,等等。但是,第一次演习之后,我们认为单一的方案非常荒唐,于是就让具体的攻击部门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隆美尔没有闲着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取决于特定的军、师、团、营所面对的各个防御工事的性质,每个部门的问题都不同,要看它将要进攻的海滩的形状,更要看隆美尔的防御工事。
可惜隆美尔不能计划,只能准备。计划可以使精力和兵力集中,但隆美尔对何时何地进攻一无所知。面对随处都可能出现的攻击,他只能分散精力与兵力。
在每一个并不适合两栖登陆的海滩上,隆美尔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在海里,德国人的第一道防线是包括在英吉利海峡布设的水雷,虽然隆美尔一直嫌水雷少,但给盟军海军的麻烦已经足够了。在岸上,为顺应地貌,防御工事各异,不过在奥马哈、犹他和不列颠海滩上,高低水位线之间的潮间带上的海滩障碍物基本相同。
潮间带的障碍物起始于所谓的“比利时铁门”,这是门形铁质框架结构,高十英尺。它们呈带状,与海岸线平行,离高潮线约一百五十米远。这些铁制结构上装有12磅TNT炸药的饼状防坦克地雷,或者是装着从马其顿防线拆来的旧式法国炮弹,指向海面准备引发。鲁格将军对这些地雷或炮弹没有信心,因为它们没有防水性,可能哑在水下。他比较喜欢水雷,只可惜数量不多。
接下来,离高潮线大概一百米远,有一组粗重的木桩被砸进水里,朝海的方向倾斜,有些木桩尖上还绑着饼状地雷。离岸约七十米处,主要障碍带是拒马(三四条钢轨埋入地下两米深,中间焊接在一起),它们能够扯去任何登陆艇的底部。
隆美尔在法国驾驭自如,宛若巨人。他能够,也确实做到了拦河筑坝或引入海水淹没农村,也做到了让法国百姓背离家园迁移他处,他拆毁度假住房和建筑物,为他的大炮提供更好的射击阵地,他还砍伐森林来获取设置海滩障碍所需的树木。
这些障碍迫使盟军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是在满潮时让登陆艇冒险,还是在落潮时登陆,让德国士兵有机会击溃第一个冲击波。士兵将费力地穿越潮间带,冲向海滩的第一个开阔地。在奥马哈海滩,这个开阔地是满岸砂石(小而光滑的石子),在犹他海滩,它是一排沙丘,可以掩蔽。为了充分利用这种致命的地带,隆美尔让他的部队驻守在十分近便的地方。这些部队中许多营是东方部队,有些部队的士兵有50%的波兰或俄罗斯血统。
在奥马哈的每一个海滩出口通道及悬崖下部、中部和上部的散兵壕里,都有步枪手和机枪手,沿着洼地的斜坡以及上面的高地上,分布着数百个“托布鲁克”,它们是里边抹着混凝土的圆形洞窟,大得足以设置一个迫击炮组,一挺机关枪,甚至坦克的回转炮塔。托布鲁克之间由地下隧道相连接,在它们的外部和四周,德国人修筑了固定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向下正对着海滩。在这些工事里,和托布鲁克中一样,地面情况尽现眼前,一览无余,同时也可对特定目标的射程和提前量进行修正。
它们已经对准了目标。
在奥马哈海滩,德国人修建了12个坚固据点,使整个海滩上布满纵射炮火。暗炮台里安放着88毫米甚至105毫米的火炮,炮眼向下开着对准海滩,并不指向远处的大海。在临海那边,暗炮台还外加了一个侧翼,以避开盟军海军的炮火。
高高的悬崖之上,有8个混凝土暗炮台和4个开阔阵地,设置着75毫米和88毫米的火炮,可以向海滩的每一码地方进行俯射。这些火炮来自整个纳粹帝国,有法国的75毫米炮、俄罗斯的大型火炮、捷克斯洛伐克的105毫米炮,以及波兰产的火炮。
这些大型暗炮台能够承受盟军海军向它们发射的任何炮弹,有效保护自己的火炮。为了免遭真正的威胁,避免步兵用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进攻,德国人用地雷和有刺铁丝网将它们围护起来。
美国兵要袭击奥马哈海滩,必须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雷区而不使坦克登陆舰炸毁,从舰艇里出来乘希金斯艇冲到岸上,冒着炮火的轰击,奋力通过密布着机枪和步枪火力网的约150米布满障碍的潮间带。与此同时,大炮炮弹将在耳边呼啸而过,迫击炮弹遍地开花。经过这一切之后,才能在海滩后面为自己找到第一个蔽护所。在那里,他们会受到三方交叉火力的袭击——来自各个方向的机关枪和重炮、来自正面的轻型武器、从上而下的迫击炮。假如在冲出登陆艇穿越潮间带时,某个美军士兵没有阵亡,假如他奇迹般地到达海滩,又违反隆美尔的意志没有受伤,他也会因惊吓而动弹不得。
隆美尔布设了更多的地雷,想把美国兵一直困在那里。在卵石堤岸与峭壁之间,有一片沙丘,有些地方又湿又软,隆美尔在那里安装了有刺铁丝网。但他主要依赖地雷,它们没有规律地分布在沙丘后面,种类齐全,有些只装着TNT炸药,用石头遮盖起来,由拉线引爆。跳雷极难对付,触发时一跃而起,在齐腰处爆炸。还有其他种类,隆美尔总共布设了650万枚地雷,并且还想再要成百上千万的地雷,他的目标是1100万对付步兵的地雷。在地雷后面和洼道上,有两米多深的防坦克壕,出口通道上还横放着防坦克或卡车的水泥障碍。
所有这些都由重型火炮支持。在奥克角,有一个155毫米口径的六炮炮台,能够射到驶向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的密集的舰队,另一个这样的炮台设在圣马尔库夫,向下对着犹他海滩,还有一个炮台在滨海隆格,射程可及黄金海滩,如此等等。
在奥马哈海滩后面,一旦从高地到达内陆,就再没有任何形式的固定防御工事。隆美尔不可能修筑一条真正的有后备力量的大西洋防线,因为它太长了,后勤补给无法解决。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了隆美尔对海滩战役的极端固执的态度。
然而,正如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每一位美国士兵都能够证实的,在生长着灌木树篱的乡下,在石墙围着的村庄,在农舍、谷仓等地方,并不需要固定的防御工事。满是灌木树篱的诺曼底乡村,是20世纪中叶的用一般武器对抗防御战的理想地点。
在黄金、朱诺和剑海滩,障碍物数量巨大,但沙丘不及犹他海滩的高,海堤后面也没有悬崖,只有法国人的度假住房。有些住房被拆毁做了射击场地,有些被当作据点,隐蔽炮台大小不一沿海岸分布着,像其他地方一样,没有防御的后备力量。
犹他海滩有一些海滩障碍,但海滩后面没有峭壁,l~3英尺高的防波堤后面只有沙丘,没有步兵把守的全面的堑壕体系,但德国人深挖沙丘,修筑了一系列安置着坦克炮塔的托布鲁克。它们之间由地下堑壕连接,还有重炮的隐蔽炮台,再加上几千英里长的有刺铁丝网和成千上万的地雷。
犹他海滩的据点是马德莱娜的一座碉堡,这里有一门88毫米的加农炮,两门50毫米的反坦克炮,两门75毫米的加农炮,一门16英寸的榴弹炮,五门发射枪榴弹的迫击炮,两支火焰喷射器,三挺重机枪,其中一个装在钢板上的旋转枪架之上,还有八个“巨人”式机关炮。另有一些小型坦克,虽然不如一辆童车大,但是弹药充足,并配有一个无线电制导的机械装置。
犹他海滩的沙丘后面有一条与海滩平行的道路,还有四条美国人习惯叫作“堤道”的出口道路通往内陆,道路与海滩成直角。堤道穿过洪泛区,在这后面,每一个村庄都有隆美尔的军队驻扎,装备着从堤道上就能看到的野战炮。这些军队来自709师和716师,由格鲁吉亚营和642东方营组成,他们几乎连最低标准的汽车运输都没有。
这些内陆部队主要的任务是修筑局部的防御工事,包括在滑翔机可以登陆的开阔地打上木桩。1943年7月在西西里岛,盟军大量使用过滑翔机,隆美尔猜测他们还会再来一次。他发明了“隆美尔芦笋”,就是把十英尺长的木桩打进地里,连上铁丝网,再将炮弹固定在顶端。可惜这些炮弹在登陆日之后才从巴黎运来,但这些木桩本身,足以损坏时速一百多公里的木制滑翔机。
兵不厌诈,隆美尔还构筑了没有大炮的隐蔽炮台。鲁格将军回忆说:“虚设的炮台吸引了盟军猛烈的空中火力,有助于真正的火炮幸存下来。”美国人则运用大量的充气橡胶“坦克”和其他载重车辆作为刚毅行动的一部分,而德国人也没有料到这一手。
隆美尔浇注了许多的混凝土,种植了许多的“芦笋”。驻法国南部的19集团军指挥官格奥尔格·冯·索登斯特恩将军认为隆美尔发疯了。他评论隆美尔的固定防御工事说:“就像铁匠挥动锤子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把自己的脑袋放在铁砧上一样,任何一个将军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在敌人有绝对打击力量的地方。”
隆美尔回答说:“我们来自东线的朋友想象不出在这里注定要遭遇什么,这不是一群狂热分子大批地蜂拥向前,与我们的防线对抗,不顾及伤亡,几乎不依靠战术手段。我们面对的敌人,将其天才与智慧全部运用于发挥自己的诸多技术资源,不惜消耗全部物力。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将按既定方针进行,仿佛是经过反复的演练。”
他对美国军队的分析完全确,但是在冯·施韦彭堡将军看来,他的结论却非常错误。冯·施韦彭堡指挥西部装甲集群,隆美尔把第2装甲师调到离亚眠北边的海岸更近的地带时,他提出了异议。隆美尔继续坚持,并把主要的作战集团军设置在沿岸地带,掘壕固守。他怒气冲冲对鲁格将军说:“要把装甲师向前推进,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从那以后,愤怒的冯·施韦彭堡与希特勒的装甲专家海因茨·古德里安一道与隆美尔对抗。隆美尔满不在乎地告诉他们,他想在海岸线上挖掩体,将每一辆坦克隐蔽起来。古德里安感到震惊,他认为“装甲结构的力量正是在于其火力与机动性”。他劝说隆美尔把坦克从盟军舰炮的射程之内撤回来,他坚持说,西西里和萨莱诺登陆的教训显而易见,在舰炮的轰击之下,德国人无法打决定性的战役。古德里安知道,一支两栖部队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海上时,并非最易受到攻击,它在此时力量最强,因为有那些巨大的舰炮支援。他敦促隆美尔考虑,当敌人战线拉得过长时,让纳粹德国国防军在某个阻击点发动反击。俄国人这样做了,获得了巨大成功,古德里安可以证实这点。
隆美尔不愿让步,他说“假如你们把装甲师留在后方,他们永远也不会前进。一旦入侵开始,敌人的空中火力将会阻止一切可能的推进。”
古德里安向希特勒汇报,建议撤回来在内陆部署。但这意味着不让隆美尔指挥装甲师,希特勒优柔寡断,半心半意地定出和解方案。5月7日,他将第2、第21和第116师三个装甲师交由隆美尔管辖,另外四个装甲师放在内陆待命。德军统帅部指挥官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让隆美尔确信,尽管这四个装甲师由德军统帅部指挥,但“在我们真正了解敌人的意图和进攻重点时,马上会放手让他们参加行动——你无须进一步争取”。
这话听起来比较合理,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德军装甲师的指挥官在关键时刻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他不是听从一个人,而是要听从隆美尔、伦德施泰特和希特勒三个人的命令。
约德尔看上去合理的话还忽略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希特勒既不支持隆美尔,也不支持冯·施韦彭堡和古德里安。正像他不相信别人一样,他也不相信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他破坏了自己的资源,一步步走向失败。
隆美尔尽最大努力集结他的三个装甲师,特别把21师部署在卡昂周围。隆美尔最喜欢21师,在非洲时,这个师差一点耗尽元气,后来又被重建,以前的军官几乎没变,包括汉斯·冯·卢克上校。这个师的师长是埃德加·福伊希廷格尔。他当指挥官的资本是在每年一次的党的大会上组织军事表演,但他没有丝毫作战经验,对坦克也一窍不通。按卢克说,福伊希廷格尔“是一个待人宽容的人,他喜欢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从这点来说,巴黎自然成了一个诱人的地方”。这个人非常明智,知道自己不行,就把指挥实权交给了他直接的下属。
隆美尔自己直接指挥第12党卫军装甲师和勒尔装甲师。他们到加来地区和卡尔瓦多斯的距离一样,但却不近,无法在几小时内到达海滩,这反映出德国人力图设防的前线面积太过巨大。勒尔装甲师的指挥官是弗里茨·拜尔莱因将军,他说该师是“德国装备最好的装甲师,装甲达到百分之百,甚至步兵都披挂上了盔甲”。他就任指挥时,古德里安告诉他:“只用这一个装甲师,你就能将盟军赶回海里,你的目标是海岸——不,不是海岸,你的目标是海上。”
除这三个装甲师之外,隆美尔的部队几乎没有机动性。伦德施泰特一贯相信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在内陆打运动战远胜于在固定工事里打阵地战。1944年的前五个月,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改善沿海各师的交通设施上。但是,伦德施泰特在自己部队下面安装车轮的努力被隆美尔沿岸挖掩体所抵消,他只好让所有的士兵固守火炮。
正如戈登·哈巴森所说:“德国人1944年对西线机动性的看法,与美国人摩托化部队的概念极不相符。”德国人的“机动”部队,至多能有一到两辆卡车运送必需的补给,火炮则要靠马车拉运。还有别的普通交通工具,比如士兵们被列在“机动”名单之内,因为他们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
1944年的纳粹德国国防军是一支奇怪的军队,装甲师有高度机动性,配备着最优越的火力,完全是现代化的,但由于盟军对罗马尼亚油田的轰炸,德国人的燃料却极为短缺。在法国,装甲部队急剧减少训练。与此同时,步兵师几乎是1918年德国皇帝的军队的翻版,它依赖铁路和马匹来获得补给,依赖徒步运动。在组织、战术和原则方面,它准备打一场1918年的战役,好像大西洋壁垒将要制造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系统的复制品。
虽然装备不足,德军的步兵师还是可以通过常规演习来提高自己的机动性,但隆美尔在潮间带浇注混凝土和打桩的意念非常强烈,他让士兵们致力于构筑海滩障碍物。一位下属提出异议,主张加强训练,隆美尔却命令道:“我在此禁止所有的训练,并要求你们将每一分钟都利用到在海滩障碍设置上。正是在海滩之上,决定入侵的命运,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最初的24小时。”甚至,连驻防卡昂的21装甲师,也被安排了栽种“芦笋”的任务。
3月份,春天的解冻使东线的部队丧失了机动性,希特勒开始把部队向西线调遣,隆美尔则将他们部署在最需要他们的防线。科唐坦驻防了91师,这是一个新编师,据称是机动部队,它和第6空降团,由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担任指挥官,他因为在克里特岛功勋卓著,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团是一支精锐部队,都是志愿兵,平均年龄17.5岁,而驻防科唐坦半岛的709步兵师的平均年龄是36岁。
抵达诺曼底时,这位上校十分震惊地看到,“德军中的武器和装备,甚至有近30年来缴获到的各个国家的武器。”他自己的团有四种枪榴弹发射筒,七种型号的轻机关枪。
海特看了一份需要他签字的文件,他再次感到震惊。文件来自希特勒,是让每一位指挥官书面承诺,入侵来临时坚守岗位,捍卫每一寸土地。海特拒绝签字,他的军级指挥官只是耸了耸肩。
截至5月份,在整个科唐坦,隆美尔掌握着243、709和91师三个师的兵力。在卡尔瓦多斯沿岸,他部署352师面对奥马哈海滩,716师在不列颠海滩,21装甲师在卡昂周边。
这真是不伦不类。沿海岸浇注所有那些混凝土,挖掘所有那些堑壕,就是要让敌人把战线拉长,以便在D日结束之前组织一场集结的装甲部队的反击。但仅用一个师设防整个卡尔瓦多斯-科唐坦海岸线,从勒阿弗尔到荷兰只有两个师守卫,隆美尔不大可能期望实施早期集结的装甲部队的反击。
希特勒不给隆美尔坦克指挥权,就等于否认了隆美尔的战略。要是一位不太固执的将军,或许会实施自己并不怎么自信但不得不采用的战略,可惜隆美尔不会,他坚持一种战略,按他自己的逻辑,利用现有的资源,实施不可能奏效的行动。
与其说盟军或法国抵抗运动使强大的纳粹德国装甲师丧失了机动性,不如说第三帝国的领导的决策让他们成为这样。
假设隆美尔能说服希特勒让他直接指挥装甲师,再假设他很幸运,将一个装甲师部署在巴约,另一个在卡朗唐(按照勒尔装甲师指挥官拜尔莱因将军的说法,他想这样做),然后假设在登陆那天,隆美尔用装甲师对犹他海滩的第4步兵师发动了一场反攻,又在奥马哈海滩左翼和黄金海滩右翼进行了另一场反击,他肯定会在登陆的海滩上制造一场危机,引起混乱和大量伤亡。
不过,有盟军的通信网络,包括岸上的火力控制组,空中与海军炮手的无线电联络,又有加拿大、挪威、波兰和法国战舰的支持,美国和英国皇家海军将会在进攻中摧毀每一辆坦克,纳粹德国国防军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隆美尔最基本的想法是拦截入侵者,让他们命丧海滩。但是,这个想法有缺陷,将坦克部署在盟军海军炮火射程之内极为愚蠢。古德里安为此争辩过。在西西里岛,后来又在萨莱诺,德军坦克成功突破盟军防线,直逼海滩,但是盟军驱逐舰近距离射击,德军坦克被一一摧毁。不过西西里和萨莱诺的战役,隆美尔都没有参加。
伦德施泰特说得对,德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从沿岸退回。日本人在太平洋群岛正学着这样做,打一场避开压倒一切的海军火力网的战役。这会要求依靠防御的后备力量,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和“一战”时一样。假如把构筑大西洋壁垒的等量劳动用于在每个阻塞点、河流渡口等处修筑防御性阵地,德国人或许会在法国坚守,直到冬季的气候使1944年的行动结束。
但是这样的拖延并不会让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因为1945年春天,盟军会对德军防线实施一场规模巨大的空中和陆地轰炸,以8月一颗原子弹在柏林上空爆炸而告终。
不过这一切需要时间,而且,德国人唯一的愿望会起到作用。沿塞纳河或索姆河的漫长冬季也将会使盟军士气严重低落,使德国人得到激励,也将会使斯大林感到犹豫,思考双方让步达成和平是否会对他有利。漫长的冬季会给德国人喘息之机,制造出他们的秘密武器,最值得期待的就是ME-262型战斗机。
隆美尔决定尽量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的海滩上,这一决定的基础是他的军事判断。希特勒决定部分地批准隆美尔关于大西洋铁壁的构想,而他这样决定的基础是他政治上的妄自尊大,他那征服者的心态禁止他放弃任何不经历战斗的领土。
隆美尔和希特勒策划防御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年事已高的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只是在那里装饰门面,但是他却做出了正确判断,他认为应该从那些舰炮炮火下抽出身来。
隆美尔和希特勒都是地面军人,害怕飞机胜过害怕军舰,他们预防危险的方法是向头顶上方观望,而不是向海上眺望。
他们犯下了一个错误。
弗赖堡军事历史研究所的德特勒夫·福格尔博士评论说:“这些曾实施过那样灵活行动的军队高层指挥官,突然想躲藏在堡垒后面,确实令人震惊。”
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隆美尔的方法。他赢得优秀指挥官的名声,靠的是运用出色的战术、持久的运动和闪电式袭击,但他现在完全采取一种防御的姿态。5月11日,他访问了犹他海滩的马德莱娜。这个防御工事的连长是阿图尔·扬克,他23岁,在东线战场曾受重伤。隆美尔乘坐他的指挥车到达,汽车后部的行李箱里面塞着一架手风琴——隆美尔有一个习惯,给他满意的部队送手风琴。
但扬克中尉和他的士兵并没有得到手风琴,原因是隆美尔心情不好,他沿着沙丘大步行走,后面跟着他的参谋们和不走运的扬克。他的情绪变得更为糟糕,批评像冰雹般倾泻而出:海滩上设置的障碍不够,碉堡周围埋的地雷不够,有刺铁丝网不够。
扬克听够了,他反驳说:“元帅先生,我把所有运来的铁丝都用上了,我没办法再多绑了。”
“你的手,中尉!我想看看你的双手!”隆美尔命令道。
面带困惑,扬克摘去手套。隆美尔看到手掌上那些很难看的深深的划痕,语气缓和起来,他说:“好吧,中尉,你修筑防御工事失去的鲜血,和你在战斗中流淌的鲜血一样宝贵。”
回到指挥车里,隆美尔告诫扬克要“警惕每一次涨潮,他们肯定会在涨潮时到来”。
 
登陆前的推演
 
与此同时,盟军开始实施他们确信将会奏效的计划。对他们来说,大西洋壁垒的确难以对付,但绝不是坚不可摧的。4月7日,正值基督教受难节,盟军第21集团军群制订出全面的计划,准备呈报师、军和集团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在他的总部圣保罗学院(蒙哥马利毕业于该院)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他说:“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让野战集团军的全体将领掌握整个霸王行动的计划纲要,以保证相互了解与信任。”
接着,他将计划展开:
从左向右开始实施,英军第6空降师在午夜一过开始突袭,摧毁敌人在梅维尔的炮台,完好无损地夺取奥恩河和奥恩运河上的桥梁,炸毁迪沃河上的桥梁,掩护侧翼。英军第3师与附属的法国和英国突击部队一起,奋力跨越剑海滩,然后穿越乌伊斯特勒昂,占领卡昂和卡尔皮凯机场。加军第3师要力闯朱诺海滩并继续推进,直到阻断卡昂-巴约公路。英军第50师在黄金海滩的目标相同,再加上攻占小港口阿罗芒什,并从后方攻占位于滨海隆格的炮台。
在奥马哈海滩,美军第1和第29师向前开辟出口通道,占领科勒维尔、圣洛朗和维耶维尔三个村庄,然后向内陆推进。附属的突击营攻占位于奥克角的炮台,可通过陆路或海路,或二者并用。在扰他海滩,第4步兵师跨越海滩,控制登陆通道,并沿堤道向西推进到内陆的高地,然后向右转,进军瑟堡。101空降师将在圣梅尔埃格利斯的西南部登陆,占领堤道的内陆部分,炸毁卡朗唐附近的桥梁,同时攻占其他大桥以掩护犹他的南翼部队。82空降师的任务是在西部登陆,在科唐坦半岛的西半部阻止敌人增援部队向科唐坦运动。
做战斗部署时,蒙哥马利认为上岸不成问题,主要是在海滩立足比较困难。他告诉自己的下属:“隆美尔可能会在离开海岸的地方让机动师按兵不动,待确定出我们的主攻方向后,他会迅速集结兵力,打出狠狠的一击。他的非机动师将竭力防守要地,对反击起到枢纽作用。到D日前一天的黄昏时分,敌人会确信,‘海王星’地区(霸王行动海上进攻部分的代号)即将遭到大规模攻击,到D日夜晚,他们会知道正面进攻的宽度和我方攻击师的大致人数。”
蒙哥马利认为,隆美尔将会动用两个装甲师阻击登陆第一天盟军的立足,到登陆第五天,将会增加至六个装甲师。因此,守卫与扩大登陆场会比建立它更为困难。
 
目标一经确定,各位将官与校官便开始着手师、团和营级的工作,制订抢滩夺点的具体方案。在他们和参谋们忙完整个4月进入5月期间,隆美尔正忙于修建工事,浇筑混凝土和设立哨位。他们不像蒙哥马利那样信心十足地认为上岸是最小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阻止上岸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敌人上不了岸,就不会有更多的问题。
对于盟军来说,登陆的具体方案制订如下:
突袭海岸的第一批团队将紧随空军和海军的轰炸之后登陆,火力准备的目的是压制已知的火炮阵地,摧垮敌军的士气。这个行动将于午夜开始,届时,英国皇家空军将袭击塞纳河口至瑟堡沿岸的炮台,有1333架重型轰炸机空投5316吨炸弹。天刚破晓,美军第8航空队将袭击敌人的海滩工事,由480架B-24型飞机运载1285吨炸弹轰击奥马哈的坚固据点。准备在奥马哈登陆的部队相信在海滩上会有无数弹坑,足可以提供掩护和隐蔽。
海军舰炮火力随着太阳升起开始,持续到进攻发起前五分钟。那天的太阳5时58分升起,进攻时刻定在6时30分。在奥马哈海滩,战列舰得克萨斯号和阿肯色号将在离岸18公里处分别用10门14英寸和12门12英寸舰炮射击,集中火力对准奥克角和敌人守卫出口的坚固据点。三艘6英寸火炮的巡洋舰和八艘5英寸火炮的驱逐舰将与它们共同参加战斗。
假如炮轰没有令防御者丧命、伤残或吓呆,小型火力支援飞机将在第一个攻击波之前再给德军一些厉害。在奥马哈海滩,配置了16艘坦克登陆艇,每艘装载4辆水陆两用车,有两辆坦克可在斜门上方射击,每门加农炮可发射150发炮弹,坦克射击在进攻15分钟前,从3公里距离开始。另10艘坦克登陆艇运载58和62装甲野战炮兵营的36门105毫米的自行榴弹炮,这些榴弹炮设置在坦克登陆艇上,进攻前30分钟,从8公里距离开火,每门炮发射100发炮弹。最后是14艘装有火箭炮的坦克登陆艇作为火箭发射器,每艘艇从离岸3公里处同时发射1000枚强力火箭。在这些火力掩护下,第一攻击波开始登陆。
各团各海滩的突击登陆方案都有所不同,以奥马哈海滩西侧(即右翼)的29师116步兵团的方案最具代表性。正如所附图表显示的,116步兵团突破防线的方案比较复杂,详尽到分秒。进攻发起时刻前5分钟时,舰炮轰击和空中轰炸开始向内陆延伸,坦克火箭登陆艇发射的火箭在头顶呼啸而过,743坦克营B连和C连的32辆坦克将在右翼上岸。这些都是两栖坦克,可以从6000码远的地方向岸上航行。它们将占领海边的射击阵地,掩护步兵第一梯队。
在进攻发起时刻,6时30分,8艘坦克登陆艇在左翼登陆,运送743坦克营的A连上岸。与A连同时上岸的还有8辆坦克推土机,它们牵引着炸药拖车,战斗工兵将使用那些炸药在潮水淹没障碍物之前把它们炸毁。
在进攻发起时刻后的第一分钟,步兵第一梯队抢滩登陆,A连在最右边绿D地段,E、F和G连分别在绿E、红D和白D地段,每连约200人,火力包括步枪、机关枪、爆破筒、反坦克火箭筒,以及迫击炮和枪榴弹。步兵后面是工兵,然后是轻炮兵、高炮连和更多的工兵,进攻发起后的第15分钟,又一步兵梯队(116师的L、I、K和C连)上岸。第16分钟,两个突击营在右翼登陆。第110分钟时,水陆两用车将重炮运送上岸。进攻后3小时,海军救援部队和卡车连登陆。到那时,海滩障碍物应全部扫清,战斗步枪连应该正在向内陆推进。
29师副师长诺曼·“德国人”·科塔准将不赞成拂晓后一小时即强击登陆,他几乎不相信空中轰炸和舰炮轰击的准确性,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益处。他想让第一梯队在天色全黑时登陆,这样攻击部队可以在德军发现他们之前,安全越过潮间带,并能够进行射击,袭击悬崖脚下的阵地。他断言:“不管怎样,海滩将会非常混乱。”
但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黑暗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上岸精确度的百分比,不足以抵消白天突袭的不利条件。”
因此,他的意见被否定了。
每一步行动都要求有准确的计时安排,它将从在英格兰西南部港口发起进攻的时刻前三四天开始,而这些港口离奥马哈海滩160公里远。人员与装备要装载上坦克登陆舰、步兵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在港口出口处外边,要组建护航队。横渡英吉利海峡之后,舰艇将在法国海岸抛锚,士兵要攀下绳网换乘到车辆人员登陆艇上,或者在这些小艇被吊车放下时登上小艇。小艇要不断绕圈,最后组成并列的一排驶向海岸。
除了这里列出的纲要外,还有许多的进攻方案,不同的部门和海滩还有各种变动,但是大体上,116步兵团的方案与其他部队的相同。各个方案的重点是,在我方坦克到达之前,用最猛烈的轰炸袭击海滩防御工事,持续半个小时,紧接着用散兵发动第一个攻击波,他们应该利用敌人没有反应过来的机会,占领堑壕以及海滩的出口通道。之后是迅速向岸上输送足够的交通工具和火力,以便占领高地并向内陆推进。所有这一切都拟订在一张时间表上,它极其严格和复杂,但这个庞大的计划,没有使用过一台电脑。
 
不是所有人都满怀信心
 
116步兵团A连的二等兵约翰·巴恩斯参加了关于进攻计划的战斗部署,会议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要在发起进攻时到达岸上,一分钟后,E连紧随其后登陆,然后是工兵,在进攻三分钟后上岸。接下来是司令部所属连和高射炮兵,后面是更多的工兵,然后在进攻开始50分钟时L连上岸……如此等等,整个一天都是这样。
巴恩斯回忆说:“看上去组织得井然有序,任何差错都不会出现,任何事情都无法将它阻挡。它就像一张列车时刻表,我们就像乘客。我们知道在自己身后还有许多登陆艇,列队按计划上岸,任何事情都无法将它阻挡。”
另一些人并不信心十足。29师175团的罗伯特·米勒上尉回忆起他的指挥官保罗·“波普”·古德上校对该团行动计划的态度:“它比你所见的最大的电话号码簿还厚。战斗部署结束后,古德上校站起身来,拿起行动方案想把它撕成两半,可是太厚了,一个健壮的人也无法撕开。所以他只把它朝肩头一扔说,‘不必再提这该死的东西。你在海滩运气会不妙,我会在那儿等你,告诉你怎么做。这个计划里没有任何部分做起来会一帆风顺。’”
假如艾森豪威尔听到这番话,他也会赞同的。虽然他一再说战斗之前计划就是一切,他都会补充一句,一旦开始交火,计划毫无用处。
 
到5月中旬,下达到团级的计划全部制订完毕,但并没有具体落实,到D日那天,还要根据新的信息或隆美尔修筑工事的节奏做相应的变动。比如在奥马哈海滩,第1师训练和作战部的副参谋肯尼思·洛德少校发现一个征兆。到4月中旬,第1师的参谋们很高兴地注意到,拒马和比利时铁门的障碍物是被堆积在海滩上的,而不是各得其所。但一架B-17型飞机实施袭击计划失败,在返回英格兰途中,碰巧在奥马哈海滩漫无目标地扔下几枚炸弹。洛德查看轰炸照片时,看到红E地段的海滩上有一连串水雷的连环爆炸。
洛德少校请求海军注意水雷之事,他指出,正式的登陆行动手册应将海军的责任一直划分到高潮水位痕迹。海军对此没有争议,只是说没有能力清除那些地雷。第1师请示到盟军最高统帅部,获准由两个工兵营负责此事,他们被配置到第一梯队。洛德通知工兵营他们将开辟道路时,他们表现出“极大的震惊”。洛德说他们会获得大量水上坦克的支援,而水上坦克在常规演习中表现得很“出色”。
21集团军群对敌人的地雷很焦虑,它们是电发的、水压的、磁性的,还是别的什么,不清楚。为查明情况,他们派乔治·莱恩上尉和联合作战地标领航队的一名突击队员带回来一个样品。4月末的一个夜晚,他划着水穿梭于障碍物中间,他只找到了饼状地雷,就带回来一颗。当他把地雷放在长官面前时,他的上司们“差点吓死,因为它不是防水的,它从来没有被当作水雷。腐蚀肯定对它的机械装置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随时都会爆炸”。
他们告诉莱恩说:“肯定还有其他东西”,他们又派他返回海滩寻找新型地雷,而且要拍摄水下障碍物的红外照片。
5月份,他们再次派他返回海滩,但他的运气已尽,被一艘德军鱼雷快艇俘虏,并被带到设在罗什-居永堡的隆美尔指挥部。一名风度优雅的参谋走进房间问他:“嗯,英格兰情况怎么样?天气肯定不错,5月底英格兰总是很美。”这个参谋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妻子是英国人。说完之后,他带莱恩去见隆美尔。
“你的处境非常危险,”隆美尔说,“我们认为你是阴谋破坏的人。”
莱恩转身对翻译说:“请告诉阁下,我知道假如他认为我是一个阴谋破坏的人,他就不会邀请我来这儿。”
隆美尔大笑起来:“这么说你认为这是一次邀请?”
“当然是一次邀请,”莱恩回答,“而且我确实把它看作是极大的荣幸,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隆美尔又大笑,然后问道:“那么我的朋友蒙哥马利身体如何?”
莱恩说他不认识蒙哥马利。
“那么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我只了解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消息,上面说他正在准备进攻。”
“你真的认为会有一场进攻吗?英国人要进攻吗?”
“那是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所以我相信。”
“好吧,如果他们要进攻,这将是英国军队第一次要打一打仗。”
“怎么理解你的话呢?”莱恩问他。
“他们总是让别人为他们而战,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南非人,这些英国人,他们非常聪明。”
隆美尔面色严肃起来:“嗯,你认为进攻会来自哪里?”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不告诉下级军官。不过要是让我决定,我就会在距离尽可能短的地方横渡海峡实施进攻。”
“对,”隆美尔点点头,“这非常有趣。”
他们开始谈论政治:隆美尔认为,英国人应该与德国人并肩战斗,反对俄国人,而莱恩认为不该这样。
莱恩被送到巴黎,交给盖世太保。但盖世太保没有审讯他,也没有对他用刑。毕竟,他已由隆美尔亲自审问过。莱恩非常幸运,盟军也非常幸运。莱恩的几次任务,目标都是法国的卡尔瓦多斯海岸。
 
计划仍在不断调整:5月末,德军91师于进驻科唐坦半岛,而82空降师原计划在这里降落。到5月28日,空投区向西移动,改到梅尔德雷河两旁,目标是占领梅尔德雷河与杜沃河之间的地带。
第4师第8团指挥官詹姆斯·范弗里特上校回忆说:“我每天都察看航空拍摄的犹他海滩的新照片,德国人在拼命地加固防御工事。我们要实施的,似乎是一场与钢铁和大炮对抗的非常困难的进攻。我不断请求海军让我们再向南一些登陆,以避开这些工事,但是海军指挥官却说水太浅,我们的登陆艇会搁浅。”
范弗利特最终说服了海军:作战手册上说,卸载水陆坦克的时间,将由坦克登陆艇的艇长决定。范弗利特对水陆坦克没有信心,他想让海军尽量离海岸近些,因为水陆坦克在水中行驶缓慢,极易成为炮火攻击的目标。但海军坚持说,艇长决定何时卸载。
范弗利特回忆说:“我们争论非常激烈,海军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卸载命令将由坦克车长发布。”
将洛德和范弗利特的经历乘以数百倍,可以了解到计划千变万化的行动规模。有这样的奉献精神,有这样令人惊叹的火力,这场进攻怎能不成功!
 
丘吉尔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
 
蒙哥马利没有丝毫疑虑。5月15日,在圣保罗学院他的司令部里,他进行了霸王行动的总演练。当时有丘吉尔在场,还有乔治六世国王,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所有高级官员及海陆空军将领。蒙哥马利在讲演室里进行主讲,听众从新月形的听众席上向下方观看。地板上,蒙哥马利铺开一张巨幅彩色下诺曼底地图。丘吉尔到来的时候抽着一支雪茄,国王到来时,丘吉尔“像往常一样动作不连贯地鞠躬,手里还拿着雪茄烟”。
指挥犹他海滩轰炸组的美国海军上将莫顿·戴约后来写道:“我们坐下时,屋里一片寂静,气氛明显紧张。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么多机构的良好协调完全需要神的指引,任何一处失败都会失去平衡,引起混乱。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艾森豪威尔首先发表了言简意赅的讲话,他说:“我只想强调一件事,我认为任何看出计划中缺陷的人,都有责任毫不犹豫地指出来。”
按照戴约的话说:“他的笑容抵得上二十个师的力量,他那平静的信心给人们带来温暖,疑虑的迷雾顿时烟消云散。”
蒙哥马利接着发言。他穿一身裁制得体的战服,裤线笔直;他身材匀称,讲话的语调平静而有力。据会议记录员说,丘吉尔偶尔打断他问一些问题,目的是想表现一下他的军事知识。“席间有位议员插话说,在安齐奥,我们有16万士兵和2.5万辆车辆登陆,只推进12英里,这有一点儿讽刺意味。因此他认为,偶尔冒一下险肯定不会有害处。”
但是蒙哥马利一直“平静而沉稳”。
蒙哥马利给人的信息是:“我们有足够数量的部队,我们有全部需要的装备,我们有精心策划的计划。这是一次极其常规的行动,胜券在握,假如任何人心存疑虑,就让他留在后面。”
对于隆美尔的计划,他比4月份时更现实一些。那时他预料敌人在头几天不会动用坦克,现在他却说:“隆美尔是一个精力旺盛意志坚定的指挥官,从他接任以来,已和从前大不一样。他最擅长破坏进攻,他的专长是阻断,他对精心部署的战役极为冲动,他会竭尽全力凭借他自己的坦克一往无前,使我们进行‘敦刻尔克式撤退’……”
蒙哥马利说:“虽然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但我们必须要依靠的是,第一,猛烈的袭击;第二,来自海上和空中火力支援的强大优势;第三,简单的方法;第四,坚定不移的心态。”
他接下来说的一些话,后来经常萦绕在他心头:“我们必须炸开一条上岸的道路,在敌人调集足够的预备队打退我们之前,建立牢固的滩头阵地。装甲纵队必须向内陆纵深突破,在D日那天要迅速突破。这会扰乱敌人计划,有助于牵制敌人,而我们可借机集结兵力。我们必须迅速扩大登陆场,用界桩标出我们向内陆推进的地段。”
会议9时开始,14时15分结束。按会议记录员所说:“从而结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事领导人大会。”
丘吉尔完全被鼓动起来了。1944年初,他曾对霸王行动表示担忧,有一次他对艾森豪威尔说:“当我想到诺曼底海滩挤满美国和英国年轻精英,当我脑海里浮现出被他们鲜血染红的潮水在奔腾的场景,我就有顾虑……我就有顾虑。”
5月初,艾森豪威尔独自与这位首相共进午餐,分手时,丘吉尔情绪激动起来,眼含着热泪说:“在这件事上我要与你并肩进行到底,假如失败,我们就一起辞职或者坐牢。”
然而在圣保罗学院听取了作战情况介绍之后,丘吉尔抓住艾森豪威尔的手臂说:“我对这项事业的态度现在非常坚定。”
虽然他加入这个团队已稍稍嫌晚,但最终还是加入了进来。而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他一直是充满信心。
 
 
 
 
第七章      
 
勇气、耐心与信心
 
无论计划多么周全,无论诱骗多么奏效,无论进攻前海上和空中的轰炸多么猛烈,假如突击班不能顺利前进,霸王行动就会失败。为确保他们前进,盟军在训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42年,美国人花了很大精力训练部队,让各师完成了国际水平的艰苦的强化训练。但在1943年2月的卡塞林山口战役中,他们发现训练远远不能适应严酷的现代战争。士兵临阵脱逃,指挥员惊慌失措,那些自以为体力最佳的人发现自己体力不支。
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人从最高层到最下层开始意识到这并非儿戏,必须进行基础训练。从现在起,我要制定一个坚定不移的准则——任何部队从抵达战场的时候起,直到战争的获胜,都不得停止训练。”
作为最高统帅,他实施了这项规划。
训练的中心是登陆,一切准备都为D日的突击。由于盟国远征军没有对灌木环境下作战进行训练,结果付出了代价,而适合诺曼底进攻的技术需要实地学习。
对有些部队来说,突击训练在美国就已经开始了。空降师于1941年至1942年组建,目的是在大西洋壁垒后面登陆,他们的训练反映出这一目标。士兵在跳伞学校学习后,又随空降部队在整个中南部地区进行了跳伞、集结和突击演习。
 
詹姆斯·范弗利特上校1941年7月21日上任,指挥第4师第8步兵团。这个团一年前就开始训练了,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进行战术扩展,包含闪电式进攻。到范弗利特接任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他训练第8团“担当第一批登陆的美国突击部队”。他解释说:“最初我们训练的目的是如何强攻以夺取敌人的机枪掩体等坚固据点。到盟军开进欧洲时,敌人已经用好几年的时间修筑了混凝土阵地,用来保护大炮和重型武器。我们花费了数月时间,练习怎样袭击这些阵地,以突击班开始,并扩展到连和营。”
第8团是清一色的美国人,由不同阶层和种族的人组成。范弗利特注意到,它历史上曾是一个南方团,由来自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的乡村男青年组成。他称他们为他的“猎鼠手”。他们能毫无惧色地在夜里找到穿越树林的道路,也会用来复枪。后来的新兵中,许多人来自纽约和其他东部城市,他们对武器和树林一无所知,不过他们有南方孩子缺乏的技能,比如汽车和通信。“南北结合非常完美。”范弗利特评论说。
训练第8团突击时,范弗利特十分强调火力与配合。假如两个人袭击一个机枪掩体,一个人要不间断地向枪眼射击,另一个人从侧面爬上掩体。当向前移动的人吸引了敌人火力,他应躲避并开始还击,而他的伙伴应匍匐前进接近目标。最终,一个人要爬到足够近的地方,向掩体内扔一颗手榴弹。
范弗利特说:“这种袭击要求勇气、对伙伴的信心,以及耐心。从1941年直到1943年,我们将这一战术演练了数百次,用的常常是实弹。”
两年的训练是一个漫长时间,士兵变得焦躁起来。范弗利特手下得力的中尉之一乔治·L.马布里想参加真正的战争,申请调往美军空军。范弗利特叫他来聊天。马布里知道他的指挥官会不高兴,所以在报到时“如同树叶一般”瑟瑟发抖。
“你在申请加入空军吗?”范弗利特问。
“是的,长官。”
“你坐过飞机吗?”
“没有,长官。”
“那么,你最好去收回那份申请,在飞机上你可能会感到恶心。”
“是,长官。”
马布里留在范弗利特部队,成了第4师最出色的军官之一。
 
没有人在乎30美元,但讨厌那30天
 
1942年9月,29师向英格兰航行。他们乘坐玛丽女王号,从豪华邮轮又转到部队运输舰上。玛丽女王号独自航行,凭速度躲避潜水艇。到离科唐坦半岛500英里的地方,因进入了纳粹德国空军的攻击范围,便由一支英国舰队护航。英国皇家海军的“库拉索”号巡洋舰撞到玛丽女王号舰首,8.3万吨的玛丽女王号像尖刀一般刺入4290吨的巡洋舰,将它劈为两半,船上332人遇难。这对伟大的盟军进攻来说,不是一个吉利的开端。
29师接管了索尔兹伯里附近的蒂德沃思军营,这是英格兰最好的军营,但严重缺乏美国训练营那样的条件。对那些曾在美国南方训练过的人来说,英国的天气令人苦恼。
116团D连的二等兵约翰·R.斯劳特回忆说:“在不列颠群岛的前几个月,士气并不高涨。思念家乡,天气阴沉,连续数周没有间歇的训练,让许多人牢骚满腹。”
29师是唯一驻扎在英国的大规模美国战斗部队,它是一个实验单位,到达英国的第一年,它没有特殊任务,只是进行训练。训练项目是发展两栖进攻的原则、步骤和技术的实验,士兵们也把自己看作实验品。
更糟糕的是这里伙食极差。英国参战已两年多,很少有鸡蛋,几乎没有鲜肉,而橄榄油太多。116团团部直属连的罗伯特·沃克中尉回忆说,野战训练时,“发给我们的袋装午餐,就是两个棕色干面包做的三明治,一个中间有一团果冻,另一个有一片午餐猪肉,我们把它们叫作斯帕姆午餐肉和果酱午饭。任何一个在伦敦商店买过这种三明治的美国游客,都知道它有多么差。”
休假证很难弄到,周末去索尔兹伯里的不好弄,去伦敦的就更难了,非常珍贵。
美国兵的报酬是英国兵的两倍多,制服也漂亮得多,所以很吸引女孩子。这引起了相当大的怨恨。
黑人美国兵主要在军需处工作,和白人士兵有摩擦,酒馆里若是两种士兵都有,差不多就会有一场争斗,开枪的事特别常见。所以陆军干脆分开使用酒馆,一晚上黑人,另一晚上白人。但是总的说来,到进攻日之前,在一个仅仅比美国科罗拉多州稍大些的岛国上能驻扎200万美国兵,美国人对英国的“占领”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每人都有同一个最终目标,这个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美国人严格的纪律发挥了很大作用。
查尔斯·坎汉上校是116团团长,1926届西点军校毕业生。二等兵费利克斯·布拉纳姆把他描绘成“脾气暴躁的老家伙,吐出来的都是烈火与硫黄”。上校“非常严格,以致我们过去常常把团队称为‘坎汉上校的集中营’”。如果一个士兵休假回来晚几分钟,就被罚30美元,并关禁闭30天。有一天,布拉纳姆无意中听到坎汉与29师指挥官查尔斯·格哈特少将的谈话,格哈特告诉坎汉说“你对士兵太苛刻了。”
坎汉立即反驳:“该死,查尔斯,这是我的团,我是他们的指挥官。”
格哈特回答:“你要知道,这些人不在乎那30美元,但他们讨厌那30天。”
坎汉语气缓和起来,但只是些许。
布拉纳姆宣称:“我敢说我们训练了。我们乘各种各样的登陆艇出发,我们登上坦克登陆舰、车辆人员登陆艇,登上步兵登陆艇、中型登陆艇,我们从英国舰艇上登陆,我们从美国舰艇上登陆,凡是你说得出的,我们都训练过。我们投掷各种各样的手榴弹,我们学会了使用敌人的武器。”
格哈特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一位老骑兵,又是马球运动员。他衣着讲究、思想偏激,做一切事情都按照教科书,坚持让他的士兵穿戴得体,总要刮光胡子,甚至要保持吉普车上没有污点。他还要求饱含激情,训练方法之一就是让士兵们在越过沙丘时反复高呼战斗口号:“29师,勇往直前!”第1师一名参加过北非和西西里战役的退伍老兵听到这个口号,也回喊道:“前进,29师,我们与你们并肩战斗!”
29师走遍了英格兰的西南部,士兵们在野外过夜,在散兵坑里睡觉。他们学会了步兵必须掌握的基本教程,认识大地,让它成为自己的优势,知道它如何决定一项作战计划,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避免体能减少的情况下,在野外连续生存数日。他们学会了识别平民百姓根本不会注意的地形的褶皱,他们练习攻击城镇、山丘、树林,他们挖了无数散兵坑。他们也进行射击训练,用大炮、迫击炮、机关枪攻击,冲进目标。他们一心一意,专门训练进攻战术。
29师的一位士兵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装载和卸载登陆艇,出艇,离开入队迅速向前,在带刺铁丝网下匍匐前进,真实的机枪火力就在头上几寸高的地方,根据战略设置的真实炸药到处被引爆。我们在使用炸药方面受过训练,而炸药包和爆破筒在铁丝网上炸洞和摧毁坚固掩体最有效。我们用刺刀探查埋藏的地雷,进行急救、防毒、识别飞机与坦克的训练,同时还学会了利用和探测饵雷陷阱等等,这些都给了我们信心——我们有备而来。我认为我们的师像历史上任何其他部队一样能够胜任作战。”
 
他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训练射击。116团C连的韦尔登·克拉策中士回忆起有一天,艾森豪威尔在蒙哥马利和其他要人的陪同下来实地观看。片刻之后,艾森豪威尔向克拉策喊道:“中士,我刚才观察了你的射击,我得向你祝贺。我过去是一名优秀射手,用一下你的枪介意吗?”
“我感到很荣幸,长官。”
艾森豪威尔采用卧倒的姿势,调整了步枪背带,瞄准、扣动扳机,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长官,你的枪没拉开保险。”克拉策说。
“我不会责备你的小心谨慎。”艾森豪威尔回答,并红着脸拉开保险,向一个600米远的靶子开枪。
克拉策说:“他打得不错,大部分子弹都是从右面60度和75度角打中目标的。”
艾森豪威尔打完了一梭子弹,克拉策准备给他再装。艾森豪威尔说不必了,谢谢,“你们年轻人比我更需要练习”。
离开时,艾森豪威尔告诉克拉策:“中上,你的枪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肯定了解你们肯塔基的风力修正量。”
克拉策回答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我是弗吉尼亚人,我用弗吉尼亚风力修正量。”
将军说:“真没想到,我看假如我们用弗吉尼亚风力修正量,我们的情况都会好些。”
艾森豪威尔在野外花了大量时间视察和观看训练演习,他想尽量多见一些官兵,也想让他们见到他。他与数百人面对面地交谈,从2月1日到6月1日,4个月里他走访了26个师,24个机场,5艘战舰,还有数不胜数的兵站、商店、医院以及其他设施。
1944年春天,艾森豪威尔对桑德赫斯特(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的毕业班发表即席讲话,谈到了当前的重大问题。他要求每一位毕业生都明白,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与霸王行动的成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提醒他们发扬桑德赫斯特的光荣传统,他告诉新上任的军官,必须如同慈父一般对待自己的士兵,即便那些人的年龄比他们大一倍。他还告诉他们,必须让自己的士兵摆脱困境,假如他们犯有过失,要维护他们。连队必须像一个大家庭,他们必须像一家之长,确保自己的部队团结一致、纪律严明、训练良好、装备精良、时刻准备出发。用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关官员索尔·史密斯的话说,桑德赫斯特毕业生的反应是“群情激昂,他们非常敬爱他”。
 
接近实战的演习
 
除武器训练、体能训练和熟悉各种登陆艇之外,士兵们还进行攻击演习,用一切可能,尽量使演习贴近现实。从攀下绳网,换乘到汹涌波涛中的希金斯登陆艇上,然后再到达模拟的海岸上的建筑物和地形。加拿大军队第3师皇家温尼伯步枪队的汤姆·普拉姆中士说,D日那天,他冲上滨海贝尔尼埃附近的海岸(即朱诺海滩),发现“它和我们在苏格兰因弗内斯训练过的海滩一样,甚至连机枪掩体的位置都十分准确”。
保罗·汤普森中校负责指挥设在伍拉科姆的美军突击训练中心,他在合适的海滩建立了训练点,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南海岸德文郡的斯莱普顿沙滩,而这个地区的村庄和农场近三千居民早已迁离了自己的家园。斯莱普顿的沙滩和地势与科唐坦半岛的海岸线几乎一模一样,内陆沿着粗沙砾的海滩冲向较浅的环礁湖。
汤普森192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富于想象力,于是便设计出了逼真的训练演习。他十分敬业,他的工作是摸索出对重兵把守的海岸进行强攻的规律和技术。他的基本任务是训练佯动部队,并让他们完成常规演习,向高级观察家展示。一旦上级批准了他的设想,他就要负责训练这次进攻行动所有的突击部队。
1943年8月,汤普森着手工作。在斯莱普顿的沙地上和其他八个地方,他监督修建了一个环形筑垒阵地供营队训练,一个进攻场供连队训练,一个海滩场,训练从登陆艇上用大炮和迫击炮向敌方海岸轰击,一个炮场,  一个铁丝网切断场,训练运用爆破筒和其他设备突破铁丝网,还有一个步兵爆破场,训练使用炸药包炸毁坚固的机枪掩体,攻破水下和陆地上的障碍物,一个障碍路区,一个多用途场,练习使用火焰喷射器,火箭和枪榴弹。另外,汤普森还修建了一套工兵训练设施。
经过多次试验,汤普森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把乘希金斯登陆艇上岸的每艇30人的第一个冲击波,分成多个步枪突击排,每排包括一个5人步枪组,一个4人爆破筒和剪铁丝网组,一个4人火箭筒组,一个2人火焰喷射器组,一个爆破组,再配备两名军官。
汤普森把训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人在障碍路上的训练;第二,剪铁丝网和爆破人员小组的训练;第三,连级演习;第四,营级演习。演习裁判官到场评判、批评并提出建议。训练既艰苦又逼真,经常使用实弹,所以也有事故发生。12月中旬,一发偏离目标的炮弹造成4人丧命6人受伤。几天后,3艘登陆艇倾覆,14人淹死。
29师是完成这套训练教程的第一支部队。格哈特将军赞扬了“超级训练设施”,他说这些设施使他的师“能够在欧洲堡垒的海岸成功登陆”。
1944年冬季和春季,每周有数千支部队完成演习。他们演习时,观察家注意各种训练是否奏效,然后不断地修正。例如,演习表明,用作掩护的烟雾不仅会使敌人迷惑,也会使自己人迷惑,烟雾很难控制,也影响我方引导来自军舰的火力,因此使用烟雾被取消了。
不断地试验使领导者确信,不把坦克作为一支装甲力量,而是作为近距离支援的大炮,才能使坦克充分发挥作用。领导者放弃了装甲部队突击和机动的特性,决定不用坦克大规模袭击防御工事,而是让坦克在水下隐蔽射击,从后面支援而不是在前方突破。
这些令人感到新奇的经验,没有一个来自于美国人在太平洋的经历。驻欧洲的第1特种工兵旅和驻太平洋的第2旅有些相似之处,有几名军官从太平洋派到英国,但整体没有动。在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战役之后,欧洲的统帅们认为没有必要吸取太平洋的统帅们的经验。
4月份和5月初,最后的实兵预演在整个英格兰展开,预演内容包括集结、装载、航行、接近目标、突击上岸、建立海滩阵地。演习把即将奔赴法国的部队按编队组合在一起:进攻部队分别代号为O(代表奥马哈海滩Omaha)、G(黄金海滩Gold)、U(犹他海滩Utah)、J(朱诺海滩Juno)、S(剑海滩Sword),陆军海军进行了联合演练,熟悉了对方的情况。
演习也有空军参加。正如利-马洛里总部所说的:“所有飞机的飞行员都应该看到海面上进攻部队的大规模集结……这非常重要。反过来,进攻部队的人员也应该了解空中掩护和支援的程度,这一点同样相当重要。”
 
32岁的迪安·罗克韦尔上尉负责训练坦克登陆艇的全体人员。他曾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战前在底特律当中学教练。尽管他从未涉足海上,但当他从重量级冠军吉恩·滕尼那里听说征兵的情况后,就参加了海军,并在海军担任体育教官。罗克韦尔不赞成海军的体育教程,常常大声发表批评意见,结果赢得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名声。作为惩罚,他被派往登陆艇,他的上级军官们认为那是敢死队。
一般的海军军官认为登陆艇外形笨拙,无法表现熟练水手的技能。罗克韦尔则喜欢登陆艇,他能非常巧妙地驾驭它们,了解它们经常出现的怪异行为。他最初管理车辆人员登陆艇和中型登陆艇,被提升为海军军士,后来奔赴英国。他对工作非常精通,按特殊需要代理海军上尉,后来正式提升为上尉,从1944年3月开始负责坦克登陆艇训练项目。
美国海军后备队的尤金·伯恩斯坦中尉是装有火箭的坦克登陆艇艇长,他回忆说,“训练演习非常逼真,我们在指定地点集合包括护航舰队的所有舰艇,装载部队、坦克、弹药和补给,然后起航。大约午夜时分,我们开启一系列指令,知道我们应该朝斯莱普顿沙滩方向前进,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地方,然后完成全部登陆程序。我们转180度角,向斯莱普顿沙滩航行,向预定目标发射火箭。假如坦克火箭登陆艇正以侧翼10节的航速前进,突然所有1060支火箭齐发,反冲力就非常大,会使登陆艇退回到3节的航速。进攻人员换乘到小艇上,然后袭击海滩。这些都是整体规模的行动,有飞机掩护、大型军舰轰击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但很快,我们会再次进行这样的演习。我们和英军实施了11次这种实战演习,1944年的春季就是这样度过的。”
伯恩斯坦补充说,当真正的战役来临的时刻,“我们起锚,冷静地航行,就像它是一场常规演习。”
R.扬格少校在皇家工兵部队担任一个英军坦克突击连的指挥,他回忆说:“早先的大部分演习都比较失败,方方面面都有差错,但我们不断地吸取教训。在波涛汹涌的时候开着坦克驶出登陆艇,并不特别容易,有时候一辆车偏巧在坦克登陆艇的斜门上死火,于是我们不得不把它拖走。
“我们当然需要训练,比如无线电方面。没有无线电,你就无法和任何附属的坦克联络,而以前我们从来没用过。我们最初用无线电时,说话都很啰唆,但是随着我们对它的信心越来越强,我们的效率就快得多了。人们能够识别你的声音,你说的一切都简练了,结果到最后,讲话只是咔嗒咔嗒咔嗒,你就准确地知道人们的意思。在无线电上讲话啰唆,别人更重要的话就插不进来,因为线路被喋喋不休的讲话占据着。”
 
预计伤亡30%
 
联合演习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4月27日至28日夜晚在斯莱普顿沙滩,第7军演习登陆犹他海滩(即“猛虎行动”),有些计划没能按时完成,造成交通拥挤,致使一些海军舰艇晚于预定时间到达换乘区。更糟糕的是,德军的鱼雷快艇逃过了英军驱逐舰的雷达屏幕,击沉了两艘坦克登陆舰,击毁了另外六艘舰艇,爆炸中有749名以上的官兵丧生或被淹死,300名受伤。
吸取各种教训在D日挽救了许多生命。猛虎行动中没有救援艇,现在海军指挥官意识到需要它们;以前没有教会士兵如何使用救生用具,猛虎行动之后,补上了这一课;演习还发现英军用的无线电波长与美军的不同,这是灾难发生的一部分原因,后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就是天气。4月27日至28日的能见度非常低,美军的战斗机没有露面。
猛虎行动并不是唯一造成伤亡的演习,使用实弹也导致了一些伤亡,伞兵在夜间跳伞也同样。
戴维·托马斯少校是508伞兵步兵团的军医,他回忆说,在一次跳伞行动中,一名伞兵的降落伞未能打开。“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才找到他,我拿了他的手套,仔细洗了三四次,洗去上面淡淡的死人气味。我不讲迷信,但我认为那副手套不可能两次不走运。”
D日那天,他戴上了那副手套。
没有任何人告诉美国士兵或英国士兵,他们将要进攻哪里、何时进攻,但演习使某些师(如第29师和第4师)的士兵们明白,他们将为进攻开辟道路,不论这个地点在哪里。大家信心十足,但毫无疑问,伤亡将会发生。人员正在不断地补充到各步枪连直到超编,尤其是下级军官和军士。
二等兵哈里·帕利1944年年初加入116团E连,刚到连队的那一刻让他永生难忘:“连长走进来,介绍自己是劳伦斯·马迪尔上尉,他说我们连将在进攻中担任第一梯队,预计伤亡人数是30%,我们就在其中!”接着,帕利又说,“一想到我的一些美军战友将会发生的事情,我就非常难过。”
 
宁愿上战场也不愿无休止地训练
 
美军第1、第4和第29步兵师,英军第50和第3步兵师以及加军第3步兵师担任突击任务,英军第6空降师与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进行侧翼支援。第1师和第82师曾经在地中海参加过战役,对其他师来说,D日将是战火的洗礼,这对许多在英格兰加入第1师的补充兵员也是同样的。正如杰弗里·佩雷特所写:“霸王行动是超级任务,战时的陆军就是为它而建立的。假如还有新的师,也会将他们像第4、第29和第101师这些没有经过考验的师一样投入战役,与有经验的德国军队对抗,并看着他们凯旋。”
这些步兵师中绝大多数人是应征士兵,除滑翔机运载的部队外,空降师都是志愿兵,是精锐部队。用101空降师506团二等兵罗伯特·雷德的话说,伞兵们的追求,是“期望比别人更优秀”。他们认为自己很特殊,再说每月50美元跳伞补贴也很吸引人。他们想得没有错,但是在1944~1945年欧洲西北部的战役中,他们发现滑翔机运载的部队及其装备(比如第1、第4和第29师)几乎和他们一样优良,这归功于对应征士兵的训练。
空降部队的训练比步兵更严格。例如,1942年年底在佐治亚,506团组织了一次三天的急行军,肩负全部装备,全程136英里。1943年9月,该团到达英格兰,训练强度更大,以跳伞开始的连续三天的野战演习数不胜数。该团剪贴本描述了行军后返回营地的情况:“看一眼这个队列,你就会认为每人都刚刚参加完战斗,未刮的脸上表现出极度的疲惫与厌恶,从头到脚都是结块的泥巴,每个人的跳伞服都破破烂烂。你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完折磨人的最后几公里,往床上一扑,说,打仗也不可能这么艰苦!”
不论步兵、装甲兵还是空降兵,所有的训练都是为了使士兵相信,战役不大可能比训练更艰苦,这样他们会盼望早日从训练中解脱,投入战斗。
508伞兵步兵团的D.赞恩·施莱默中士说:“不过当然,我发现,你的训练永远都不够。一旦进入战斗,你会发现,你永远都没有对战斗做过足够的训练——那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
 
一些部队进行过特别专业的训练。牛津-白金汉郡D连的霍华德少校让地形人员查看不列颠地图,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一条河流与一条运河相距很近,河道上都有桥梁横跨其上,如同奥恩河的航道。他们在埃克塞特外围找到了这样的地点。霍华德将自己连队开拔到那里,用了六天时间,在白天和晚上袭击那些桥梁,练习一切能想到的情况,只要他的六架滑翔机来一架,运来一个排成功地接近目标,士兵们就能单独完成任务——他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为确保滑翔机在那些桥梁附近着陆,飞行员们都完成了“熄火行动”。飞行员都是中士,都是滑翔机引航团成员,他们一共有16人,两人一架滑翔机,还有4人是预备队员。滑翔机引航团指挥官乔治·查特顿上校加大演习难度,他让飞行员在一个L形的小树林旁边着陆,两架滑翔机在L形上方着陆,三架在眼睛看不到的那面着陆。白天以直线飞行还比较容易,后来查特顿让他们在7000英尺的高度脱离牵引机,然后根据时刻和航向飞行,使用一只秒表,在到达树林上空之前要转2~3个整圈。这还不算太差,正如1号滑翔机飞行员吉姆·沃尔沃克解释的,因为“在大白天,你总可以作一点儿弊”。
接下来,查特顿将有色镜片安在他们的飞行镜上,把白天变成黑夜,并警告飞行员:“想作弊的人肯定非常愚蠢,因为到了那一刻,你们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即便这样,在飞越着陆点时,沃尔沃克仍然会猛地把飞行镜摘去。
“不过我们开始按规则训练了。”到了5月初,他们训练在月光下飞行,在6000英尺高度离树林八英里时脱机。无论什么天气,他们都坚持飞行。他们总共进行了43次训练,一多半是在夜间,凭借秒表在天空中弯弯曲曲地飞行——他们做好了准备。
 
美军第2和第5突击营由志愿兵组成,别人叫他们“敢死队”。第2突击营的詹姆斯·艾克纳中尉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我们只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们的观点是,假如你打算当一名战士,不妨当一名最优秀的战士。我们跃跃欲试想投入战斗,以便结束这一切,尽快回家,回到亲人身边。”
这些优秀部队的特殊使命是攻占奥克角的炮台,这需要攀登悬崖,所以突击营需要有超强的体魄。3月份,他们奔赴苏格兰高地,在那里,洛瓦特勋爵的第4突击队让他们进行强度极大的急行军,平均每天25英里,最后达到一次37英里的急行军,走完了据说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障碍路程。他们爬高山、攀悬崖,练习徒手搏斗;他们学会了如何悄悄行动,如何迅猛出击。经过十天这样的训练,一名二等兵的体重从205磅减至170磅。
后来,他们又到苏格兰海岸训练两栖登陆和袭击海滩,而海滩上有带刺铁丝网、海滩障碍物和模仿隆美尔布置的各种抗登陆设施。4月,突击队员到训练中心进行训练,5月初,他们又去斯沃尼奇用绳索攀登峭壁。他们用火箭将拖着绳子的抓钩发射到悬崖顶上,还使用由水陆两用车装载的伦敦消防署捐赠的伸缩梯。
工程师沃尔特·西德洛斯基中尉对突击队员大为赞叹,他回忆说:“我的小伙子们总是认为自己的体能处于良好状态,突击队员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快步行进上,不论带不带武器装备,只要没事他们就做俯卧撑和各种体力锻炼。我对他们由衷地赞叹。”
第2突击营的艾克纳中尉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经过这些训练,我们到战斗的时候,没有人两腿发抖,也没有人哭泣或祈祷。我们知道战役的目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自愿承担的极其危险的任务,我们满怀信心投入战斗,在炮火之下我们会感到紧张,但是我们一心想着完成任务,我们盼望着完成我们的使命。”
 
战斗工兵的任务最为复杂,他们被分成三个旅,每旅三个营。第6特种工兵旅附属于在右翼袭击奥马哈海滩的116团,第5特种工兵旅与16团一道在左翼袭击奥马哈海滩,第1特种工兵旅加入袭击犹他海滩的第4师。
进攻日早晨参加登陆的美军部队近1/4是工兵,他们任务的大致顺序是,捣毁海滩障碍物,爆破海滩上的地雷,树立标牌引导登陆艇穿越安全的通道,立起信号板引导部队和装备(信号板的颜色可以通知远离海岸的舰艇运送哪种军需),扫清从海滩通往内陆的通道,在防坦克墙上炸开缺口,设立补给临时堆集处,像交通警察那样担任海滩勤务队长。
特种工兵旅的部队各种各样,除了用无线电进行海滩和舰队的联系外,海军海滩营有旗语和日光反射信号器。化学营做好了净化被毒气污染物以及处理放射性物质的准备,因为美国人担心德国人在原子能研究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足以使用这些毒物。还有卫生营、军需营、阵亡登记连、处理战俘的宪兵、水陆两用车营、架设电话线的通信连,总共有16个特种部队,分成特种连和特种营。
结束突击训练中心的工作后,汤普森中校担任了第6特种工兵旅的指挥官。正如他所说的:“不曾有过这样的部队,他们被如此精心地组合在一起,被如此严格地指挥着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
特种工兵旅通过了斯莱普顿沙滩突击中心的训练。第6特种工兵旅的巴尼特·霍夫纳中士参加了猛虎行动,即4月27~28日的演习。演习中损失了几辆坦克登陆舰,“当时我和其他士兵正在海滩上练习排雷,突然看到几具尸体漂过来,而我从未见过死人。我们正要跑向水边去弄那些尸体,猛然听到一个声音大喊,‘中士!带着你的人离开那里!’我抬起头看到他肩上的两颗星,认出喊话的是休伯纳少将。我迅速把队伍带走,将军说的任何话你都不能提出异议。”
休伯纳将军希望霍夫纳中士专注于他自己的工作,人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处理死亡士兵,有阵亡登记人员。
D日那天有一项基本原则,谁都不能停下来照顾伤员,更不用说埋葬死者。你只能继续执行你自己的任务,把这些事留给卫生员和阵亡登记人员。
还有许多其他的特殊部队,包括水下爆破组、为登陆艇引航的微型潜水艇,以及有可折叠机翼的一人小型飞机。这种飞机可以用犀牛号渡船运载,这种船是42英尺宽176英尺长的平底驳船,可装载40辆车,用坦克登陆舰拖过英吉利海峡,由大型露天发动机提供动力开上海滩。小型飞机用于校正海军军舰炮火。743坦克营的士兵们像其他水上坦克手们一样,用数月的时间学习在海峡中操纵坦克。320阻拦气球营练习怎样在海滩上设置气球。彻罗斯人密语报务员有40人,20人用于犹他海滩,20人用于奥马哈海滩,他们通过无线电讲自己的语言,确信德国人永远也无法翻译。
 
 
来自各国的士兵组织在一起
 
所有的突击部队都有其特性,不过有些更为特殊一些。第10突击队的第1和第8队是法国人,二等兵罗伯特·皮奥热是第1队队员,他1920年出生于奥恩河河口的乌伊斯特勒昂,父亲在一战中受过伤,现已经去世。1939年,他不顾母亲流泪劝阻,参加了法国军队。1940年6月,他到达英国,在那里,他响应戴高乐拿起武器的号召,参加了法国突击部队。他们本是法国海军的一部分,但在装备和训练上附属于英国突击部队。很明显法国人渴望返回家园,他听说他将在家乡登陆后,尤其心切,因为母亲在那里。
第10突击队队员来自于欧洲各地,有波兰、荷兰、挪威和比利时人。像法国突击队员一样,他们都摩拳擦掌,准备出击。如同美军突击队、空运部队和其他专业部队一样,他们的训练也达到了最大强限。
第10突击队第3队的队员不需要别人鼓励,他们是年轻的欧洲犹太人,想方设法来到英国,不论他们来自德国,还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从到达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积极请战。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是联合行动的指挥官,他派他们到突击队并编入第3队,他想让他们完成常规的突袭训练后,成为侦察和情报专家。关键是他们的语言能力,假如在侦察时被盘问,他们能用流利的德语回答,他们还可以当场对战俘进行审问。关于纳粹德国国防军所有的问题,都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包括组织、文件、武器和一些做事方式。
彼得·马斯特斯下士是第3队队员,1922年在维也纳出生。德国人1938年3月12日开进奥地利时,他正在维也纳。“我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六个月,这足以把我从和平主义的孩子转变成一名渴望战斗的志愿兵。”1938年8月,他设法来到伦敦,不久就参加了突击部队。
征兵军官问他:“你会射击吗?你会划船吗?你对无线电了解多少?”马斯特斯说他打过一次BB型气枪,划过小船但没坐船旅行过,对无线电一窍不通。因为他积极性非常高,突击部队最后还是接纳了他。
征兵的人告诉他得起一个新名字,假如被俘虏了,可以避免德国人的惩罚。征兵的人只给他几分钟考虑,他选择了“马斯特斯”。他得到一个身份识别牌,上面写着“彼得·马斯特斯”,以及“英国国教会”。
他和其他第3队的队员都给自己编了一些故事,解释为什么他们说英语带有德国口音。马斯特斯的故事是,他的父母亲到处旅行,他由一个讲德语的保姆带大,保姆不大会讲英语。
哈里·诺姆堡也是第3队队员,他叙述说:“我出生在德国,15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英格兰逃避纳粹的迫害。1939年5月21日我离开柏林,那天是星期天,正巧是母亲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父母。18岁时,我参加了英国军队,1943年初,又志愿参加了突击队。在我得到绿色贝雷帽的同时,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他选择了“哈里·德鲁”,战后又重新使用诺姆堡这个名字,而马斯特斯却保留了他的英文名字。
美国伞兵中有一个人,以前是希特勒的青年志愿者,叫弗雷德·帕特格,他1919年12月出生于德国的拉斯塔特,十几岁时加入希特勒青年志愿者组织。他的姑妈想结婚,纳粹党经过调查,发现他的曾祖父是犹太人,于是他被志愿者组织开除。他的母亲与芝加哥的亲属联系,1938年4月,帕特格移居美国,而他的父母、姑妈和其他亲戚都死于集中营。1940年他打算参军,但被归为“敌方外侨不可接受”一类。他写信给联邦调查局的J.埃德加·胡佛抗议,说他想与纳粹而不是德国人战斗。不久之后,他被归为“可接受”一类参了军,成为101空降师的一名下士。
第3队的士兵被分成五个人一小组,每组编入一个不同的突击旅。马斯特斯到了一个自行车部队,得到了一辆便宜的可折叠自行车,前面有车筐,能装帆布背包。这种自行车没有挡泥板,只有车架子,马斯特斯觉得它们糟透了。但是他坚持不懈,为自己能发挥作用而感到非常高兴。他用五年的时间在欧洲积聚了许多对纳粹分子的仇恨。从皮奥热、马斯特斯、诺姆堡、帕特格和其他年轻的难民那里,纳粹分子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种族歧视的存在
 
纳粹哲学本质上是人种优劣论,而美国军队中也存在着种族歧视。1937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高级军官作了一项研究,对黑人士兵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测评。他们的结论是“作为个体,黑人性格温顺,容易控制,无忧无虑,轻松愉快,敦厚和善。如果受到不公平待遇,他可能变得粗暴起来,非常固执,不过通常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他比较粗心、懒惰,无责任感,很不坦率,他对责备心怀不满,表扬和嘲笑是管理他的最佳方法。他们不能明辨是非,不够诚实,他们的正义感比较差。”
至于优点则是:“黑人非常乐观、忠诚,如果给他吃好,他们一般不会抱怨。他们有音乐天赋和非常明显的节奏感,他们的艺术细胞是天生的。他们信奉宗教,如果对大量黑人合适地引导,他们会很勤奋。他们易动感情,情绪可以被激发到非常高涨的状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个美国黑人师在法国作战。一个师与法国军队并肩作战,表现颇佳,获得了许多奖章,于是法国请求更多的黑人军队。另一个师与美国军队共同作战,军官是南方白人,训练和装备都严重不足,表现很差。1937年,军事学院的军官只专注黑人军队的失败而忽略他们的成功,他们得出结论,黑人没有作战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编制了三个黑人步兵师,结果只有第92步兵师一个师参加了战斗。
到1944年3月,英国有大约15万美国黑人士兵,他们大多数在补给部门工作,主要在港口卸载舰船或驾驶卡车。他们被严格地隔离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歧视的对象。在家乡的国土上,以及在英国,法律是隔离而平等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美国高级指挥官发布了一份传阅的函件,他指示说:“必须尽量避免对黑人部队的种族歧视。”不过他承认,在伦敦和其他城市,“黑人和白人士兵都将得到休假,事实上不可能分开使用福利和娱乐设施。”当红十字会无法为黑人单独提供俱乐部时,艾森豪威尔坚持给予黑人参加所有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平等权利。但他接着告诉地方指挥官要运用“他们自己最佳的判断力,避免由于种族引起的歧视问题,同时通过对休假证特惠待遇的轮流使用,将摩擦减少到最低程度”。
换言之,在一个地区仅有一个红十字会俱乐部或者只有几个酒馆的地方,总是黑人士兵休假一个晚上,白人士兵休假另一个晚上。
红十字会为黑人部队建立了27个单独的俱乐部,但不够用。在白人俱乐部里有黑人和白人士兵同处的情况,各个酒馆就更多,当然会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在同一个酒馆喝酒,多数会动拳头殴斗,也有开枪的情况,大多数是白人打黑人。第8航空队指挥官艾拉·埃克少将宣称,白人部队应该对90%的麻烦负责。而且,还出现了少数死亡的情况,只是都被陆军掩盖掉了。
艾森豪威尔又发出另一份传阅函件。他告诉高级军官,为了军队的效率,“必须把美国军队中任何贬低群体品质的言论视为损害良好秩序和军队纪律的行为,不论白人或黑人,违者必须立即处罚……我要求这个战场上每一位军官注意此事。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建议你们要面对面地与自己下属高级指挥官彻底讨论此事,并指示他们通过指挥渠道贯彻。”
J.C.H.李中将是补给部门的指挥官,因身边犯忌的人最多,他命令每一个军官都要向直接下属传达艾森豪威尔的函件,并警告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到做到”。
这个命令没起多少作用,由种族差异引起的事件继续着,因此,艾森豪威尔指示要对士兵们的信件进行检查。据检查士兵信件的军官汇报,大多数白人部队带着不同程度的惊奇评论说,英国不存在种族隔离,他们对英国妇女与黑人士兵交往感到气愤,他们担忧战后返回家乡时,美国黑人在英国的经历将产生影响。与此同时,黑人士兵说与英国人相处很愉快,没有肤色的界限让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一名军官在分析了几周的信件检查情况后写报告说,到1944年5月底,“很显然的一点是,假如不能很快进攻,麻烦就会发生”。
避免麻烦的最佳方法是让部队致力于工作,不管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艾森豪威尔发出命令:“部队必须一起训练、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以便在战役中默契地配合。”白人步兵练习从希金斯登陆艇上岸的时候,黑人士兵正装卸坦克登陆艇以及其他舰船,训练非常紧张,似乎永无尽头。
 
德国士兵并不害怕成为战俘
 
驻法国的德军几乎没有进行训练。他们在地上埋入更多的木桩,在海滩上设置更多的障碍,从4月到5月,他们的角色是建筑营,不进行野战演习,只有21装甲师例外。125团指挥官卢克上校让坦克兵完成了常规的夜间演习,他强调了集结地点、到达海岸或奥恩河以及运河上诸多桥梁的各种路线,火力和运动、速度和冲锋等方面的训练。5月30日,隆美尔视察了该师,他对所谓的“斯大林管风琴”(即一个48管火箭筒)的实弹表演非常感兴趣。那天晚上,隆美尔告诉21师的军官,要保持极高的警惕,并用这句话作为结束:“你们不应该指望敌人在好天气和白天入侵。”
保持警惕并非易事,正如卢克所记录的:“在到目前为止的战役中,装甲师已经习惯于运动战。对这样一个师来说,不运动令人厌倦而且非常危险,警惕很容易放松,尤其是在享用了卡尔瓦多斯的陈年苹果白兰地和苹果酒之后(这两种饮料都是当地的特产)。此外,关于登陆是否真的会在我们的地区发生也难以预料。”
换句话说,甚至连驻防诺曼底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精锐部队,也变得很松懈。作为占领者,他们在有着肥壮牛群和香甜苹果的土地上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对普通的纳粹德国国防军士兵来说,不论他是十几岁的柏林青少年、四十岁的波兰人,还是东方营的俄罗斯人,生活就是白天令人厌烦的工作和夜晚的享受,等待并祈祷入侵最好在别处发生。任何事情都算是生活,除了准备进行的生死搏斗。
对法国的长期占领引出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德国士兵与德国妻子离异去和法国妇女结婚,这种情况日益增多。还有一种危险现象:一些个人甚至是大批部队,一有机会可能就会投降。很明显,东方营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德国士兵的部队中也存在。据1943年12月高级指挥官的一份秘密报告称,这些人“幻想与举止仁慈的敌手交锋”。正如军事历史研究所的德特勒夫·福格尔博士所描述的:“结果,几乎没有人太害怕成为盟军的战俘。这根本不利于耐久性和坚定性,而这些始终是军队指挥官所要求的。”
戈培尔博士利用他的宣传机器使西线的德国士兵确信,他们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一场全面的冲突”。登陆后不久,约德尔将军这样鼓舞大家的情绪:“我们将拭目以待,谁的仗打得更好,谁更轻而易举地死去,是面临家园被毁的德国士兵,还是美国和英国士兵,那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欧洲打仗。”
隆美尔不能指望这种宣传,正如福格尔博士所写的,在进攻前夜,“依然令人十分怀疑,西线的德国军队是否会像他们抵抗红军时常常做的那样,用不怕死的精神来抵抗,因为德国士兵保卫家园的动机,对西线的士兵来说,当然不像对他们东线战场上的士兵兄弟那样有着相同的意义”。
为消除失败主义的情绪,指挥官对他们的部队撒谎。马斯特斯在D日和后来审讯战俘时发现,德军指挥官告诉他们的士兵:“我们将会轻而易举地把他们赶回海里。斯图卡式飞机会俯冲下来轰炸他们,鱼雷快艇会出现在他们的舰队之后炮轰并用鱼雷击毁它们,轰炸机会击沉他们的登陆艇,装甲车会在海滩上打垮他们。”
有谁相信他们,有多少人相信这种幻想还有待讨论?事实却是,纳粹德国国防军疑虑满腹,隆美尔坚持在地上浇筑更多的混凝土,埋入更多的木桩,而不是训练更迅速地运动和闪电般地出击,这就是他们疑虑的最明显的表现。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盟国远征军全体官兵正在投入全部的时间做着准备。
 
 
 
第八章   集结与战斗部署
 
 
大迁移
 
从5月的第一周开始,盟国远征军的步兵与水兵向英格兰南部移动。他们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乘坐运输船和坦克登陆舰运动。舰船由克莱德和贝尔法斯特港湾驶出,经过马恩岛进入爱尔兰海,也从利物浦、斯旺西和布里斯托尔驶出。它们形成20艘、40艘或100艘舰艇的编队,驶进大西洋,然后经过地端岬,左转驶向指定港口——普利茅斯、托基、韦茅斯、伯恩茅斯和其他港口。
他们也走陆路,乘坐火车、公共汽车、卡车,或干脆步行。这些人员及其装备从北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威尔士出发,编成数百人的连和营或数千人的团,沿着狭窄的英国道路向南部开拔,到达后再编成数十万人的师、军和集团军——总共近200万人,近50万辆车。为这支大军提供必要的服务需要5.4万人,包括4500多名近期培训的部队厨师。这是英军和美军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力量的移动(最终,兵员和兵器集结于英格兰最南端),这样的集结在世界上从未发生过,也不会再发生。
29师175团向集结地区挺进,这个地区在法尔茅斯附近,被称为香肠。叫香肠是因为它的形状,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些狭长的被围起来的地区,通常在一条公路旁边,看上去很像香肠。
175团被封闭在“香肠”里,士兵们住进帐篷,他们沿着新修好的沙砾小路行进。德军侦察机拍不到这些照片,也看不到步行穿越田野踩出的新路。车辆紧靠树篱停放,所有的物资都隐蔽在伪装网之下,“香肠”被宪兵围起来,任何人不准出来。虽然英格兰5月中旬的夜晚依然寒冷,早晨的地面还结着霜,但部队不许有任何烟火。
 
没有尽头的时间
 
尤金·伯恩斯坦中尉指挥着坦克火箭登陆艇穿越爱尔兰海抵达马恩岛,在那里他们开始吃干粮,“一天吃三次,主要是牛排”。他和部队又前进到法尔茅斯,到了那里才知道走错了地方。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经过许多次电报联系,他又得到新的命令,开往达特河畔的达特茅斯。
刚到达,上级又告诉他向上游航行,在绿荫大厦对面抛锚。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家,一座“非常漂亮的石砌的房子,从远处望去能看到许多温室和鲜花,旁边还有一条河畔沙砾路蜿蜒着伸向远方”。克里斯蒂夫人把它交给了美国海军,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指挥部。
空运来的部队在英格兰南部的一些机场附近安营扎寨,第506伞兵步兵团集结在Uppottery,滑翔机运输的牛津-白金汉郡部队则驻扎在塔兰特拉什顿。工兵也有他们自己的集结地区,第6战斗工兵营驻扎在朴次茅斯外围。
“香肠”里塞满了装备,29师116团的约翰·罗伯特·斯劳特中士回忆说“每一块田地和空地上都高高地堆放着即将打响的大规模战役所需要的作战物资。坦克和履带车辆,卡车、吉普车和军械车、“幼鸽”式弹着观察机、各种口径的大炮、汽油、水、食物、五加仑扁平容器、箱子、铁桶,应有尽有,数量非常庞大。”
车辆必须有防水功能,每个运转的零件都用防腐润滑油保护起来,这种物质不沾水,能保护金属抵御海水的腐蚀。吉普车、坦克和卡车的化油器上安装了管子,以便空气进入的时候没有水。
29师115团的拉尔夫·伊斯特里奇中尉说:“在伪装网下辛勤工作的司机和炮手都很谨慎,粗心意味着车辆在驶下登陆艇冲向海滩的关键时刻熄火。炮手们精心地用橡胶布把武器的尾部遮盖好,并用橡胶泥将边缘封住。使用无线电的报务员用橡胶袋把精致的无线电设备封装起来。”
部队发放了数以百万计的避孕套,尽管有些被吹成气球或注满水到处扔,但大多数还是用到了正经地方。步兵把它们套在了M-1型来复枪枪口上,因为橡胶能阻挡风沙和雨水,而且在开火时不必取下来。很多士兵把手表放在避孕套里扎起来,遗憾的是避孕套不够大,装不下钱包。
部队还给士兵们发放了一些逃生工具,以防被俘。霍华德少校说:“这些东西非常像童子军用的。”它们包括缝到制服上衣里的一把金属锉刀、裤子上一个经过磁化的镀铜纽扣,(放在针尖上平衡时就成为微型指南针),还有印有法国地图的一个丝巾、能使水净化的药片,以及法国法郎。这些法郎是由美国和英国政府印制的,戴高乐强烈反对过,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还是这样做了,他们给每人发了大约十美元的法郎。
霍华德说:“这些东西使部队激动不已,我从未见过对如此简单的物品有如此大的能量。”
每一名士兵都得到一件崭新的武器。步枪和机枪都得试射,并且按照射程作归零校正。斯劳特回忆说:“给我们每人大量的弹药练习射击,刺刀和军刀都磨得非常锋利。”
每人都发给一套用化学药品浸渍过的新军装,可以遮挡毒气,但是士兵们不喜欢那些军装。“它们是凭空想出来让人们穿的最糟糕、最冰凉、最发潮、最僵硬、最难闻的衣服——尽管负责设计出这个糟糕东西的人因此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507伞兵步兵团的二等兵爱德华·杰奇奥斯奇的话表达了全体登陆官兵的想法。
士兵们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都穿着这种制服,有些人穿得时间更长。化学物质阻止了布的透气性,士兵们穿着它夜里浑身冰冷,白天大汗淋漓,而且总有汗臭味儿。
对比之下,伙食倒是好极了。斯劳特回忆说:“牛排猪排和各种配菜,上面有柠檬蛋白酥饼。在典型的菜单上总有这些,你能够吃到的也就是这些。”
抵达英格兰后,大多数士兵最先享用的是新鲜鸡蛋,加上冰淇淋、白面包和其他原先吃不到的奢侈食品,都被津津有味地吞下。这样一来,就流传出来一句笑话:“他们正在把我们养肥等着宰杀呢。”
靠墙的帐篷里面搭起了剧场,刚从好莱坞拍完的新影片就在这里连续放映,还有免费爆米花和糖果。大多数士兵即使忘记情节了,也依然还记得那些影片的名字。他们最喜欢看的包括加利·格兰特和拉雷恩·戴主演的《幸运先生》,巴里·菲茨杰拉德和宾·克劳斯贝主演的《与我同行》,以及《伯纳黛特之歌》。
训练结束了,在总攻开始之前,除了射击、磨刀或是看电影之外,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彼得·马斯特斯下士记得,那是一段“没有尽头的时间”。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活动,训练极佳的士兵们很快变得厌烦起来。按照马斯特斯的说法:“整个战争是从集结地区开始的,当人们荷枪实弹时,有人就会无意中触动扳机。偶尔会发生伤亡,人们会听到一声爆炸然后是一声大喊——卫生员!”
在116团A连,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梭子弹扔进一个正在燃烧的桶里,于是这个地方的年轻人笑着骂着跑开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紧张气氛不断上升,人们的脾气更加急躁。“不需要多少争执,就会暴露出冒险的本性。”二等兵杰奇奥斯奇回忆道。挥拳相斗的事情时有发生。506团的理查德·温特斯中尉与雷蒙德·施米茨中尉打了一架,打裂了施米茨两节椎骨,被送进了医院。军营中容易发生的事,在这个军营尤其会发生,一切可以想象出的谣言在“香肠”  地区迅速地传播。
体育运动是释放能量的一种方法。起初让大家踢足球,但由于比赛太粗野,有些人骨折了,以致多数连长制止了这项活动。垒球运动相对好一些,许多桶里装满手套与垒球,不断地举行接球比赛。许多士兵回忆说,这些是他们所参加的最后的接球比赛,因为在接下来的战役中,他们负了伤或是失去了胳膊。
“香肠”里还有图书馆,书籍都是平装本,一本最受欢迎的书是《长在布鲁克林的一棵树》。令人不解的是,书封面的顶端却写着“袖珍诗集”。因为士气的缘故,书中没有收录“一战”英国老兵书写的悲痛的诗句。
赌博是最受人喜爱的摆脱烦躁的方式,实际上扑克和双骰子赌博游戏一直没有间断过,大量金钱不断地易手。505伞兵步兵团的二等兵阿瑟·“荷兰人”·舒尔茨在一次双骰子赌博游戏中赢得2500美元,他回忆说:“我停下来慢慢计算,我赢了每个人的钱,就一个参谋军士除外。我非常不喜欢他,他只剩50美元了,我决心赢光他所有的钱,但我的运气不复存在了,我输掉了那2500美元。”
部队不给士兵们提供酒,有几个士兵设法溜出营地去酒馆解馋,但很快被宪兵捉住,结束了这场喝酒美梦。戴维·托马斯少校当时是508伞兵步兵团的中士,他回忆说,每个卫生员都领到了一水壶酒精,以便他们到达诺曼底时作消毒之用。他冷冰冰地说:“我怀疑是否有一滴酒精带出了英格兰。”
连长们率领自己的士兵在公路上行进,用活动消除烦躁缓和紧张,连长们还让士兵们放开眼界增强信心,让他们知道如此规模巨大的一支战斗部队是不可战胜的。
在穿越村庄的行军途中,士兵们看到了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装备和数不胜数的飞机,看到了汇聚起来的粉碎纳粹的自由世界的力量。士兵们身着各国制服,有新西兰、挪威、波兰、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正如斯劳特中士回忆的:“似乎到处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同盟国士兵。”
英国士兵对美国士兵有一些怨恨。马斯特斯下士回想起随第3军行军经过一支美军时的情景:当时他们也在行军,几个美国兵停下与一位母亲和她三岁的女儿聊天。与平民的接触虽被严格禁止,但很难禁绝。小姑娘大约在问所有英国孩子早就学会问美国兵的问题:“朋友,有口香糖吗?”
马斯特斯说:“我们走过他们时,队伍后边有一个人用带着厌恶的声音朝美国兵喊道,你们至少应该让她们长大!”
集结在英格兰南部准备进攻法国的几百万官兵中间,仅有少数几个人知道霸王行动的秘密:何时进攻,进攻将在哪里登陆。那几个人有极其保密的称号,等级超过“绝密”,按称呼的字面意思为“偏执”。据说他们非常“偏执”。
知情人的圈子慢慢扩大。盟军最高统帅部和21集团军群的参谋们向集团军和军级的参谋下达指示,这些参谋又给师长和团长布置任务,一层层布置下去直到连排级军官,他们又将信息传递给自己的军士和二等兵。在基层,直到士兵们确实是在向法国航行时才知道进攻地点。另一方面,对地形特点的说明极其详细准确,德国守军的数量与素质也说得相当实际,并对海军和空军轰炸那些守卫者的情况表示十分乐观。
部署战斗任务或是在沙盘上,或是像第4师12团那样,在一个巨大的科唐坦半岛的海绵橡胶模型上。这个模型的横向和纵向都按比例制作,包括所有的细枝末节:公路、桥梁、建筑物、电力线、灌木树篱、防御工事和障碍物。12团的一名士兵回忆说:“就像士兵们突然由飞机运输时向下观望他们会很快着陆的那些海滩和他们必须战斗的那片地方。”
对军官的战斗部署按团级进行。29师115团的拉尔夫·伊斯特里奇中尉记述了他所参加的任务说明会。布置任务的团级情报军官从一幅奥马哈海滩的地图开始,他解释说,第1师16团和29师116团同时登陆,115团在116团之后。他描述了奥马哈的海滩障碍物和固定的防御工事,以及地形,包括防波堤到悬崖脚下的大约200米距离,悬崖的平均20米的高度和其他细节。
“你们可以看出,这些地方的防御工事是最坚固的,只有几个狭小的深谷通往内陆。这些峭壁中的缝隙或者说沟壑就是我们这个海滩的出口,成功的关键是占领这些通道。
“防御工事包括地雷区、带刺铁丝网、防坦克壕、连环自动火力,这一切都主要集中于出口通道。估计在这些阵地上,每一处都配备一个营,还有一个营沿着悬崖在两个阵地之间拉开。他们属于916师,这是一个固定师,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的任务是在固定阵地上适当的位置战斗。
“这个特别的固定师中有大约40%的德国人,其中许多人有部分残疾。不过要记住,一个独臂士兵与双臂士兵一样,完全可以在掩体中扣动一挺固定机关枪的扳机。
“剩余的60%由雇佣兵组成,大部分是俄罗斯人,有一些波兰人、南斯拉夫人,还有一些巴尔干人……他们都是粗野、简单、无知的人,一点儿也不关心生命的价值。他们来自于世界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世世代代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打仗。他们的军官和军士都是德国人,这些人会战斗到底。
“固定师的后面是机动师,是第一线战斗部队,主要是德国人,多数人在俄罗斯或意大利战场参加过战斗,他们的弱点是缺乏运输工具……”
“现在来谈具体的计划:16团和116团将于清晨6时30分左右乘攻击登陆艇抢滩上岸,在涨潮的时候,这些船将会在第一道水下障碍物附近搁浅。首要目标是拿下海滩那边的高地,不给德国人直接开火和观察海滩的机会。我团将在进攻发起时刻的90分钟后登陆,立即向这个村庄挺进(他指的是地图上的滨海圣洛朗,但未提及村庄名称),然后进入右边的阵地……”
“第一部分任务相比之下较容易完成。在我们登陆之前的艰巨的任务将由116团完成。如果116团突袭顺利,我们的任务就很容易。”
“长官,”一位军官问道,“假如116团没有按计划扫清海岸,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要接过来他们的任务。”
“第一攻击波有多少个师?”另一名军官问。
“规模会相当大,”这位情报军官微笑着回答,“请相信我的话,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
“D日是哪一天?”
“还不清楚,估计大约在6月3日或4日。”
115团的军官们喜欢那段关于“容易”的讲话,不过并不相信它。伊斯特里奇中尉评论说:“情况看上去很严峻。海滩防御工事图表明,德国人的防范已极其严密,116团要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
情况也确实如此。116团的二等兵费利克斯·布拉纳姆听到布置任务的人告诉他那个排,如果士兵带到海滩的装备超过了他们要携带的——迫击炮弹、地雷、弹药箱、无线电和电池,还有更多——他们就等于做出了贡献。在他们之后上岸的115团负重不会同样多,他们的士兵“将要登陆并拿起我们已经运上岸的装备,即使他们不得不跨过我们的遗体”。
如此现实主义地描写杀戮并不常见,多数军官在给自己的连排布置任务时都体现了乐观与鼓励。四十多年过后,奥马哈的老兵依然带着某种痛苦回想起他们所听到的话:“布置任务的军官解释说,登陆根本不成问题,因为有大量的空军支援,而且海军轰炸的力量也巨大无比,火箭舰艇会发射数千枚火箭,登陆将会轻易取胜,不必担忧任何事情。我们的担忧两三天后才会开始,那时装甲部队将开始反击。”(149战斗工兵营)
“军官告诉我们,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将会在我们进攻之前由第9航空队投到我们的海滩上。我担心的是,我们开卡车驶过海滩时会遇到麻烦,因为弹坑会非常密集非常的深。”(第6特种工兵旅)
“进行战斗部署的军官给我们作了鼓舞士气的讲活,他说一千多架轰炸机将提前完成它们的工作,战列舰会炸掉地图上所有的东西——固定堡垒、大炮、迫击炮,还有带刺铁丝网障碍物,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炸得粉碎——易如反掌!”(26团)
“布置任务后我们相信,海滩将不会有生物,任何形式的生命都不会有,登陆会非常轻松。”(第5特种工兵旅)
几乎每个进攻部队都有类似感受。为阐明任务,部队鼓励下级军官、军士和二等兵在所有时间研究沙盘或模型,数千人花费了无数时间观察讨论和熟悉自己的目标。他们还弄到了几小时前拍到的照片,上面显示出构筑大西洋壁垒的最新进展。有这样准确的信息,德国人没有获胜的希望。
也有硬汉子的讲话。给91部队运输中队(滑翔机的拖航飞行员)布置任务的军官向他们发出警告:“引领编队的C-47型飞机开始向左转返回海岸时,飞行员才能卸载。假如任何C-47飞行员过早让他的滑翔机脱机,他最好一直飞行,如果他返回这里,我正等着收拾他。”
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以一种完全无知的方式问道:“长官,送滑翔机登陆后我们该做什么?”
正在进行战斗部署的军官被问糊涂了,沉默了一下,他承认说:“我不清楚,我想我们真的确实一直没考虑这个问题。”坐在查尔斯·斯基德莫尔中士旁边的滑翔机飞行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拼命跑!”接着是神经质般的大笑声。
陆军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蠢笨的人。116团的艾伦·安德森中士记得,他被叫进帐篷,有一位公共关系上校“站起来,作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内容是我们有这次机会参加这场伟大的进攻,是多么荣幸,这场进攻将会改写世界历史。在讲话结束时,他特别强调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不能和我们一起上战场。我的好友阿基·马库姆捅我一下说,如果他确实想去,他可以替我去!”
这位公关上校继续说,在第一个24小时中,陆军做了将近100%伤亡的准备。安德森记得:“我们都转过身去,互相望着说,哎,真不幸,可惜你不能不去。”
一旦布置了任务,部队就被严密封闭起来。宪兵在营地和周围来回走动,没有特别的身份证明任何人不准入内,没有有关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外出。西里尔·亨德里上尉是英军坦克手,他回忆说,他父亲死于6月1日,6月3日下葬,“但不允许我参加葬礼。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准许,而我的兄弟也在部队,只不过驻防在大马士革,他就被获准飞回家参加葬礼。”
年轻人比较爱逞强,自命不凡,但任务说明会和对海岸防御工事的详细研究,让最无忧无虑不爱思考的工兵部严肃起来。尽管他们不喜欢强化训练,他们还是清楚子弹和弹片对人体的作用。他们大多数人未曾参加过战斗,但自从1939年起,他们就一直在阅读或观看有关战事的新闻。在家乡的报纸上,或是影剧院的新闻片中,他们一直密切注意着纳粹德国国防军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的情况,他们看到这支军队击败了波兰人、挪威人、比利时人、英国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和俄罗斯人所能投入的最强的军队。他们意识到,纳粹德国国防军是一支极其富有战斗经验的军队,它曾经势不可挡,而现在可能会坚不可摧。
由于有了这些认识,在战斗部署之后,牧师们生意兴隆。输掉那2500美元之后,“荷兰人”·舒尔茨去忏悔。那位神父是一个英国牧师,“真的因为我向他坦白的一些罪过,包括第六诫,严厉责骂了我。”舒尔茨一有机会就去做弥撒,“而且我应该提到,当我看到斯蒂夫上尉、凯拉姆少校、麦金蒂少校和其他营级军官担任祭台助手时,感到很受鼓舞。”
508团的托马斯少校对战斗部署会并不当回事,他说:“我在空降部队待了很久,知道夜间跳伞从来无法按事先的设想进行。”有一次玩扑克,快输的时候他忽然想:“我最好去听听牧师的忠告,好处理所有细节问题。”于是他就到了牧师那里,他说“当我正要在屋子里唯一的空座位最后一排的一张帆布床上坐下时,埃尔德牧师说,‘主对那些只有在需要时才向他寻求帮助的人没有特殊兴趣。’我想,‘哎呀,他肯定看见我进来了。’于是我起身离开。”
约翰·巴恩斯听说自己的116步兵团A连要当开路先锋,就去做弥撒:“我想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他由一个虔诚的母亲抚养大,她衷心地祈求他成为一名神父。中学毕业时,他不得不告诉她,自己天生不适应修行生活。正如他在做弥撒时所祈祷的:“我决定与上帝做一笔交易,假如我能活下来,我愿意当一名神父。然而我认为这是一笔不上算的交易,或者对他,或者对我,所以我决定去冒险。”
有一些人打定主意不去冒险,舒尔茨记得一名伞兵“意外地”开枪打伤自己的脚。
第1师的中士约瑟夫·德拉戈托惊讶地看到另一个连的一名士兵从容地把一大撮烟斗丝夹到两片面包中间,然后吃这个“三明治”,这使他住进医院,退出了进攻的行列。德拉戈托还看见一名士兵举起步枪,向小帐篷里射击,接着宪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德拉戈托开始感到不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疯狂的事情?“接着我意识到,他是不想去打仗。”
另一些人对付恐惧心理的办法是让自己的容貌变得更可怕。在115团,有一个班的士兵想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主意,他们开始剃光头。这个方法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全连、全团都流行起这种形象,好像一群罪犯聚居在一起。
伞兵们也追随这股剪发热,只是他们在头皮中间向后留了一圈头发,看上去就像印第安人,如果按发型式样称呼,叫他们“莫霍克人”更贴切。
指挥506伞兵步兵团的罗伯特·辛克上校看到剪发热继续流行就说:“我忘了告诉你们,几星期以前,我们得到正式通知,德国人在告诉法国百姓,盟军的入侵部队将由美国伞兵打头阵,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被判有罪的重刑犯和精神变态者,他们剃光头或几乎是光头,很容易辨认。”
下级军官和军士们感到担忧:自己任领导工作吗?艾伦·安德森中士对二等兵乔治·穆瑟谈了自己的忧虑,穆瑟说:“中士,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方法是,我们必须渡过海峡,我们必须结束它,我们行动得越快越好。所有和我一起训练的人中,我更愿意和你一起作战,而不是别人。”
在506伞兵步兵团,卡伍德·利普顿和埃尔默·默里两位中士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各种可能发生的战斗局面和如何应对。
 
“香肠”地区聚集了近17.5万官兵,等待D日横渡英吉利海峡。无法概括他们各自的心情,有些人忧虑重重、有些人跃跃欲试、有些人下定决心、有些人畏缩害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态度取决于年龄。查尔斯·贾里奥17岁,他把两位22岁和23岁的好朋友看作“老人”。他认为他们的感觉是,“赶紧把仗打完,这样我们就能回家”。而他自己的态度是,“咱们去法国吧,这样我们能开心地玩一玩”。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美国士兵比英国士兵抱有更多的期望。在美国士兵看来,回家的路指向东方,必须进入德国。对英国士兵来说,他们是在家里,将要出征。
阿利斯泰尔·班纳曼上尉在英格兰东南部苏塞克斯郡担任排长,他用给妻子写长信的方法来消磨他在“香肠”地区的时光。这些信表现了他的心情,也反映了一部分他的美军战友的心情。
他在5月28日的信中写道:“目前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崇高,军队生活有太多烦恼的琐事。无休止的训练,被调来遣去,穿着有平头钉的靴子和汗水浸透的袜子,现在又过着封闭起来的生活……我尽量向我这个排解释说,我们即将创造历史,某一天我们的孩子会在历史书中读到我们的英勇事迹,可所得到的只是淡淡一笑。”
“在士兵们看来……丘吉尔在收音机中的慷慨陈词听上去有点儿令人感到尴尬。他们对新世界没有雄心壮志,他们对任何伟大的解放使命都没有信心,他们知道那是墓地。他们想做的,就是结束这一切,重新过老百姓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自己的私生活,回到自己妻子和亲人身边。”
5月31日,班纳曼写道:“每个士兵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正视这样的问题,他们几乎享受不上生活,他们没有受教育和获得知识的机会,没有丝毫哲学的支持,他们有着境况不佳、分居或贫困的家庭,他们从未被人爱过,他们以前不曾有过远大抱负或期望世界新秩序,然而我们都聚集在这里,我们都愿意一声令下就奔赴战场。”
 
在6月份的前几天里,盟国远征军开始装载、编队,准备出发横渡海峡。士兵们丢下他们的行李袋,只携带随身能带走的东西,主要是武器弹药、防毒面具、亲人的照片、一套替换的衣服、上船时发给的香烟及听装日用口粮和干粮包。汤普森中校的一番话代表了所有官兵:“人们现在都非常留恋当初集结和编队地区度过的那些日子。”
 
不可思议的事
 
尽管德国人看到英格兰南部的军队集结,但他们根本没有从集结中得出正确结论,这是“二战”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香肠”地区夜间遭受过空袭,但规模不大,很少超过六架轰炸机,港口上空也有常规飞行,轰炸机也空投些地雷。德军侦察机偶尔偷偷潜入上空,拍几张照片,然后向东呼啸而去。
这种局面本应当吸引纳粹德同空军做出巨大努力,轰炸港口和集结地区,但这从未发生过。当然,纳粹德国空军远远没有了1940年不列颠之战时的实力,另外,刚毅诱骗行动在英格兰东部设置的假登陆艇也使德国人感到困惑,但他们依然错过了运用现有力量袭击港口和香肠地区的机会。这无可辩解,也令人费解。
“这件事似乎不可思议。”商船队的水手理查德·弗里德说。
还有一件事情不可思议。4月末袭击猛虎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德军的鱼雷快艇击沉两艘摧毁六艘坦克登陆舰,而德军毫发未损,为什么德国海军不全力以赴,在卡昂使用鱼雷快艇对付盟军的集结?
事实上,鱼雷快艇根本没进行这个尝试。
德国人的潜艇当时远在北大西洋,6月份第一周,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中部击沉了两艘美军驱逐舰,但对霸王行动的舰队,他们却既没有实施侦察,也没有用鱼雷攻击。
德国人没有从他们已知的集结情况得出结论,下诺曼底就是进攻的目标,这并不特别令人惊奇。盟国远征军集结于英格兰南部,这个事实不等于泄露进攻的地点,朴次茅斯到加来海峡的距离比它到卡昂更近。制海权意味着进入英吉利海峡的舰队可以一直向东航行到加来,或者一直向南到卡尔瓦多斯和科唐坦半岛,或向西南到布列塔尼,盟国远征军有着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机动性。约翰·基根说得很恰当:由于研制了特种登陆艇,创建了空降师,利用了制空权把登陆地带隔离起来,正是“在盟军认为自己在第二战场战略上最薄弱之处,他们的力量最为强大;他们的力量在于依靠大海进行军队的调动”。
在D日之前数周内,盟军实施了许多小规模的刚毅行动,在巡洋舰和驱逐舰掩护下,由登陆艇对法国各个海滩进行佯攻。这些虚假进攻使德国人提心吊胆,也暴露出了雷达站和当地德国空军的军事能力。
更为准确的德军信息来自于“超级机密”截获的情报、不间断的大量的空中侦察和法国抵抗运动。
6月3日,联合情报小组汇报了“德军对霸王行动中盟军意图的判断”的情况。这份文件非常令人振奋,它是这样开头的:“上周,一直没有任何情报表明,敌人已准确地估计到我方将要实施主攻的地区,他们似乎预料登陆将会在加来海峡和瑟堡之间的几个地方发生。”
文件指出,德国人继续“过高地估计盟军可能投入的军队数量”,并依然预料盟军会在挪威登陆。
同一天发布的“每周情报总结第11号”中,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部对德军实力作了评价。它指出,德军各种师进驻法国,并向海岸方向移动。后来,更多的情报涉及一些编队进入科唐坦半岛和奥马哈海滩,仿佛这些情况表明,希特勒、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最终洞察出了这一秘密。
实际上,许多德国部队都在运动,巩固从东北到西南的大西洋壁垒。例如第7集团军于6月份第一天进驻索姆河口,指挥部设在亚眠。德军在法国的整个兵力增强了近20%,从50个师增加到60个师,其中有10个装甲师。增援的部队有些必然补充到进攻地点,但不包括装甲师。
总的说来,盟军搜集到的情报基本上准确详尽有价值,而德国反间谍机关搜集到的情报正好相反。盟军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状况,德国人却只能猜测。
 
62号抵抗掩体是一个能够俯视奥马哈海滩科勒维尔出口通道的防御工事,在这里,18岁的二等兵弗朗茨·戈克尔与排里的士兵争论:有一半人认为盟军将从这里登陆,在下周或两周后;另一半人争辩说,科勒维尔的防御工事太坚固,盟军不敢从此处登陆。
62号掩体守卫着一个炮火观察哨,它能为深入内陆五公里的一个野战炮台探明敌方位置。在阵地前方,有105毫米的加农炮,火力已对准预先设定的目标。62防御点由两个暗炮台组成,配备着数门75毫米的火炮、一门50毫米反坦克炮、两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还有20名士兵。这些士兵除了中士和两名军士之外,所有人都在19岁以下。掩体有两米厚的混凝土屋顶,掩体之间由战壕连接。
1944年初随352师来到卡尔瓦多斯之前,二等兵戈克尔从未见过大海。整整4月、5月一直到6月,夜复一夜,他就坐在自己的双联装机关枪后面,观望、等待、疑惑。白天,他挖掩体,正如他的一位战友6月3日下午所描述的:“假如在进攻之后还有生存的可能,只会在这个战壕的帮助之下。挖吧!”
戈克尔记得,那天晚上:“平静的海面上没有任何东西移动,只有海浪缓缓向海滩翻滚。来自格朗康迈西和贝桑港的渔船依然停在海港,5月份之前,它们一直都在沿海岸例行航行,但现在海面上空无一船。”
 
 
 
第九章     
 
雄心战胜恐惧
 
艾森豪威尔将D日拟定在6月5日。
装载工作从5月31日开始,从西向东的安排是:美军29师从法尔茅斯港和福伊装载,美军第4师从达特茅斯、托基和埃克斯茅斯港,美军第1师从韦茅斯和波特兰,英军50师和加军第3师从南安普敦,英军第3师从朴次茅斯和纽黑文。远处的部队乘公共汽车或卡车向码头汇集,离港口近便的部队以班、排和连行进。
吉普车、卡车、大炮、坦克、半履带式车辆、摩托车和自行车,一切都在移动。人群聚集在街道上观看这支没有尽头的队伍,成年人都做出V的胜利手势。
第1师某连穿越一所村庄时,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对一位中士喊道:“你们不会回来了。”孩子母亲深吸一口气,揪住他跑到连队前面。中士经过时,男孩眼含泪水抽泣着说:“你们会回来的!一定会的!”
死亡压在许多士兵的心头。二等兵克莱尔·加尔多尼克回忆起他坐公共汽车去达特茅斯港的情景:“我们没说几句话,没人开玩笑或者恶作剧,我们感到相互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密。”
美军海岸警卫队的海军机械军士长查尔斯·贾里奥在94号步兵登陆艇上,看着韦茅斯港码头上的聚集,他回忆说:“部队就像潮水一样涌向港区,到处都是人,牧师们忙得不可开交。我甚至看见犹太人去领圣餐,人人都害怕死亡。”
不过更多的是雄心战胜了恐惧,士兵们跃跃欲试,整装待发,激昂的气氛压倒了一切。盟军的高级指挥官有意识地将官兵的战前准备推向高潮,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力上。
大多数部队已经有了两年或更久的训练,尽管也有调动和兵员补充,但大部分士兵依然在新兵训练营时所在的连排。他们共同经历了单调艰苦的训练,共同完成了体能与智能的训练任务。他们一起讨厌或喜欢自己的指挥官,一起吃饭,在演习时同睡在一个散兵坑里,一起喝醉。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成为一家人。他们相互非常熟悉,了解自己身边的小伙子会怎样去做,知道他爱吃的东西和他身上的气味。
人们并不是自愿来到这里的,没有多少人谈论爱国热情,但几乎所有人都宁可去死,也不愿让朋友失望或表现出胆怯。在漫长的训练期间,在所有的科目中,这种集体团结感最为重要。
一些指挥员在上运输船之前把自己的士兵们召集起来,进行最后一次谈话。115团团长尤金·斯莱皮上校看着队伍里所有剃得光光的脑袋,他摘下钢盔,搔搔自己的禿头,然后宣称:“你们大家的主意不错,这样干净得多。不过我从来没意识到,我们为这场进攻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大笑之后,他神情严肃起来,像一个慈父对儿子那样对自己的士兵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进攻的成功,取决于你们大家。我们已经做了许多计划,我希望你们清楚为这件事情做了多少准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努力行动,你们都知道它的赌注,历史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成功。任何参战部队都不如我们准备得充分,知道这一点,我们非常高兴。这就是我们承担这项任务的原因。”
斯莱皮最后说:“我会在法国见到你们。”就在伊斯特里奇中尉走开时,他突然想到,假如我们失去这位老兵,那天将成为本团悲痛的日子。
在一个巨大的飞机库里,布雷德利将军召集了近千名军官,将级军官们坐在讲台上,上校们坐在前排长凳上,中尉们坐在后面。前任总统的儿子西奥多·小罗斯福准将是第4师副师长,他已经56岁了,有心脏病,身体状况不好。他争取了大量的特许和特殊命令,好让自己与一梯队在犹他海滩登陆。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所以坐在讲台上,一个劲地咧着嘴笑。
布雷德利开始讲话:“先生们,这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表演,你们很荣幸地拥有大看台的座位。”
罗斯福皱了皱眉,摇摇头,用低沉的声音说:“真该死,我们不在大看台上,我们在下面的橄榄球场上!”
飞机库的音响使每个人都能听见他说的话,大家爆发出一阵笑声,消除了紧张气氛。布雷德利咧嘴一笑,继续他的鼓动性讲话。
 
5333
 
海岸警卫队和海军在等待这些官兵。查尔斯·贾里奥记得,94号步兵登陆艇上有4名军官和26名士兵。这些军官二十出头,都是“90天奇才”,即军官培训学院的毕业生。但艇长是一位32岁的老手,他在商船队干了十年,“规则都是他的,不是海军的,他不喜欢海军的规则”。在94号艇装载士兵的两天前,他告诉贾里奥:“没有人会离开这条船,你放心出去弄些自己喜欢的酒,我们举行一个聚会。”
聚会7点开始,“好家伙,一天结束时,每个人都在双骰子赌博游戏中输掉了,不过这肯定消除了紧张情绪。睡了一晚上我们才清醒过来,然后开始安排部队上船。”
熟悉装载程序有助于消除紧张。盟国远征军的官兵经过多次演练,到1944年6月初,装备、集结、装载和登陆已成为单调的例行公事。许多参战者后来评论说,他们睡着觉都可以完成这些步骤。还有人说,在船上的喇叭明确宣布之前,他们一直半信半疑,以为这是又一次演习。这些恰恰是指挥官想要的效果。
部队沉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倾向,上战场的战士都携带了太多的东西。但是演习告诉了战争设计者,攻击中的士兵不应携带超过44磅的装备,而多数士兵物品超重两倍,有些人带得更多。这一部分是团长的错,他们想让第一梯队带上地雷、炸药包、额外的弹药、备用无线电、迫击炮等等;一部分是士兵自己的错,因为总有一些额外的东西要带,比如一本法语常用语手册或《圣经》,一把未经许可的小刀或一支手枪,以及大量的香烟。
在码头上,发干粮的同时还发了香烟。474高射炮兵营的二等兵罗伯特·帕特森告诉军需官不必给他香烟,因为“我不吸烟”。
“你不妨带上,”军需官回答,“因为到目的地的时候,你就会吸的。”四十年后,帕特森评论说:“他说得对。在那艘船上,我学会了抽烟,从那以后抽了很多年。”
第4师的一名士兵迷上了“骆驼”烟,想到烟要抽完,他感到一阵恐慌,所以又买又借,还用东西去换,以致他上船时带了十条烟。大多数士兵只带两条,指望日后陆军会再给他们一些。
车辆装运的弹药、五加仑油桶、镐头铁锹、水壶、野战口粮、武器等等,也严重超载。尽管如此,装载工作还是顺利地按照精密的计划进行着。数千艘舰艇和登陆艇,想象中很难让每一艘找到自己的具体位置,或无法让乘员登上正确的舰艇,但这些都做到了。坦克、大炮、卡车和吉普车,都倒退着开进自己的坦克登陆艇,后上的先下。它们使用了专门构筑的“硬斜坡道”,即水泥码头前沿,按合适的坡度延伸到港口,以适合坦克登陆艇。
用伊斯特里奇中尉的话说,“在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官兵们就进入了坦克登陆舰和步兵登陆艇以及其他运输工具。车辆和火炮在甲板上连接成行,459号坦克登陆舰的两个甲板几乎同时载满。这艘舰艇过于拥挤,每三个人仅有一个床铺,只好轮流睡觉,每人八小时。码头和硬斜坡道不够用,所以,许多步兵连只好用希金斯艇运到海湾的舰艇上。
459号坦克登陆舰驶离码头,缓缓向普利茅斯港河流的中心航行,然后与另一艘坦克登陆舰连接起来。“我们和许多舰艇并排航行,”伊斯特里奇说,“可以从一个甲板跳到另一个甲板上,一直跳半英里远。我们能看到大海的方向停泊着驱逐舰和更大的船,港口挤满了舰艇。”
从战列舰到准备独自渡海的运输舰和登陆艇,总共有2727艘。它们来自12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法国、比利时、挪威、波兰、希腊和荷兰。海军西部特混舰队有931艘舰艇,向奧马哈和犹他海滩航行,海军东部特混舰队有1796艘舰艇,驶向黄金、朱诺和剑海滩。在坦克登陆舰的甲板上,载着希金斯艇和其他登陆艇,因为它们太小,无法独自渡过英吉利海峡。这种艇共有2606艘。
这样一来,舰队总数达到5333艘。海军上将莫里森说,这些舰艇“比伊丽莎白时代全世界的数量还多”。
第一批起航的是扫雷艇,它们的任务是沿英国海岸清扫,以防纳粹德国空军和鱼雷快艇在这些地区布设地雷,然后为进攻奥马哈、犹他、黄金、朱诺和剑海滩的部队扫清五个航道,沿着四百米宽的航道用间隔一英里的发亮浮标标出航线,最后扫清舰船接近海滩抛锚的地带。有245艘舰艇完成这项巨大的清扫任务,它们的工作从5月31日夜晚至6月1日开始。
6月3日,西部海军特混舰队的炮火支援和轰炸舰艇从贝尔法斯特起航,经爱尔兰海向南航行。其中包括战列舰内华达号,这是珍珠港受到攻击时的老式舰艇,还有美国舰队中的元老得克萨斯号、阿肯色号,以及7艘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它们的任务是开道,在绕过地端岬并驶过怀特岛之后,坦克登陆舰、坦克登陆艇、中型登陆艇和其他交通工具将会随后。它们要在6月4日拂晓前起航,会合后再编成护航舰队。
部队排成纵列登上运输舰和登陆艇时,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当天发出的进攻令:
 
盟国远征军的陆、海、空三军将士们:
你们就要出发去参加为之奋斗了许多个月的“伟大的十字军远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时刻期望着你们,并不断地为你们祈祷……
你们的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你们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顽强,他们将要垂死挣扎……
但今年是1944年了……形势已经大变!全世界自由的人们正在共同走向胜利!
我对你们的勇敢精神、忠于职守和作战能力深信不疑,我们必将赢得完全胜利!
祝你们平安!让我们大家恳求全能的上帝为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事业祝福吧!
 
斯劳特中士让他的好友们在他的这份文件上签名,然后用塑料袋将它包好,装进钱夹,一直从诺曼底带到德国东部的易北河。斯劳特说:“我现在依然将那份镶了框的文件挂在写字台上方,它是我这场战争最珍贵的纪念品。数千名收到艾森豪威尔命令的人部保留着它,我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去D日老兵的住所采访时,看到它镶在框子里挂在一个显眼的位置。而且,我办公室的墙壁上也有着一个。”
116步兵团的二等兵费利克斯·布拉纳姆玩扑克时赢得的一张500法郎的纸币,他让舰艇上的每个人签上名。“有人问我说,签名干什么?我说,小伙子们,我们中有些人再也不会活着走出这艘舰艇,我们可能再也不会相互见面,我们可能会伤残,或出现其他情况,所以在这儿签名吧。我把这张纸币镶了框子挂在墙上,任何东西都换不走它。”
 
登陆舰上的时光
 
美国海军中尉托尼·杜克的530号坦克登陆舰载满丘吉尔的坦克、吉普车、卡车,以及六艘希金斯艇和600名英国官兵,准备驶往黄金海滩。他很想用舰艇上的喇叭像艾森豪威尔那样讲几句话,他的脑海里涌现出莎士比亚和亨利五世的诗句。但是一位英国陆军上校走到桥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把手搭在我的肩头说,‘小心些,年轻人。我的士兵中多数人经历过最艰苦的沙漠战役,还有许多人曾在法国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所以我劝你注意一些,反应快些,不要夸张做作或是情绪激动。’我内心的情绪在沸腾,非常高涨,但我还是接受他的提示,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通知。后来我意识到,假如当初我说出自己切实的感受,我肯定会大出洋相。”
 
多数船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士兵提供食物。伊斯特里奇回忆说:“海军的伙食好极了,我们的士兵还谈论说要调到海军参加下一场战争。”
在“塞缪尔蔡斯”号运输舰上,为第1师第5野战炮兵营做炮兵校射的观察员奥斯卡·里奇上尉下到船舱去看卡尔瓦多斯海岸线的海绵橡胶地图。“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详细的东西,有树、铁路、公路、房屋、海滩障碍物,所有的东西都有,我研究了数小时……我看到第一个简易机场,它在一个苹果园里,就在从奥马哈海滩的红E地段出来的通道外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按比例做的,就像在一架飞机里,从空中约500英尺的高度观望海滩看到的一样。真奇怪他们是怎样做出来的这个地图。”看完以后他去打扑克,打扑克的人有著名的《生活》杂志摄影师罗伯特·凯帕,以及记者唐·怀特黑德。
对大部分人来说,一旦登上舰艇,除了赌博、看书或交换传闻之外,几乎无事可做。二等兵克莱尔·加尔多尼克找到一个垒球和两只手套,就开始和一个好友玩接球,但他没投好,球从船边落了下去。在他的坦克登陆艇上,第5特种工兵旅的沃尔特·西德洛斯基发现艇长禁止陆军士兵使用马桶,以避免这些设施被过度使用。西德洛斯基和一些好友发挥自己的工程技能,制作了悬挂式马桶坐圈。一位海军上将的专用艇驶过时,正好所有的坐圈都有人,就像一场滑稽戏。
士兵们听收音机。当阿克西斯·萨利告诉他们顺便来访,他们就抱怨说:“可我们却是正在等待你们。”罗马被攻克的消息一经宣布,他们就兴奋起来。他们也看书,第1师16团的弗兰克·比特尔回忆起读的《哲学的故事》,这是一本平装书,是威尔·杜兰特写的。
第2突击营的一个连队登上小型客艇“新阿姆斯特丹”号横渡英吉利海峡,这是一艘英国船,配备英国船员,还有英国食品,这意味着会有马铃薯,这招致许多抱怨。但突击队就是突击队,没有人坐在那儿等待。他们继续训练与准备,把绳子搭到桅杆上练习攀绳。他们做俯卧撑,仰卧起坐,甚至紧密队形操练。
还有一些把事情搞糟的人。116团的罗伯特·沃克上尉在各种艇上都进行过常规演习,但唯独没上过步兵登陆艇。说来也巧,他正好被派到91号步兵登陆艇上,担任安排住宿的军官。这艘船能容纳180人,但花名册上有200名官兵,严重超载。此外,这个登陆艇还装载了多个大卷电话线、爆破筒、炸药包、抓钩、额外的火焰喷射器,“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
沃克设法让每个人都挤进来,然后去找艇长谈话。这位艇长来自波士顿,任海岸警卫队上尉。他加入海岸警卫队是想守卫波士顿附近的大西洋海岸,躲过这场战争,可现在却即将开始他的第三次进攻。
第1师18团的查尔斯·瑞安中尉在演习中乘过步兵登陆艇,当这种艇驶入广阔的英吉利海峡时,他知道会遇到什么。他把步兵登陆艇描述为,“一个虐待狂设计出来的一种金属盒子,让士兵们身体非常不舒服,晕船,体力降低和愤怒,为的是让他们登陆时处于愤怒状态,用毁灭、破坏和死亡摧毁所见到的任何人或物。它组合了环滑车、蹦跳的野马和骆驼的运动。”
 
伞兵整装待发
 
在机场附近,滑翔机部队和伞兵做了大约是第一千次的装备检查,想再装一盒香烟或者一颗手榴弹,把攻击目标科唐坦或奥恩河与迪沃河的模型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被严密封闭着,接到通知就立刻赶到机场,登上英国制造的霍萨滑翔机或美国制造的C-47飞机,开始实施进攻。
在格洛斯特的费尔福德机场,一支不大有名的部队做好了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准备,这是特种航空队的一次行动。特种航空队是一支英国部队,它的建立是为了在轴心国后方行动。它由三个团组成,一个团在法国工作,加上法国两个营和比利时一个连。
迈克尔·R.D.富特上尉担任特种航空队的情报军官,从1942年8月起,他一直研究在法国的敌人防御情况。他参加过一次突袭,此刻正准备派遣一些特别小组到诺曼底去活动。富特本人比较偏执,所以他未被批准到敌后去。
经过一番艰难的选择后,富特为行动起名叫“泰坦尼克”,他“相信德国人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很庞大”。他去找正在向敌后派遣部队的指挥官,请求拨给他四个小队,到敌后炸桥和破坏。
“准备做什么?”指挥官生硬地问。
“制造假象,协助登陆。”
“不行。”
“上校,这是命令。”
“但这命令不是给我的,如果你愿意就写一份书面申请,我会书面答复我不同意的理由。可我们为什么要浪费纸张呢?”
过了一会儿,团长口气稍微缓和下来解释说:“这个团初建的时候,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袭击一个意大利机场,情报机构在最后时刻取消了这一任务。我们又继续在凯罗休假,回来休整的时候被告知说,‘好吧,小伙子们,任务就在今晚,你们马上出发。’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回来。就在那时,我发誓再也不与任何情报机构打交道了,去他的!”
富特又去见弗兰克斯上校,他是特种航空队另一个团的团长。“我第一次跳伞就是和他一起,对他也是第一次。我们是关系还可以的朋友,他较勉强地同意泰坦尼克行动,条件是把四个小队减少到两个。”
富特同意了,于是他去了费尔福德,那里挤满了准备进入法国战斗的特种航空队小组。他的两个小组均由一名军官、一名军士和两名二等兵组成。他让那两个小组协助他筹备特殊装备。
他们的装备为大约五百个假伞兵、一个唱机、大量维利式信号枪和弹药。富特向两个组解释说,他们要空投这些假人,它们会随着小型爆炸和一道闪光自毁,然后自己带着装备跳伞。他们一着陆就要打开唱机,唱片将会播放士兵们断断续续的谈话,夹杂着轻武器的开火。他们要在这片地方到处移动,发射信号枪,一个小组要深入到大约在鲁昂和勒阿弗尔中间的地带,另一个小组在滨海伊西尼。
特种航空队的法国营有自己的特殊使命,其中一项任务是用一个先遣小队攻占布列塔尼半岛的一个登陆地,以便让全营进入布列塔尼。营长是一个能够捕杀大型动物的猎手,叫布古安。他虽失去一条胳膊,但学会了独臂跳伞。这个小队中的法国人将成为在法国登陆的第一批盟军士兵。
在整个英格兰,从特种航空队的四人小队到超编的第6、第82和第101空降师,准备乘飞机进入法国的士兵整装待发。
 
到6月3日晚上,盟国远征军的突击梯队装载完毕。O编队从法尔茅斯港启程,负责运载从右翼登陆奥马哈海滩的29师。他们距离较远,所以最先在夜色中出发。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已经有点胜利的气氛了。”
 
我们将于星期一欢迎他们
 
远处的对岸万籁俱寂。隆美尔在追猎牝鹿中度过了6月2日。6月3日,他驱车到巴黎,为妻子卢齐厄过生日买鞋,她的生日是6月6日。他与伦德施泰特交换了意见,认为“仍然没有迹象表明进攻迫在眉睫”。伦德施泰特也同意这个看法。
隆美尔查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乌云会更多,有大风和雨,多佛尔海峡(即加来海峡)的潮水6月中旬才适合于进攻。于是,他决定去赫尔林根给卢齐厄过生日,接着去贝希特斯加登拜访希特勒请求援军。他想再要两个装甲师和对所有坦克的指挥权,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当务之急的问题是通过面谈说服元首。”
尽管在兵力、火炮、地雷、隆美尔“芦笋”、海滩障碍物和固定阵地方面,隆美尔拥有的装备是自己预算的一半或更少,但他依然很有信心。他带着明显的热情与信心投身到工作中,整个大西洋防线看上去士气高涨,至少德军指挥官们是这样看的。盖世太保的一份关于士气的机密报告声称,事实上部队对这场进攻翘首以待,“人们把它看作改变形势最后的机会,看不出对这场进攻的畏惧。”
隆美尔说服了一些军官和几支部队:我们不仅有机会,而且终将获胜。但海岸线上大多数的德国士兵还是希望进攻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发生,不过一旦遭受袭击,许多人也做好了反击的准备。戈培尔讥讽地说:“让他们来吧。”
为什么不呢?东方营已在自己的堑壕和固定堡垒前面布设了带刺铁丝网和地雷等登陆障碍物。后面,迫击炮和大炮已对准了海滩的每一个角落。两边有暗炮台,设置了88毫米的加农炮,与正面形成交叉火力。他们身后站着握着手枪的德国中士。有些盟军部署任务的军官告诉自己的士兵,登陆那天他们面对的部队素质很差,估计会临阵脱逃——他们说错了。另一些说明任务的人提醒士兵,东方营由粗俗、单纯、无知的人和督促他们战斗的德国军士及军官组成——他们说对了。
但就德军最高指挥部而言,始终被令人不安的投降问题所困扰着,他们害怕许多士兵一有机会就把自己变成战俘,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
 
在奥马哈海滩,迪特里希·克赖斯少将指挥着352师,该师5月份从圣洛朗调到卡尔瓦多斯。克赖斯是一名东线老兵,他在那里表现出众,但他在卡尔瓦多斯的力量部署有问题。在东线,德国人的做法是让红军进攻,然后用没有开往前线的后备军进行反击。这根本不是隆美尔在诺曼底的计划,但符合隆美尔将战术部署交给部下的信条。因此在奥马哈,从维尔河口到阿罗芒什,一场两栖进攻可能在这里开始,而克赖斯在这个海岸线防区仅仅布设了716步兵师的一个炮兵营和两个步兵营。克赖斯把他十个步兵营和四个炮兵营的后备军,放在了远离海岸12英里的地方。
不过对德军的好处是:盟军情报机构没有侦察出352师的部分兵力被调遣到海岸。布置任务的军官告诉29师,奥马哈海滩将只有来自716师的二流部队把守。
 
像隆美尔一样,在诺曼底指挥第7集团军的多尔曼中将确信,越来越坏的天气阻止了一场进攻。他命令6月6日在雷恩进行一场地图演习,要求所有师长和每个师两名团长参加。克兰克上将还因天气恶劣取消了鱼雷快艇的海上巡逻。
独腿的埃里希·马克斯将军指挥驻卡尔瓦多斯海岸线西部防区和科唐坦半岛上的84军,只有他感到不安。他特别关注驻扎在卡尔瓦多斯的716师和352师,这两个师各负责50公里长的防线,他抱怨说:“这是我的整个军中最薄弱的防御地段。”
6月1日他去了阿罗芒什,眺望大海,他告诉身旁一位陆军上尉:“我了解英国人,他们下个星期日会做最后一次礼拜,然后星期一起航(6月5日)。B集团军群说他们还不会进攻,他们真要进攻时会在加来上岸。所以我想我们将于星期一欢迎他们,就在这里。”
 
 
 
 
第十章   决定进攻
 
部队不能有任何疑虑
 
5月底,装载工作开始。
对于空投两个美国空降师到科唐坦是否明智,空军少将利-马洛里从一开始就表示怀疑,他找艾森豪威尔再次提出异议。
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在朴次茅斯港正南的索思威克大厦,这里原是拉姆齐上将的总部,后移交给盟军最高统帅作指挥所。情报机构发现德国人已让91师进驻科唐坦中部,正好是82空降师准备着陆的地方,虽然82师将空投地点向西移动以避开德军,但利-马洛里认为还不够远。
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我们决不能实施这次空降行动。”
他预计滑翔机兵力会损失70%,伞兵部队甚至在落地之前,就会损失一半。他提醒说两个师的精英会“无谓地伤亡”,因此这两个师将无法对本次战役做出贡献。把他们运送到科唐坦,“纯粹是牺牲”。
艾森豪威尔离开索思威克大厦,来到约一英里远的他的活动房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太晚了,我没必要咨询专家。”他后来说这是这场战争中他最为忧虑的时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很难想出有什么问题比这更令人绞尽脑汁。”
他将整个行动在脑海中重温一遍,然后全神贯注地考虑美国空降师的事。他深深知道,如果他无视利-马洛里的告诫,而它又是正确的,“我的良心会谴责自己的愚蠢,盲目牺牲了成千上万祖国精英,我会将这个难以承受的负担一直带到坟墓中。”
但他认为,假设他取消了空降师的任务,他也得取消在犹他海滩的登陆。如果伞兵不去那里攻占堤道的出口通路,整个第4师就会遭受危险。取消犹他登陆会严重打乱精心策划的计划,危害到整个霸王行动。此外,利-马洛里只是在预测,1943年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空降是有很多缺陷,但空降的经验说明利-马洛里是极端消极的,他没有大规模空降的经历,霸王行动是他初次参与伞兵部队行动。
艾森豪威尔讲述道:“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投入那两个空降师,他们必须攻占圣梅尔埃格利斯并抢占堤道的出口,保护我方侧翼。”
他打电话给利-马洛里,告诉他自己的决定,随后又马上送去一封信。他在信中对利-马洛里说:“别无他法。”只能这样,同时命令他做到:自己的疑虑与悲观情绪不能扩散到部队中。
 
指挥官的忧虑
 
正在隆美尔准备见希特勒,请求更多的坦克和更加严密的指挥系统时,艾森豪威尔接待了丘吉尔,他对最高统帅说他想跟随进攻,登上皇家海军舰艇贝尔法斯特号。艾森豪威尔后来评论说:“当然,谁也不愿意被击中,不过我必须说,对于这场进攻,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而不愿退出。”
正如艾森豪威尔讲述的故事:“我告诉他,他不能这样做。我指挥这个行动,我不打算冒失去他的危险,他对盟军的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他想了一会儿说,‘你有对所有部队的作战指挥权,但是你并不负责管理船员的组成。’”
“我说,‘你说得没错。’”
“他说,‘那么,我可以报名当一艘皇家海军舰艇上的船员,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说,‘完全正确。但是,首相,假如你这样做,你就会使我的负担加重许多。’”
丘吉尔说无论如何他都要这样做,艾森豪威尔只好让参谋长史密斯将军打电话给国王乔治六世,国王告诉史密斯说:“你们这些孩子,把温斯顿的事交给我吧。”
英王给丘吉尔打电话说:“你要是觉得随军队出击有好处,我就有责任与你同行。”
丘吉尔只好放弃了。
 
艾森豪威尔请求戴高乐配合行动。6月3日,丘吉尔领戴高乐去索思威克大厦,在那里,艾森豪威尔给他布置了霸王行动的任务。戴高乐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计划,他让艾森豪威尔花一小时的时间,谈谈他做得不足的方面。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希望自己更早些从戴高乐的指挥才能中受益,但现在为时过晚。接着,艾森豪威尔让他看了一篇自己准备在总攻日向法国人民发表的讲话稿,激励法国人“执行我的命令”。
他请求戴高乐在随后的广播中发表演说,鼓励法国同胞们接受参谋长联席会议印制的法郎。戴高乐说不,法国人民应该服从戴高乐,而不是接受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以戴高乐为总统的法国政府才有权发行货币。艾森豪威尔请求他,但没有效果。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整个事情“令人非常沮丧”。
 
丘吉尔和戴高乐离开后,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则备忘录,题目为“指挥官的忧虑”。列在最上面的是戴高乐,他写了三段话,记述与这个人打交道的困难。接下来是天气,他马上要出席一个关于天气的会议。他写道:“我暂时的想法是,趁下一个有利潮流发起进攻的愿望如此强烈,而天气却如此变幻无常,我们永远无法期望与合适的潮流相吻合的真正完美的天气,这使我们必须进攻,除非天气确实变得非常恶劣。”
艾森豪威尔的主要部下、所有的军官,以及盟国远征军全体人员已为这一时刻花费了数月时间进行训练、计划和准备。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强大的东道国紧张得像压紧的弹簧”,准备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那时,它的能量应该得到释放,它将跃过英吉利海峡”。只要有一点希望他都会决定进攻。
 
   
 
6月3日上午,达特河上的坦克登陆艇起航。沿海岸成千上万的英国市民,挥手告别并祝好运。海军少尉埃德温·盖尔在17船队的853号坦克登陆艇上,他20岁,是个“90天奇才”。艇长对盖尔说:“你知道我们这辈子可能没有机会再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能参加真是不错。”
海军上尉迪安·罗克韦尔曾在中学担任过足球教练,现在指挥一支拥有16艘坦克登陆艇的船队。每艘登陆艇运载四辆水陆坦克,要在第一个步兵冲击波前面袭击海滩,因此,他是第一批驶入英吉利海峡的人员。这些登陆艇6月3日黄昏驶离韦茅斯港。
天色很快“一片漆黑,没有灯光,什么都没有。没有太大的混乱,因为还有维持秩序的侦察艇、护航艇以及各种舰艇”。无线电寂静无声,舰船不能使用闪光灯,“我们什么事情都无法做,只能咒骂,直到整个场面恢复正常。”
军舰在登陆舰和登陆艇外围兜圈子,想组成自己的护航舰队。505号坦克登陆艇上的仓库管理员霍默·凯里看到两艘英国巡洋舰“在柔和的暮色中全速驶过我们,向南开向法国海岸。造型优美的船头劈开海水,驶过我们时仿佛我们处于静止状态。它们真漂亮,犹如两只灰色猎犬,有它们在身边真是一种安慰”。
116团2营在“托马斯·杰斐逊”号运输舰上,士兵们非常熟悉这艘舰艇,他们曾从这上面进行过两次登陆演练。二等兵哈里·帕利注意到,这一次“幽默比以前少了,而且很勉强。我想的都是家人,当然,还有我们准备做的事情。想到我的一些美军战友将会遇到的不测,我感到非常伤心。我已经渐渐喜欢起他们来了”。
他尤其同情弗格森中尉,他已开始和帕利探讨对死亡的见解。帕利说:“我并不羡慕他的职位,由于不得不阅渎和检查我们外发的邮件,他对士兵们相当了解。失去任何一个人,他都会倍加感到不幸。”
帕利带着一个84磅的火焰喷射器,外加一把手枪、一把铁锹、一条救生带、一件雨衣、一个水壶、一大块炸药、一些口粮,还有三条香烟,他担心在冲过海滩时能否跟上自己的突击小组。他用自己刚刚学来的技巧,吓得伙伴们惊惶失措。他能在火焰喷射器的喷嘴上射出一个小火苗,发出嘶嘶声,不用扣动推进装置,就与正在开火的响声一样。他站在杰斐逊号的甲板上,镇静地用火焰喷射器点燃一支香烟,吓得二十多个士兵四处乱跑。
116团A连的二等兵乔治·罗奇在念自己的《玫瑰经》,他也担心伤亡情况:“因为我们是第一梯队,幸存的机会非常渺茫。”他们连半数以上的士兵都来自同一个城市——弗吉尼亚州的贝德福德,这个团的多数人来自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地区。
第1师16团的中士乔·皮尔克在塞缪尔·蔡斯号运输舰上,他回忆说:“在英吉利海峡航行时,我们为这次真正的进攻而感到高兴。并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做,而是我们很清楚进攻势在必行,所以想赶快把它完成。”
 
任务推迟
 
6月的前三天一直天气宜人,万里无云,微风徐徐。但此刻,天气变得恶劣起来,天低云暗,狂风四起,空气中弥漫着雨水的味道。坦克登陆艇上,罗伯特·米勒下士感到非常不舒服,天开始下起毛毛雨,寒气袭人。他站在敞开的甲板上一个没有遮蔽的地方,海浪升腾,摇撼他的登陆艇。钢制的甲板太滑,没法躺下,他试图在苫卡车的帆布上睡一会儿,但风雨交加,登陆艇越摆越厉害,他只好放弃了。
皇家温尼伯步枪队的二等兵亨利·杰拉尔德也在一艘坦克登陆艇上,6月4日天明时分,登陆艇驶进英吉利海峡,他和战友们一起来到船员住舱区,听排长布置任务。登陆艇常常“被抛起约二十英尺,然后又重重落下,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人,今天早晨都面色苍白”。甲板上呕吐物到处可见。
杰拉尔德正庆幸自己没有晕船,突然,“我对面的一个小伙子向污物袋里呕吐,就在这时,铺上的一盘菜滑下来,掉进袋子里。这还不算什么,但他把手伸进袋里,取出食物塞到自己的嘴里。”看到这幅景象,杰拉尔德没法再吃自己的早餐了。
英吉利海峡的蒙蒙细雨开始变成冰冷刺骨的雨点,登陆艇上的大部分士兵都没有躲避处。甲板上非常光滑,登陆艇在波浪滔滔的水面上摇摆着,每个人浑身湿漉漉的,极不舒服。艾森豪威尔感觉空气中弥漫着胜利的气息,但在士兵们的感觉中,空气中散发着呕吐物的味道。
 
6月初,艾森豪威尔及其主要部下与盟军统帅部气象委员会在一天内开了两次会议,9点半开了一次,16点又开了一次。空军上校J.M.斯塔格28岁,艾森豪威尔把他描述成一个“既固执又精明的苏格兰人”。他做了天气预测,然后回答问题。一个月来,艾森豪威尔一直与斯塔格私下会面,听取他的预测,了解他关于预测的依据,以及他有多么出色。当他说“本国的天气实际上不可预测”时,艾森豪威尔已经心中有数。
最后一次气象会议预计6月4日4时召开,这个时间,多数的舰船已经驶出了港口,已经在海上的舰船开始编成护航舰队。斯塔格预报了不利的消息,一个高压气团正向外移动,低压气团向内移动。6月5日将是阴天,有风暴,云底为500英尺到0英尺。风力5级。更糟糕的是,天气情况将急剧恶化,24小时以上的预测完全不可靠。
艾森豪威尔征求部下的意见,蒙哥马利希望进攻,特德和利-马洛里主张推迟,拉姆齐说海军可以尽自己的力量,但他告诫说,能见度低浪涛高,舰炮轰击的准确性会大大降低,同时,希金斯艇也将难以驾驭。
艾森豪威尔评论说,霸王行动正由地面部队实施,他们并非强大得压倒一切,只是因为盟军的空中优势才有了可行性。假如没有这个优势,这场进攻就具有太大的冒险性。他问在座的有没有不同意见,结果是谁也没有。艾森豪威尔决定至少推迟一天,期望6月6日天气有所好转。6时,他下达命令,暂缓一切行动。
 
大约就在此刻,隆美尔离开海岸向东长途旅行,去见妻子和元首。启程时,他在蒙蒙细雨中说:“不会发生进攻,假如发生的话,他们就别想离开海滩!”
 
推迟进攻的命令以各种方式传达到盟军护航舰队,他们当时正严格处于无线电寂静状态。美国海军上尉本杰明·弗兰斯是“鲍德温”号驱逐舰上的枪炮官,命令传来时鲍德温号还在波特兰,它以全速起航,想赶上前列的护航舰队。正在这时,副舰长通过扬声器向运输舰和登陆艇上的舰长艇长呼叫:“行动推迟,返回基地。”在距法国海岸50公里时,鲍德温号赶上了领先的扫雷艇。
罗克韦尔中尉正朝会合点前进,突然一艘侦察艇驶到535号坦克登陆艇旁边,有人递给他一张字条,让他返回海港。“我们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舰船,都掉转了船头。”
大约正午时分,他回到韦茅斯港。
对罗克韦尔来说,这次推迟“是因祸得福。夜间,有一些互撞的事件,精密的登陆装置和发射装置受损,发动机需要更换或维修”。罗克韦尔那艘535号坦克登陆艇的发动机坏了,他需要在黄昏之前换一个新的。
海军少尉萨姆·格伦德法斯特是607号坦克登陆艇上的指挥官,他是通过旗语得知暂缓命令的。“可以想象当时的混乱场面,那么多登陆艇都想挤进朴次茅斯港,我们被紧紧挤在里边,你能从一条条船上横跨过巨大的港口。更令人记忆犹新的场面是,每艘登陆艇和舰船的顶上都有一个阻拦气球在风中摇曳。这些气球用钢缆连接到船上,目的是阻止德国空军向舰队进行低空俯冲。
 
对部队来说,6月4日是个艰难的日子。第4步兵师的士兵在海上度过了这一天,因为假如艾森豪威尔决定6月6日登陆,他们没有时间往返德文郡。运输舰和登陆艇在怀特岛外的海面上兜着圈子,波浪拍打着船舷,雨点也飞落下来。身着战斗服装的士兵们无处可去,没有一个人想用双骰子赌博、打扑克或看书,也不再听战斗部署,他们只有苦恼。
海港和河流上游,舰船和登陆艇抛锚或相连,士兵不允许离船,他们坐着、骂着、等待着。116团的二等兵布拉纳姆回忆道:“我们抱怨风暴,因为我们想进攻,我们真想进攻。这听上去很荒唐,但是我们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在英格兰等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想尽快结束这一切赶紧回家。”
二等兵克莱尔·加尔多尼克回忆说:“等待历史写出新篇章是最艰难的事情,我用大部分时间做祈祷。把我们封闭起来使情况更糟,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晕船,登陆艇上散发着呕吐物的恶臭。”
空降兵站在坚固的地面上,在遮蔽物下躲雨,他们也不愉快。他们整装待发,做完了最后的武器检查,打包好自己的装备,突然任务取消了。霍华德少校在日记中写道:“天气阴沉不定,运气真不好,令人痛苦。我的心情非常沮丧,但不敢流露。现在风雨交加,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德国佬准备得越充分,登陆场的障碍物越有作用。但愿明天天气会放晴。”
霍华德连队的部分士兵去看电影,他们看的是莉娜·霍恩和费茨·沃勒主演的《狂风暴雨》,军官们则聚集在戴维·伍德中尉的房间里喝掉了两瓶威士忌。D连第1排排长登·布拉泽里奇中尉心情沮丧,伍德听到他在朗诵一首诗,开头是“假如我死去……”
82空降师507伞兵步兵团的二等兵爱德华·杰齐奥斯基把自己的装备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把女朋友的照片从钱夹里取出来,用胶布贴在我头盔的里面,那个地方安全得多。”取消进攻的命令传来,“有些小伙子感到轻松了一点儿,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推迟进攻才是真正令人苦恼的事。我们都跃跃欲试,准备出击。”
62装甲野战炮兵营的杰里·伊兹中士在一艘坦克登陆艇上,6月4日很晚返回韦茅斯港。“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大家都在咒骂,大叫大嚷又搞了一个非实弹演习。在这儿他们又荒废了一天。”伊兹中士是正规军,他知道正规军总是随心所欲,“紧急待命”,士兵命该如此,因此他告诉自己的一个二等兵:“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有许多天要耗费。”
115团的詹姆斯·爱德华中尉那天下午返回普利茅斯港。“一派令人难忘的景象,整个港口停满舰船,因没有空地,一个个都连在一起,假如被德国人知道,它们太容易被击中了。”
实际上,那天夜里发生过一次德军袭击,一个德军的四架轰炸机中队冒着风雨在普尔港上空飞行,那里也挤满了舰船和登陆艇。一艘登陆艇的指挥官尤金·伯恩斯坦上尉回忆说,这些可笑的飞错了地方的机群遭到舰炮的迎头痛击,它们肯定令那些飞机惊愕,天空中闪耀着高射炮火。”
 
这一天,隆美尔是在路上度过的,他按时抵达赫林根,准备与卢齐厄在暮色中散步。她正在试穿新鞋,那是她丈夫送的生日礼物。15集团军的扎尔穆特上将正在阿登高地打猎,第7集团军的多尔曼上将为6月6日进行的地图演练做准备,正在去往雷恩的途中,21装甲师的福伊希廷格尔将军在作战军官的陪同下,正在去巴黎拜访女友。
德国人掌握了一些法国抵抗运动小组的情况,正在接听几个密码短语,这些是对抵抗运动广播的,告诉小组成员准备投入行动。不过5月份有太多的虚惊,多佛尔海峡的潮流不对,再加上恶劣的天气,所以他们不大相信这些电文。正如伦德施泰特的一名情报军官所说的,盟军如果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提前宣布他们要进攻,那将是十分愚蠢可笑的。多尔曼将军起程去雷恩之前,取消了夜间警戒,他认为这种天气阻止了一场进攻。5月份的许多夜晚,他的部队一直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好吧,我们进攻
 
第2突击营的部分士兵在老旧的海峡轮船“查尔斯亲王”号上,这条船1月份曾把突击队员运送到意大利的安齐奥。它在怀特岛外的海面上兜着圈子度过这一天。英国船长对克尔奇纳中尉说:“他们得马上决策,要不我们就得返航。我们的食物和燃料快用完了。”而克尔奇纳说:“食物我们倒不愁,英国饭本来就不好吃,但我们担心燃料问题。”
拉姆齐上将更为忧虑,在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进攻时,他向最高统帅提出告诫,不能第二次推迟到7日,那样舰队就得再次加燃料。这意味着霸王行动必须在6月6日实施,否则,艾森豪威尔将不得不再推迟两星期,等待6月19日适宜登陆的潮流。
6月4日晚,艾森豪威尔在索思威克的食堂会见了蒙哥马利、特德、史密斯、拉姆齐、利-马洛里、布雷德利、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部的情报部的肯尼思·斯特朗将军,以及各部高级参谋。风雨交加,吹打得法式门的玻璃断续作响,食堂很宽敞,一端摆着一张很重的桌子,另一端有些安乐椅。人们喝着咖啡,漫无边际地聊着。
21时30分,斯塔格进来做了最新的天气情况汇报。他带来了好消息,说风暴可望停止。斯特朗将军回忆说,听到斯塔格的预测,“人们一阵欢呼,你从没听过中年人那样欢呼!”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斯塔格继续说,雨会在黎明前停止,晴朗的天气将持续36个小时。风势将会减弱,轰炸机和战斗机可以在星期一夜间,即6月5日至6日实施行动,尽管它们会受到消散的云层的妨碍。
利-马洛里听到这些,激情一扫而光,因为他极力主张推迟到6月19日。艾森豪威尔开始在屋里踱步,他低着头,下巴贴近胸前,两手十指交错紧握在背后。
突然,他朝着史密斯伸出下巴:“你怎么想?”
“这是一次豪赌,但也是最好的赌博。”史密斯回答。
艾森豪威尔点点头,又踱几步,停下来,看着特德。特德认为这是“冒险”,希望推迟。艾森豪威尔再次点点头,踱步,又停下来,转身问蒙哥马利:“你能找出星期二不进攻的什么理由吗?”蒙哥马利盯着艾森豪威尔的眼睛回答:“我要说的是——进攻!”
最高指挥部意见不一,唯有艾森豪威尔有决定权。“在如此重大的决定要由他做出的时刻,一位统帅所有的孤独与孤立都显现出来。他极为清楚,失败或成功就取决于他个人的决策。”史密斯对这一点深有感触。
艾森豪威尔踱着步,下巴收在胸前。他停下脚步说:“问题只是你们能把这场行动挂在枪机上,让它在那里待多久?”
没有人大声回答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继续开始踱步,屋里只能听到门的响声和下雨声,似乎在说这种天气发动两栖进攻几乎没有可能。21时45分,艾森豪威尔做出决定:“我非常赞成必须下达进攻的命令。”
拉姆齐冲出去向舰队传达进攻命令,艾森豪威尔驱车回到他的活动房屋抓紧时间睡觉。到23时,所有船只都收到了重新起航的命令,D日将是1944年6月6日。到午夜时分,即6月5日子时,护航队开始编队。拉姆齐上将向自己舰队中的每一位军官与士兵发布当天的命令:
 
能参加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行动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自由世界和欧洲被奴役的人民的期望与祈祷将伴随着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希望每个人全力以赴,确保这项伟大的事业成功……祝大家好运,一路平安。
 
艾森豪威尔6月5日3时醒来。风在摇撼他的活动房屋,雨在横行。按斯塔格的说法,这场雨应该停止了。他穿上衣服,心情忧郁地开车穿过一英里的泥泞道路,去索思威克大厦参加最后一次气象会议。取消行动让舰队返回安全的海港,6月19日再次尝试,依然不算太晚,如果风暴持续下去,就不得不这样做。
在食堂里,热气腾腾的咖啡帮人们摆脱了阴郁的心情和波动的情绪,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回忆的:“天气非常恶劣,索思威克大厦在颤抖,哎哟,真是一场暴风雨。”
斯塔格进来了。令艾森豪威尔高兴的是,“他稍稍咧嘴笑着。他从不笑得很厉害,他是个很出色的人。他说,噢,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
他比五小时前更有把握,暴风雨会在破晓前停止,不好的消息是,好天气只可能持续到星期二,星期三可能又会有暴风雨。这造成另一种危险,第一梯队将会上岸,而后续部队不会。
艾森豪威尔征求大家意见,他又在踱步,伸出他的下巴。蒙哥马利仍然愿意进攻,史密斯也同样。拉姆齐担心海军舰炮火力的准确性,但认为这个风险值得去冒。特德勉强赞同,利-马洛里依然认为空中条件超过了最低限度。
舰船正在驶进英吉利海峡,假如要召唤它们返航,只能现在去做。最高统帅是唯一可以这样做的人。
他重新开始踱步,有些人认为他踱步足足有五分钟。艾森豪威尔感觉是45秒,他后来说:“我肯定不是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五分钟似乎像一年一样。”他在脑海里反复掂量着推迟与否的利弊。假如斯塔格预测错误,充其量盟国远征军会运送晕船的士兵们登陆,也没有空中掩护或是舰炮的准确轰击。但再次推迟将使人受到折磨,非常危险。官兵们不能在运输船和登陆艇上耽搁两个星期,德国人会识破霸王行动,那样危险就更大了。
通常,艾森豪威尔总会为士兵们担忧。他在二十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说:“不要忘记,几十万士兵在朴次茅斯港口周围的海面上,其中许多人已经被装载了一段时间,特别是那些首批袭击的人。可以这么说,舰船里面的人和准备出击的人都被囚禁起来了,你不可能说他们是其他状态。他们被围在里面,他们被挤在里面,所有的人都不愉快。”
艾森豪威尔继续说:“老天爷作证,那些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这些是你在战争时期不得不做出的决策。你对自己说,我打算做对祖国有利的某件事情,争取用最小代价,但你不能说不付出任何代价。你清楚你会失去其中一些人,这非常非常难办。”
他止住脚步,朝着自己的部下们平静而清晰地说:“好吧,我们进攻。”
欢呼声再一次响遍索思威克大厦。指挥官们迅速起身,冲向外面各自的指挥部,30秒钟内,除艾森豪威尔,食堂已空无一人。他的孤立是象征性的,因为发出这道命令后,他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正如他所说:“那是一名高级统帅最可怕的时刻。他已竭尽所能,完成了所有的策划,再也没有需要他做的任何事情了。”
艾森豪威尔自己享用了咖啡和早餐,然后动身去朴次茅斯港,观看舰船出航和后续部队的装载进程。他在码头上走来走去,天破晓不久,雨停了,风力开始减弱。正午时分,他返回活动屋,在那里与海军参谋哈里·布彻上校在饼干盒上下西洋跳棋。布彻要赢了,两个王对一个王,艾森豪威尔突然吃了他的一个王,平局。艾森豪威尔认为是个好兆头。
吃完午饭,艾森豪威尔坐到便携桌前,草草写下一条新闻稿以备发表。“我们的登陆……失败,”他这样开始,“我已将部队撤回。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所获得的最好情报做出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已恪尽职守,英勇无畏,假如这一行动涉及任何责任与错误,都由我一人承担。”
 
隆美尔与卢齐厄一起度过了平静的6月5日,他采集了一些野花做生日花束。他的参谋长汉斯·斯派德尔将军在罗什-居永堡准备了晚会,他打电话邀请各位朋友,其中一次说:“头儿走了。”
多尔曼将军在雷恩,准备星期二一早开始地图演练。福伊希廷格尔将军在巴黎,他与女朋友一起度过了那个夜晚,打算第二天去雷恩。第7集团军其他师长和团长出行的路途更远,下午就出发了。
6月5日,马克斯将军给冯·德·海特上校的指挥部打电话,他说他太担心了,那天晚上不能离开自己部队,他要在拂晓时动身去雷恩,并且希望海特也这样做。就在卡昂城外,21装甲师的卢克上校对自己一个连队发出夜间演习的命令:“实施轮流训练每个连队夜间行动的计划。”
在科唐坦半岛,其他连队也在准备夜间演习,步枪里装上了木质“子弹”。拾起这种弹夹的美国兵特别愤怒,他们认为这些木质子弹是用来造成严重损伤的,严重地违反了战争法。实际上,这种木材是较软的西印度软木,不会穿进身体,只会标示出子弹击中的地方。
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也度过了平常的一天。正如约德尔将军的副参谋长瓦尔特·瓦尔利蒙特将军后来所写的:“1944年6月5日……德军最高指挥部丝毫没有意识到,决定性的战事已经向他们逼进。”
 
空降兵准备
 
6月5日下午,盟军空降兵开始穿着,准备投入战斗。每一名步兵都把M-1枪或者开封装在“格里斯沃尔德”盒子里,或者装配起来。另外,每人佩有160发子弹、两枚杀伤手榴弹、一枚白磷手榴弹和一枚橙色发烟手榴弹,以及一枚甘蒙手榴弹。这种手榴弹装有两磅可塑炸药,威力强大,能炸毁一辆坦克。大多数人还携带着一支手枪。
伞兵最害怕的就是在空中被击中,再就是着陆时被俘虏,来不及使用自己的步枪,所以他们还外加了一把匕首和刺刀。都准备好了,又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命令,让每人携带一枚马克Ⅳ型防坦克地雷。这种地雷有10磅重,只能放在小行囊里。士兵们一边大发牢骚,一边重新整理所带装备。
机枪手将武器和超数量的子弹带拆卸携带,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筒,以及无线电都被装进A-5装备包,装备包连着投物伞。每个士兵都带着三天的野战口粮,以及两三条香烟。一个中士还带了一个棒球,上面写着“希特勒,见鬼去吧”!他说他想在法国上空时扔下去,他这样做了。
装备里还有防毒面具,这是额外带一条香烟的理想之处,501伞兵步兵团的萨姆·吉本上尉在他的面具里塞了两听施利茨啤酒。
士兵们带上了急救装备、绷带、磺胺类药片、两支吗啡、西雷特皮下注射器,“一支止痛两支要命”。还发了一个金属响板,这个儿童玩具可以代替平时的查问和口令,查问时咔嗒一响,回应用两响。
空降导航员先行一步,标明了空投地区。他们使用一种小巧的机械,叫作尤蕾卡雷达信标系统,可以将信号传送到每飞行小队的C-47式领队飞机上。508伞兵步兵团的空降导航员弗兰克·布伦博下士不仅要携带65磅重的尤蕾卡,还要带两个装着信鸽的箱子。装好尤蕾卡,他就写了一个字条,放在一只信鸽腿上的密封管里放飞。6时30分,他放飞第二只鸽子,通报事情的进展。但在编队地区,他发现没法给这两只鸽子喂食和水,就把它们放走了。布伦博137磅,加上装备、主伞和备用伞,总重315磅。
20点左右,“柏林妖女”开始在无线电上播音,她说:“82空降师,晚上好,明天上午你们内脏里的血液将要润滑我们坦克的履带。”这句话使一些士兵感到不安,另一些人说,她十天来一直在说类似的话。
但这些话还唤起了士兵们的思索。508伞兵步兵团的二等兵约翰·德勒里和他的朋友弗兰克·特伦布莱谈论起他们活着成功的机会。“他认为他会受轻伤活下来,我认为我会被打死。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这个团的二等兵汤姆·波塞拉想到要打死别人非常苦恼。这种情况很普遍,牧师们加班加点让士兵们相信,为自己祖国去拼杀不是犯罪。
波塞拉暗想:“要么杀死敌人,要么被敌人杀死,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奉行这一条去做那件事吧。十诫说,‘不准杀生。’要么十诫有些问题,要不就是当今世界的规则有问题。他们教导我们学习十诫,然后他们又把我们送上战场,这道理简直讲不通。”
所有的士兵都准备妥当,各团都围着各自的指挥官听候最后命令。大多数指挥官只强调基本问题,什么迅速集结非常重要等等,不过有一两名指挥官还做了鼓动性的讲话。最有名的是指挥501伞兵步兵团的霍华德·“神经质”·约翰逊上校的讲话,每一名士兵都清晰地记得它,还能引用他的结束语。
卡尔·卡特利奇中尉描述说:“他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战前动员,讲到胜利、解放、杀敌,还说我们中有些人会阵亡,而和平需要付出代价等等。然后他说,今天晚上,我想同你们每一个人握手,请站成一排。说着,他弯下腰,从靴子中拔出匕首高举过头,用一句战斗口号向我们承诺,在下一个黎明之前,我要将这把刀插入纳粹土地上最可恶的杂种的心脏!我们高举匕首响应,全团两千名官兵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团级会议开过之后,连队聚集在连长和排长周围聆听最后指令。军官们宣布口令,口令是“闪电”,回应是“雷鸣”和“欢迎”。选择欢迎是因为这个词的德语发音是“Velcom”。506伞兵步兵团的谢图上尉布置这些暗语时,自愿跟随进攻梯队的牙科军官塞缪尔·费勒医生走到他跟前——费勒是德籍犹太人,1938年逃离柏林——他问:“谢图上尉,我该做些什么?”
谢图回答说:“军医,着陆后,你不要开口。多带一些响板,如果有人查问口令,就打两响。”
起飞前,谢图检查飞机的装载情况,发现费勒的胳膊和腿上捆满了响板,衣服兜里还装了一些。
 
大约19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格里纳姆公地的101空降师。他穿梭于士兵中间鼓舞士气,但502伞兵步兵团的华莱士·斯特罗贝尔中尉注意到,“其实我认为,与我们在一起,使他的士气受到了鼓舞。”
艾森豪威尔告诉L.“瘦子”·约翰逊上尉:“我已经全力以赴,现在就看你们了。”他告诉士兵不要担忧,他们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装备和最优秀的指挥官,在他们后面还有大批后续部队。来自得克萨斯的一名中士尖声说:“见鬼,我们不担心,将军。德国佬现在才应该担心呢。”
和另一群士兵在一起的时候,艾森豪威尔问道:“这儿有堪萨斯来的吗?”来自托皮卡的二等兵谢尔曼·奥伊勒回答:“我是从堪萨斯来的,长官。”
“你叫什么,孩子?”
最高统帅这样直接一问,奥伊勒顿时呆住了,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令人窘迫地停顿了一下后,他的战友们高喊:“奥伊勒,告诉他你的名字。”艾森豪威尔向他跷起大拇指说:“去消灭他们,堪萨斯人。”
最高统帅又转向一个中尉,他脖上挂着一个标志,上面写着23,说明他是23号飞机指挥跳伞的军官。最高统帅问他叫什么,是哪里人。
“斯特罗贝尔,长官。密歇根。”
“噢,是密歇根。那儿的渔业很发达,我喜欢那儿。”艾森豪威尔接着问他是否做好了准备,他回答他们全部准备充分,任务明确,整装待发。他补充说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人喊道:“别再担心了,将军,我们会给您办好这件事。”
大约22时,日光开始消失,命令随即下达:“准备伞具。”每个士兵都开始做那项单凋乏味的工作:系好伞带,找到一个空处吊挂要带的那一小堆装备。所有东西都各得其所,许多士兵发现已无法再最后小便一次。他们走向自己的飞机,第一眼便看到C-47机的“作战涂色”,三道白色环绕机身和机翼。参加总攻的每架盟军飞机都在前两天内喷成了这个样子,用光了英格兰所有的白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识别,因为在西西里,盟军舰船和部队曾向自己的飞机开火。
508团的二等兵约翰·理查兹打量他那架C-47时,注意到上面有一幅画,一个魔鬼举着一个坐在托盘里身着泳装的女子,还有一行题词:“上天可以等待。”他心想,让我们如此期待吧。
505团输光2500美元的舒尔茨,仍然拿着杰里·哥伦比的手表,这是他借出25美元的抵押物。这是哥伦比的中学毕业礼物,手表背面刻有父母的题词。哥伦比是另一组伞兵,舒尔茨走上前说:“表还给你,杰里,欠我的钱别忘记还给我。”
505团在斯潘霍机场,士兵们负担过重,无法自己上飞机。舒尔茨排着队,在别人帮助下登上C-47时听到一声巨响,一营司令部直属连的一名士兵携带的一枚甘蒙手榴弹爆炸了,飞机起火了,三人死亡,十人受伤。两名幸存者被派到另一架飞机上,天亮前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带着稍稍震惊,舒尔茨在飞机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摸我的念珠,我一直是一个天主教徒,我非常相信对圣母祈祷的效力。我一遍接一遍地念《玫瑰经》,向圣母保证我永远不会再次违反第六条训诫。”
暮色变成一片黑暗,最后一批士兵登上飞机。艾森豪威尔站在跑道上,高喊“祝你们好运”!他注意到一名个头较矮的二等兵,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是装备”。二等兵迅速向他敬了一个礼,艾森豪威尔还了礼,接着这个二等兵面朝东高声呼喊:“当心,希特勒,我们来了!”
飞行员开始发动引擎,C-47依次颠簸着驶入滑行道,巨大刺耳的声响淹没了机场。在跑道的最前端,飞行员们剎住制动器,让发动机高速运转直到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接着,每隔10秒钟,他们就松开一个制动器,沿跑道行驶,起初很慢,速度逐渐加快,过度超重几乎使它们无法飞上天空。
最后一架飞机轰鸣着腾空而起,艾森豪威尔转向他的司机凯·萨默斯比,他看到他眼里饱含泪水。他迈步缓缓走向自己的汽车,平静地说:“噢,战役打响了。”
 
睡觉之前,拉姆齐上将在他的日记里加入最后一条:
 
1944年6月5日,星期一。进行伟大事业的重大而关键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我希望,它是直接的方法,能够粉碎德军战斗力,终结纳粹压迫,早日停战。
至于这场前所未有的最为艰难的行动所涉及的危险,我并不怀有错觉……能否成功,结局未定。我们必须依靠我方无形资产,使形势有利于我们。
我们将请求上帝竭尽全力协助我们,同时我不相信这种协助不到来。
 
尽管拉姆齐很疲惫,但他还是彻底领会了这项伟大事业的精神实质。从他对被占领的欧洲和世界局势的期望中,从他承认这项事业充满危险的认识中,以及从他相信上帝在保佑这项事业的想法中,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
 
 
 
第十一章   突破大西洋壁垒
 
 
空降师进入诺曼底
 
比主力部队早一小时,空降导航人员最先进入诺曼底,任务是标明空投地区。他们使用尤蕾卡无线电自动测向机和霍罗芬光线在地面上构成一些T形标记。然而云层迫使飞行员或者爬到它上边,或者钻到它下面,所以导航员跳伞的高度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此外,地面的高射炮火使飞行员不得不进行躲避,空投偏离了方向,18个美军空降导航组,只有一个在预定地点着陆,有一个小组甚至被空投到了英吉利海峡的海水之中。
 
505伞兵步兵团的埃尔莫·琼斯中士是在三百英尺左右的高度跳伞的,跳离飞机之前,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他说:“主啊,你的信徒要完了。假如我会死,请帮助我死得像一个男子汉。”降落伞砰然打开,他向上望去检查伞衣,就在这个瞬间,他的双脚落到了地面上。这是一个“软”着陆,降落伞罩在他头上,他说:“我甚至还没顾上从伞中出去,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见鬼,我居然突破了大西洋防线。”
夜间跳伞有一个好处,士兵们因为看不到地面,所以在落地之前不会紧张。
琼斯是仅有的几个降落位置正确的导航员之一。他将自己的小组集合起来,让这七个人把灯摆成T形,告诉他们听到飞机声就开灯。他设置无线电,开始发出自动测向信号。
 
牛津-白金汉D连的约翰·霍华德少校是第一批成建制投入战斗的人,他要求滑翔机降落在奥恩运河桥旁。飞行员吉姆·沃尔沃克中士将霍萨滑翔机准确地降落了,布拉泽里奇中尉带领第1排越过大桥。运送第2排和第3排的滑翔机紧跟在沃尔沃克后面着陆,几分钟之内,士兵们就攻占了大桥周围的地区,击溃了大约五十人的德国守军。另外两个排在奥恩河大桥附近着陆,占领了大桥。6日0时21分,也就是着陆五分钟后,D连已经占领目标。
这是一个经典的军事行动。
空降导航员准备信号,霍华德的士兵实施突击行动之际,1.3万名美国伞兵和近7000名英国伞兵即将着陆。美国伞兵正沿着一条精确的路线飞行,这条路线每隔10英里用尤蕾卡装置标出,每隔30英里用航空信标在整个英格兰标出。在英吉利海峡30英里处,由一艘英国巡逻艇“盖洛普”号标明路线。再飞30英里,就到检查点“霍博肯”,它由一艘英国潜水艇上的一盏灯标明。
飞机到了这里便急转弯向东南飞行,穿越海峡群岛泽西岛和格恩西岛之间,然后朝科唐坦空投地区飞行。泽西岛和格恩西岛的德军用高射火炮进行过拦截,所有飞机的无线电都保持寂静,因此,关于科唐坦上空有云堆的情况,没有任何飞行员得到伞降小组的预先警告。
还在南、北达科他州的时候,士兵们就做好了“一落地就会遇到麻烦的跳伞”的准备。这是价值1万美元的跳伞,因为每个美国兵都买了一份1万美元的人寿保险。飞越英格兰上空再飞越英吉利海峡需要两个多小时,这只是穿插在结束训练、准备、布置任务和开始战斗之间的一段时间。指挥82空降师的马修·李奇微少将注意到,“士兵们静静地坐着,默默想着各自的心事”。
师指挥部的尤金·布莱尔雷中尉是101空降师指挥官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副官,取得伞兵空军飞行胸章需要跳五次,这次是泰勒的资格跳伞,可他一点儿也不兴奋。他带来几个枕头铺在机舱地板上,在枕头上伸展四肢,睡了整整一小时。布莱尔雷叫醒他,帮他从伞里出来,又花费了五分钟才帮他把降落伞重新背好。
508伞兵步兵团的二等兵德韦恩·伯恩斯回忆说:“我们在这儿坐着,每个人都独自坐在黑暗里。我周围这些人都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朋友,我不知道在太阳升起之前,有多少会死去。我祈祷,主啊,请让我办好所有的事,不要因我使任何人死去,也不要让我死去。我还太年轻了,不能这样。”
505团的二等兵肯·拉塞尔刚刚能登上飞机,他因接种疫苗,两星期来一直发高烧住医院。到了6月4日,他仍高烧不退,但是他说:“像所有人一样,我从1940年还在中学时起,就期待着总攻这一天,我十分害怕错过这个机会。”
他出院后一路请战,最终在6月5日重返连队。飞越英吉利海峡时,他突然想起他在得克萨斯上中学的那个班那天晚上正在举行的毕业典礼。
如同许多天主教教徒伞兵一样,舒尔茨“全神贯注地念我的《玫瑰经》”。克莱顿·斯托比坐在乔治·迪克森旁边,乔治“正在念《玫瑰经》,不断地赞颂圣母马利亚。过了大约十分钟,念经对他似乎起到一些作用,于是我说,乔治,等你念完了,把它借给其他伙计好吗”?
“这是祈祷的时候,”508伞兵步兵团的二等兵哈里·赖森莱特回忆说,“我想我们全都向上帝做出了一些仓促而轻率的承诺。”他说就他的判断,人人都很害怕,“害怕自己受伤,害怕为生存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其中最强烈的感觉,是害怕自己会恐惧。”
 
飞行员别无选择
 
飞行员们也并不轻松,对部队运输司令部的大多数飞行员来说,这是他们首次执行战斗任务。他们还没有训练过夜间飞行,或是在高射炮火下以及在恶劣气候中的飞行。他们的飞机是用来运载货物或旅客的,飞机没有配备武器,也没有装甲。它们的油箱既无保护层,也无自动密封。
每个飞行员也都想到了空中相撞。飞行员们是一个庞大机群的一部分,将101空降师运送到诺曼底需要432架C-47运输机,运送82空降师也需要这么多飞机。他们以一个接一个地V字形编队飞行,飞机布满天空,有300英里长,9架飞机宽。但没有无线电通讯,只是每一个45架编队的领队飞行员有一台尤蕾卡装置,通过普列克斯玻璃的透明领航舱上的灯光为后面的飞机导航。在九机编队的各组中,两架飞机机翼尖间隔为100英尺,两组的前后距离是1000英尺,除了前面机尾上的小蓝点儿之外,再没有其他灯光。对65英尺长翼展为95英尺的飞机来说,这是一个夜间飞行的密集编队。
他们以500英尺以下的高度飞越英吉利海峡,避开德军的雷达,再爬升到1500英尺,以避开海峡群岛上的高射炮台。德国人开了炮,但只是吵醒了正在睡觉的伞兵。卫生员在机场发的晕机药使许多士兵打盹,包括肯·拉塞尔。接近科唐坦海岸时,他们下降到600英尺左右的指定跳伞高度,这个高度可以减少伞兵无保护的降落时间。
飞越海岸线时,他们撞上了云堆,能见度完全丧失。飞行员本能地疏散开,有些下降,有些上升,全部都向右或向左脱离编队,防止空中相撞。从云堆中钻出来的几秒钟或几分钟内,他们就那么散飞着,无法形成编队。
326伞兵工兵营的哈罗德·扬中尉回忆说,他那架飞机钻出云堆时,“我们孤零零的,我还记得我非常惊冴,那么多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
与此同时,用许多飞行员的话说,简直是“天翻地覆”,探照灯、  曳光弹、爆炸声布满天空。99运输中队的飞行员悉尼·乌伦正嚼着口香糖,“我嘴里的唾液全被吓干了,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穿过那道火墙而不被击落。但我别无选择,没有人返回。”
大多数飞机都加快了速度。本来应该拉杆减速到90英里以下,减轻伞兵开伞时的震动,可是在600英尺高空那样做,容易被德国人击中。所以他们把油门杆向前推,将时速增加到150英里,有的下降到300英尺,有的爬高到2000多英尺。他们扭来扭去,甩下乘客和货物。
击中他们的火力有20毫米的炮弹,也有较大的88毫米炮弹。他们看到飞机从他们上下左右栽了下去,他们看到飞机爆炸,但不清楚自己的方位,只知道是在科唐坦半岛上空。
飞越海峡群岛时,飞行员已经亮起机门上方的红灯,这个信号是让跳伞长命令他们的士兵起立挂钩。在接近空投地点时,飞行员会打开绿灯,这是跳伞的信号。
许多伞兵跳伞时看到了自己下面的飞机。至少一架飞机被一个装备包打中,翼顶端被扯掉了将近三英尺。每一架飞机都被什么东西击中过,一名飞行员打破无线电寂静拼命喊道:“有一个伞兵挂在了我的机翼上。”另一名飞行员在无线电上建议他:“减速他就会滑下去。”
“可怕的炮火疯狂地射击,满天都是跳伞的人和呼啸的飞机。”飞行员查克·拉特利夫回忆说,“我们发现错过了空投地点,又返回到海面上空。我们惊呆了,怎么办?”
拉特利夫把“方向舵转个方向,绕了一圈返回去”。他下降到600英尺时,跳伞长挤进驾驶舱,指明了空投地点,这才使他看到了他觉得正确的地方。“我们将油门杆拉回到半失控下降状态,”拉特利夫说,“按亮绿灯,伞兵便跃身跳入漆黑的夜空。我们让那架飞机俯冲到离地面100英尺,然后腾空而起飞住英格兰,绕了整整一圈,动作好像一只被烫了的狗。”
第100运输中队的查尔斯·博茨菲尔德中士站在跳伞门附近,戴着一副耳机接听内部通话系统的无线电,给跳伞长传递信息。绿灯亮时,他被炮弹碎片击中,他的胳膊和手上四处受伤,倒下去时摔断了腿。一名伞兵在跳伞之前问他“你被打中了?”
“我想是的。”博茨菲尔德回答。
“我也是。”这个伞兵在跃入夜空时回头喊道。
 
防空火力网
 
在机舱里,伞兵们非常恐惧,无望地感到会成为射击的目标,他们满地翻滚,又无法采取任何行动。飞机曲曲弯弯地飞行,爬高或俯冲时,一架飞机运载的多组伞兵被抛到地板上,胳膊、腿和装备都挤在一起。就在这时,子弹划破了机翼和机身,在502伞兵步兵团的的二等兵约翰·菲茨杰拉德看来,“它们穿透飞机时发出的声响像爆玉米花一样。”卡尔·卡特利奇中尉则把这种声音比作“易拉罐里的石子”。
在敞开的机门外面,士兵们可以看到曳光弹扫掠而过,呈现出一条条优美而缓缓移动的弧线,有橙、红、蓝、黄各种颜色。它们的美丽令人恐惧却又着迷,大多数试图描述曳光弹的伞兵都用了不同的表述,但意思都是“比任何一个7月4日的独立日庆祝焰火都壮观”。他们补充说,回想起高高地射向他们的子弹中六发中仅有一发是曳光弹时,想不出自己如何能在那次跳伞中幸存。
对506团的二等兵威廉·特鲁来说,当时的情形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下面有那么多在那里“向我开火,想杀死我特鲁”!派到501团的炮兵军官帕克·奥尔福德中尉在观看曳光弹:“我环顾飞机里面,看到过道那边有个小伙子咧着嘴在笑。我也尽量向他咧嘴笑,可我的脸却是僵硬的。”二等兵波塞拉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我非常害怕,我的双膝在颤抖,为了消除紧张,我想说点什么,于是我大喊,几点了?”有人高声回答:“1点半。”
飞行员打开红灯,跳伞长高喊着发出“起立挂钩”的命令,士兵们把系在主伞背包罩上的绳索钩到机舱顶部的固定线上。
“报数,检查装备。”从飞机后边会传来喊声,“16号准备好”,然后是“15号准备好”等等。后面的人开始向前挤,他们知道德国人在等他们。在一生中,他们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从飞机中跳出。
“我们走!我们走!”他们高喊,但跳伞长挡住他们,等待着绿灯。
508团的二等兵德韦恩·伯恩斯回忆说:“我那架飞机疯了似的颠着跳着,我能够听到机枪整梭子弹扫过机翼的声音。想站起来很困难,伞兵们跌倒又爬起,有些人被抛起来。在我们所有的训练中,都没有这种情况。”
在训练中,伞兵们能够预料到绿灯。飞行员在打开绿灯之前,总会向后拉杆减速并放低机尾,但是今晚不能,多数飞行员将油门杆向前推并开始俯冲。舒尔茨和跳伞小组的所有人都跌倒在地板上,但他们重新站稳,再次高喊“我们走”!
丹·弗朗中士的飞机被三枚88毫米的炮弹击中。第一枚打中左机翼,从翼尖向里截掉了三英尺;第二枚击中机门旁边,毁坏了灯光控制板;第三枚从地板钻进来,炸开一个直径约两英尺的洞,击中舱顶然后爆炸,形成一个四英尺见方的洞,死亡三人,另外四人受伤。弗朗回忆说:“德国佬差不多把那架飞机劈成了两截。
“我是副跳伞长,当时正在后面尖声叫喊着‘我们走’!”伞兵们,包括四名伤员中的三个,头朝下跃出飞机。飞行员控制住飞机,掉头向英格兰最近的基地飞去,准备进行紧急着陆。第四名伤员原已被炸得失去知觉,当飞到英吉利海峡上空时,他神志昏乱,想跳出机外,机长不得不坐在他身上直到着陆。
在基本上保持水平飞行的飞机里,绿灯亮时,伞兵们体验了令人激动的一刻,他们中许多人一生都记得他们走到门前跃身而出时的想法。
尽管他们渴望跳伞,但遍布曳光弹的天空也令一些人稍稍停步,505团四人,508团两人,506团和507团各一人“不肯跳出”。用约翰·基根的话说,他们宁可“面对无情的违纪后果和整个社会的鄙视,也不愿跳入那个诺曼底的黑暗之中”。
其他健全的人都跳下去了。502团的二等兵约翰·菲茨杰拉德两年来一直坚持每天早晨洗凉水浴,以便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505团的二等兵阿瑟·德菲利波能够看到曳光弹直朝他飞来,“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向上帝祈祷,请求他让我安全着陆,然后我就会关照自己。”
508团的二等兵约翰·泰勒走到门前时十分惊恐,他的飞机飞得那样低,他觉得“我们不需要降落伞,需要的只是一个软梯”。
二等兵奥伊勒(就是那个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面前忘记自己名字的那个堪萨斯小伙子)走到门口时想起了自己家乡,他想的是“我希望在威灵顿中学的那伙人此刻能够看到我——在威灵顿中学”。
501团的二等兵莱恩·格里芬走到飞机门口,“我朝外向似乎是一堵曳光弹组成的坚固墙壁一样的东西望去。那个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它就发生在今天早晨,它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对自己说,莱恩,你现在遇到的麻烦和你一生将要遇到的同样多,假如你摆脱这次,再没有人会对你做使你烦恼的任何事了”。
就在这时,一枚88毫米的炮弹打中左机翼,飞机急剧地侧滚,格里芬被摔到地板上,他用力站了起来,跃入夜空。
 
活着着地就是奇迹
 
大多数跳伞组从速度太快的飞机中起跳时都高度不够,开伞的震动非常剧烈,千百人仅仅摇摆了一下,就落到了地面上。另一些人跳出时又太高,对他们来说,落地之前的时间似乎永无尽头。
由于飞机侧着翻滚,二等兵格里芬的跳伞小组都远远地分散开了,他前后的人都离他半英里远。“我的伞砰地张开,我是空中唯一的降落伞。我下降花费了有一百年的时间”。
他的下方有一辆德国高射炮车,四门20毫米火炮正连续发射,“我是他们瞄准的唯一的物体。曳光弹在我下方穿梭,我禁不住把腿缩回来。”甚至在他落地之后,高射炮还不断地向他开炮。“假如不是下一个飞机小队到来,他们还会朝我继续开火,我会因纯粹日耳曼人的坚持不懈而被击中。”
二等兵菲茨杰拉德说:“我仰起头检查伞衣,惊讶地望着子弹从我的降落伞上飞过。我被周围的景象迷住了,彩虹的每一种颜色都在空中掠过。降落伞上的没有完全打开的装备包从我身边飞过,开伞震动碰掉的钢盔和伞兵们飘摇而过。在我下方,许多身影四处跑开。我想,天呵,我就要落到一群德国人正中间了!我的降落伞飘进了一棵苹果树的枝杈中,我嘭地一声重重摔在地上。果树鲜花盛开,给这个奇异的景色增添了一种奇特的香味。”
令菲茨杰拉德欣慰的是,那些“德国人”原来是一群惊散的牛。“我感到一阵惊喜——我还活着!”
506团预计在圣梅尔埃格利斯西南约十公里处着陆,但是这个团的几个跳伞组降落到了城里。当时是1点15分,教堂广场南面的一个干草小仓库被曳光弹引燃了,市长亚历山大·雷诺把居民召集出来,组成一支水桶大队从泵房取水灭火。德军守备部队派出一个班监督宵禁。
雷·埃比谢尔中士是第一个落地的人,他降落在了教堂广场救火队列的后面,教堂钟楼上巨大的铜钟正在鸣响唤醒市民,淹没了他的落地声,德军卫兵没注意到他。他割断伞绳脱身,朝教堂大门慢慢移动,想隐蔽起来。教堂的门锁了,他匍匐到教堂后面,沿着高高的水泥墙爬行。德国人开始朝着他向下降落的伙伴射击,他看到一个降落伞挂在树上的人被一把冲锋枪打得满是窟窿。共有四人被德军火力射死。
二等兵唐·戴维斯也降落到教堂广场上,他假装死了,一个怀疑的德国人把他翻过来,他后来跑掉了。埃比谢尔在这期间趁乱逃脱。几分钟内,圣梅尔埃格利斯又是一片寂静。地面上,与大火的搏斗继续着,而德军卫兵正警惕着伞兵部队下一次的空降。
506团E连的卡伍德·利普顿中士和迪克·温特斯中尉降落在这座城市的郊外,利普顿借着月光一次一个字母地读路标,终于弄清了自己所在的位置。温特斯召集了不到一个班的人,开始徒步向他们连的目标圣玛丽-迪蒙行进。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指挥官已经阵亡了。
托马斯·米汉中尉和司令部所属连在领队飞机中,属66跳伞小组。飞机被击中了,子弹穿进来,又从舱顶飞出去,擦出了火花。飞机保持了片刻航线和速度,便慢慢向右跃升转弯,接着半滚倒转。飞行员弗兰克·德弗利塔正在这架飞机后面,他记得“那架飞机的着陆灯亮了,似乎想着陆,却突然撞到一丛灌木树篱上,飞机爆炸了。”
没有任何幸存者。
506团的导航员麦卡勒姆中士降落到距离圣玛丽-迪蒙约十公里的田野中。德国人预料到这片田野会被用作空投,于是三面环绕布设了机关枪和迫击炮,在第四面,他们在一个谷仓里浇满了煤油。当几架飞机载着查尔斯·谢图上尉和他的连队到达上空士兵们跳出飞机时,德国人点燃了谷仓。火光照亮了整个地区,伞兵降落时,德国人开始射击。
麦卡勒姆中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看到伞兵战友降落到这个死亡陷阱时我心中的悲痛。”
尽管迫击炮弹在爆炸,曳光弹在田野上空交相辉映,谢图上尉还是安全降落下来了。他是作战训练营的,他的连队应该在谷仓集结,但这显然不可能了。谢图迅速移动到其他集合地点,开始吹口哨。半小时后,有50名士兵聚集在他身边,但只有15人是506团,其余都是501团的人。
部队的混淆与重组在整个科唐坦半岛都有,仅506团E连一个连的士兵,就分布在卡朗唐到拉沃诺维尔的20公里长的地带。82空降师的士兵到了101空降师的空投地点,反之亦然。
伞兵的标准化训练演练了无数次,就是要求用“滚大跳伞小组”的方法进行集结。第一批跳伞的人要跟上飞行小队的路线,中间跳的人要留在原地,最后一批跳伞的人要向与飞行反方向移动。在常规演习中,它很奏效,但在那天夜里,它仅对几个幸运的人有用。
后来是佛罗里达州长期国会议员的501团的萨姆·吉本斯上尉在法国的第一个小时是独自度过的,后来他看到一个身影,就打了打自己的响板,他听到了两声回应,心一下宽了:“我忽然感觉年轻了一千岁。我们移动到了一起,我小声报出自己姓名,他轻轻说他的。使我惊奇的是,他不仅不是我那架飞机上的,而且不是我们师的。”
盖伊·雷明顿中尉落进杜沃河附近的沼泽地,他正要上岸,突然听到了一阵声响。他一动不动,举起冲锋枪,然后敲了一下响板。没有回应。他正准备开火,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自己人”。他拨开灌木,见到的正是自己的指挥官约翰逊上校,上校一脸尴尬地说:“我那个该死的响板丟了。”
有些士兵整晚都独自一人,舒尔茨就是其中之一。他绝望地打着响板,希望找到什么人,结果“招来一阵机枪扫射。我举起M-1瞄准德国人,发现还没有上子弹。”他悄悄地边爬边想,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二等兵格里芬回忆说:“那天晚上有那么多寻求的咔嗒声和回应的咔嗒声,没有一个人知道谁在对谁咔嗒。”二等兵斯托比降落到一个沟里,他割开降落伞正向沟顶爬,忽然听到咔嗒一声响,但这不是响板发出的,而是打开M-1步枪保险特有的声响。斯托比拿出自己的响板,“我使劲打了咔嗒一声,但这个小伙子让我爬上来举起手出来。我听出了他的声音,他是来自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哈罗德·康韦。我说我不清楚我们在哪儿,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什么也不清楚。”然后他们动身去寻找其他战友。
相比之下,505团2营降落得非常出色。它的空降导航员在正确的地点着陆,设置好无线电系统和信标灯。领队飞行员驾驶着达科他运输机,载着营长本杰明·范德伍尔特中校,在自己期望的准确地点看到了明亮的T型灯标。
1点45分,36个跳伞小组有27个降落到了空投点或方圆一英里范围内。范德伍尔特着陆时摔伤了脚踝,他紧了紧靴子带,把步枪当作拐杖,核实了一下自己的位置,然后开始发射绿色信号弹,让战友向他聚集。半小时内,他集合了六百人,而其他营都没有如此迅速如此完整的集结。
2营的任务是攻占圣梅尔埃格利斯正北方向的讷维尔欧普兰。路途很长,范德伍尔特过于身高体壮,人们没办法背他。他看到两名中士拉着一辆可折叠的弹药车,就问他们能不能让他搭车。一位中士回答说:“我们一路杀到诺曼底,不是为了把哪个讨厌的上校拉来拉去。”
范德伍尔特后来说:“但我说服他们改变了做法。”
 
我们到底在哪儿?
 
泰勒少将不像范德伍尔特那样幸运,这位101空降师的指挥官独自在圣玛丽-迪蒙范围外着陆,他转了20分钟,试图找到集合地点。后来,他遇到自己的一名伞兵,一位来自501团的二等兵。当他用响板确认了是自己人,就和他拥抱在一起。几分钟后,泰勒的副官布莱尔雷中尉也露面了。这个三人小组到处转,直到泰勒在黑暗中用身体撞上了他的炮兵指挥官安东尼·麦考利夫准将,可准将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布莱尔雷拿出手电筒,将军们取出一幅地图,三个人躲进一丛灌木里研究,而对自己所在的位置,三个人却做出了三个不同的结论。
 
帕克·奥尔福德中尉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加入到了泰勒小组,只可惜无线电在降落时丢失了。此时,这个小组共有两名将军,一名正式上校,三名中校,四名中尉,几名无线电报军士,还有大约十几名二等兵。泰勒环顾一下,咧嘴笑了,说:“在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少数的人受如此多数的人指挥。”他决定向一个方向出发,希望能走普佩维尔村,那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一号出口通道的最下端。
 
路易斯·门德斯中校是508团3营的指挥官,他的情况比泰勒更糟糕。他在2100英尺的高度跳伞,“空中的旅程太长了。我大约在2点30分着陆,五天没有见到任何人。”在那期间,他可能比这场战役中任何其他中校杀死的敌人都多。“我用手枪三枪消灭了三个德国佬,用卡宾枪打死两个德国佬,还用一枚手榴弹炸死了一个德国佬。”他估计自己走了90英里,穿越了科唐坦半岛西部,他想寻找另一名美国兵,但一直没有找到。
 
在马德莱娜的碉堡里,阿图尔·扬克中尉感到十分困惑。头顶上空的飞机并没有特别令他担忧,尽管穿过夜空的飞机比平时多。可是他现在听到在他后方,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一阵阵扫射,这意味着什么?扬克让士兵们保持警惕,将岗哨增加一倍,还命令一个巡逻队出去侦察。
与此同时,101空降师的二等兵路易斯·默拉诺在扬克的阵地几米远的沙丘上着陆,他非常痛苦地听到11名战友掉进英吉利海峡淹死时的呼喊。半小时后,德军巡逻队带回了在海滩上发现的19名美国伞兵,其中包括默拉诺。捉到这些人,扬克非常高兴,他给营长打电话,正当他开始报告的时候,电话断了——深入到内陆的一名伞兵剪断了电话线。
扬克把他的俘虏锁进一个坚固的机枪掩体,并安置了一个卫兵。4点钟的时候,卫兵来告诉他,那些俘虏们非常紧张,一直坚持要求把他们转移到后方。扬克想不明白:黎明时将会出现低潮,隆美尔已告诉他盟军只会在高潮时进攻,而那些被俘获的士兵们害怕什么呢?
 
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那场大火势头凶猛,难以控制。在城里和附近着陆的506团的伞兵已经散开。1点45分,505团F连2排开始空降,他们的运气不佳,正好跳在城市上空,这里的德军守备部队已经全面警戒了。
肯·拉塞尔就在那个跳伞小组,他回忆说:“下降时,我向右边望去,看到一个小伙子在一瞬间消失了,只剩一顶空空的降落伞向下飘着。”显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的甘蒙手榴弹。
拉塞尔十分震惊,他向左边望去,看到自己跳伞小组的二等兵查尔斯·布兰肯希普正被拉向那堆大火,那是大火吸收氧气,把跳伞的人向火中拉过去。“我听见他尖叫一声,落到火里之前又叫了一声,接下来他再也没叫喊。”
德国人的曳光弹布满天空,拉塞尔说,我当时尽量“藏在我的备用伞后面,因为我们都是容易被击中的目标。”他的手被击中了,他看到哈罗德·卡迪什中尉以及二等兵H.T.布赖恩特和拉迪斯劳·特拉帕降落到了教堂广场周围的电话线杆上。他们还未来得及割开降落伞,德国人就朝他们射击,“他们就好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二等兵彭罗斯·希勒降落在教堂对面的一棵树上,挂在那里被打死。二等兵约翰·布兰查德也被挂在一棵树上,他拿出近战两刃短刀割断吊带,还割掉了一个手指头——“可直到后来才知道。”
拉塞尔猛拉吊带,躲避那堆大火,降落到教堂的石板瓦屋顶上。“我降落了,几根悬绳绕在教堂尖塔上,我滑下屋顶。”  斯蒂尔被挂在边沿,“而斯蒂尔,二等兵约翰·斯蒂尔,关于他你们已经听说许多,在这本书和电影《最长的一日》里,他降落下来,他的伞罩在尖塔上。”
斯蒂尔被打中了脚。
约翰·雷中士落在教堂广场上时,空中正好飘过拉塞尔和斯蒂尔。拉塞尔讲述说,一个德军士兵从拐角转过来,“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他长着红头发,拐过来时子弹打到雷中士腹部”。然后他转向拉塞尔和斯蒂尔,举起冲锋枪准备向他们射击,“而雷中士,就在他快要痛苦地死去时,拔出他的四五式手枪打在这个德国兵的后脑上,将他击毙了。”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教堂大钟一直不停地鸣响,但拉塞尔却记不得曾经听到钟声。斯蒂尔当时正好被挂在钟楼外面,震得几周内一直耳聋。斯蒂尔被钟楼里的一名德军哨兵拖进去成为俘虏,但几天之后他逃脱了。
拉塞尔“吓得要死”,他拿起双刃短刀割开吊带,落到地面上。“冲过街道时,机关枪把我周围的地皮打得飞溅起来。我跑到城边一个小树林里,那时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我还仅仅是个孩子,我本应该参加中学毕业典礼,而不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来。”
这个树林中有一辆高射炮车,正朝着达科他运输机射击。“我拿出甘蒙手榴弹扔到炮上,炮火停止了。”他离开城市,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德军士兵沿路过来,拉塞尔将他击毙。接着他碰上了一名来自101空降师美国兵,他或许是半小时前降落在圣梅尔埃格利斯的506团的伞兵。
拉塞尔问:“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不知道。”那名伞兵回答。
随后,他们动身去寻找知道的人。
 
82空降师的二等兵詹姆斯·伊兹落到一个硕大的粪堆上,这是诺曼底特有的,起码这是一个“软”着陆。三名德国士兵从农舍朝他跑过来,伊兹自言自语说:“噢,见鬼,真是才出煎锅又进粪坑。”
他的步枪捆在胸前,无法从安全带里抽出来。英国伞兵有一个速卸装置,而美国兵必须解开带子,这在一般情况下都很困难。伊兹拔出他的四五式枪,用拇指扳开扳机射击。前两个士兵倒下了,第三个仍向他冲,伊兹只剩下了一颗子弹,但正好打在他脚上将他撂倒了。
伊兹陷在粪堆里被安全带缠着,他正要割断带子出来,突然一挺德国人的机关枪向他开火,他大声说:“该死,整个德国佬的部队都在追踪我,难道就我一个受惊的红头发伞兵吗?”子弹飞进他的小行囊,他想把自己埋在粪堆里。这时他听到一声爆炸,射击停止了。他割断吊带开始挪动,听到身后有点儿动静,决定碰一下运气,就打响板,两声回应立即传来。
伊兹回忆说:“我本想亲吻他,但他开口就说,‘我用一枚手榴弹消灭了那些过分心急的德国佬机枪手,不过它炸飞了我的头盔,我没找到。’接着他深吸一口气惊叫一声,‘天哪,你真臭!’”
 
82空降师的空投地点在圣梅尔埃格利斯西面,对许多士兵来说,跨越梅尔德雷河简直就是一个特殊的地狱。
隆美尔命令河口附近直到卡朗唐的水闸在高潮时打开,低潮时关闭,淹没了这个流域。由于青草长得高过水面,盟军空中侦察的照片未能探明这个圈套。洪泛区水深不足一米,但要淹没一名负荷超重站不起来或无法割开安全带脱身的伞兵,已经足够深了。
二等兵波塞拉尤其不走运,他就降落在河里,水淹过他的头顶,他不得不跳起来呼吸。“我的心跳得那样快,我以为它会破裂。我恳求着,噢,上帝,请不要让我淹死在这该死的水里。”
他弯下腰去解腿带,可是带扣打不开。他跳起来呼吸,发现踮起脚尖,鼻子就刚好能露出水面。
他稍稍镇定下来,决定割断腿带。他弯腰到水下,从右靴里拔出匕首,又跳起来深吸一口气,弯下身去将刀子插到腿和带子之间来回向上挑。
“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惊恐起来。我又起身呼吸一下,非常害怕地想着我的心脏要破裂了。我想高喊救命,但知道那样会更糟糕。我告诉自己,动脑子!我必须动脑子!为什么这个匕首割不断带子,它锋利吗?”
波塞拉跳起来再吸气,想法说了一声圣母玛利亚万岁,接着他发现自己是在用刀背割。他转过刀来,割断了带子。
他挣脱了束缚,但背着的小行囊和地雷的重量仍然把他向下拽。他又割了几下,把这些都甩掉了,然后慢慢向稍浅的地方移动,直到水齐胸深,才开始观察头顶上方步枪和机关枪火力。
他说:“我受过的所有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一点儿也用不上。”
忽然,空中爆出一团巨大的橙色火焰,一架C-47运输机被直接击中,变成一个大火球,波塞拉大叫:“噢,我的上帝。它朝我落下来了!”
飞机发出刺耳的噪音,听上去就像一匹快要死亡的马。波塞拉想跑开,但飞机就在他身旁坠毁。“突然又是一片漆黑,四周变得非常寂静。”
波塞拉向高地移动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高喊“闪电”。他难以相信,“世界上还有和我处境一样的傻瓜”。
这个声音是他的好友戴尔·凯布尔发出的。波塞拉伸出右手去摸凯布尔的时候,凯布尔又喊了一声“闪电”!同时轻轻打开自己M-1枪上的保险,枪口距离波塞拉的脸只有几英寸,波塞拉高声回喊“雷鸣”!
两人在洪泛区又遇到了艰难行进的其他伞兵,经历一番危险之后,他们最终来到高地。
508团的拉尔夫·德威斯中尉后背着陆,掉进了三英尺深的水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割断带子,大风就使他的伞衣膨胀,开始拖着他走。他腹部沉重的备用伞、步枪、地雷和野战包使他免于翻滚,降落伞的吊带超过了他的头盔,颏带紧紧地勒着他,无法摘下来。他的头在水下,降落伞把他拖了几百码远。
“好几次我都认命了,决定张开嘴被淹死,但每次风势都减弱,让我得以把头探出水面吸一口气。我肯定被灌了很多水,因为后来我两天没喝一口水。”
他用最后的一点儿力气拔出短刀割断了伞衣,“机枪和步枪子弹在我头上呼啸,但它并没有烦扰我,因为我已经无所谓了。”
德威斯最后出来了,找到了几个他的士兵,沿着一条公路行进。他看到两个法国人,就问他们是否见过其他美国兵。他们听不懂他的话,他指了指袖子上的美国国旗。其中一个法国人高兴地点点头,掏出一包好运牌香烟,顺着大路方向指着。“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好运烟非常高兴”。
两个月后,德威斯返回到英格兰。他给母亲写信描述他的经历,他告诉她,最糟糕的是自己没有干爽的香烟,他认为不能要法国人的好运烟,他补充说自己的衣兜里满是小鱼。
508团二等兵戴维·琼斯降落后也被降落伞带着滑过洪泛区。他被吹向边缘,他的伞挂在了一棵树上,他拉住悬绳把自己从水里拽出来。当他割断吊带爬向高地时,又吃了一惊,因为遇到了一个曾经与他打过架的人。那是在英格兰的一次夜间演习中,他在路边的酒馆与一名伞兵进行了“一场相当精彩的拳斗”。朋友把他俩分开后,那个伞兵发誓说,一旦投入战斗,“他就会溜须我。”此刻,在诺曼底,“你不想知道吗,我在洪泛区边缘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那个伞兵。他正拿冲锋枪对着我,嗯,我们拥抱一下,相互拍着后背,诉说我们多么幸运,穿越了这么远,然后我们并肩出发。”
82空降师有36名伞兵在那天夜里被淹死,1944年7月25日的一份战后报告指出:“507团整个一个跳伞小组仍然下落不明。”另外173名伞兵着陆时摔断胳膊或腿,有63名士兵被俘虏。
 
大部分战俘都是没来得及割断降落伞吊带就被捉住的,这中间包括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二等兵保罗·鲍彻罗。他被带到一个德军指挥所,其他战俘正在那里接受严厉审问。德军上尉讲着英语,正在逼问有多少美军跳伞降落到这个地区。
“我们有无数的人。”一个美国兵回答。
恼怒的上尉问鲍彻罗同一个问题,鲍彻罗带着很浓的口音回答说:“就我自己!”
上尉勃然大怒,他让卫兵押着这些美国兵排队走,把手放在头上转圈。几分钟后,不用任何理由,德军中士用冲锋枪向这些战俘开了火。
鲍彻罗说:“我还能想起他的相貌,他个头很矮,很结实,长相丑陋,最明显的特点是脸的右侧有一道伤疤。”鲍彻罗的左膝附近被击中,“感觉就像被蜜蜂蜇了,疼得很厉害”。
这名德军中士镇静下来,走步又重新开始。鲍彻罗尽量不掉队,尽管每挪动一步,他靴子里的血都发出嘎吱声。最后,他倒在了地上。
“一个德国佬走过来把我翻了个身,他扳起步枪的扳机,把枪口抵在我头上。我创了一个念《玫瑰经》的速度纪录,但这个德国人没有开枪,而是大笑起来,然后弯下腰递给我一支美国香烟。也许我该感激保住了命,但是相反,我对经受的身心折磨非常恼怒。我的心底充满了仇恨,梦想着有一天让他们为我的痛苦付出全部代价。”
508团的一名军医布赖恩德·博丁中尉作为战俘的经历比较愉快。大约3点钟左右,他正在一个被建成急救站的农舍里照料伤员,德国人突然袭击了这里。他用一个长杆顶着带红十字的头盔伸出门外,德军停止射击,并把那些美国伤兵带到了一个德军的急救站。“在那里,德国医疗人员像朋友一样对待我们这些卫生员。”医生们共同工作了几天。尽管当了几周战俘,布赖恩德觉得在第91野战医院待的那些日子是“最有趣的”。他学会了一些德国技术,也教会了他们一些美国方法。
 
混乱,由于通讯瘫痪
 
对付盟军的庞大机群,德国人的高射炮值得称道,但在地面上对付伞兵的反应却相当混乱与迟疑。不仅因为全部师长和许多团长都在雷恩进行地图演练,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运输机兵团没能将伞兵空投到他们应该着陆的密集的空投地点。1点30分,德军第7集团军指挥部接到报告,伞兵在卡昂东面和西北面着陆,还有圣马尔科夫、蒙特堡、维尔河两岸、科唐坦东岸,遍地都是。空投没有辨别得出的模式,没有集结的部队,只是这里两个,那里四个,别处又有半打。
德国人还被假伞兵迷惑着,那是富特上尉组织的两个特种航空兵小组空投的,其中一组刚好在午夜之前进入勒阿弗尔和鲁昂之间。约一小时后,勒阿弗尔的指挥官向柏林和第7集团军指挥部发了一份紧急电报,说有一大股登陆潮流向他移动,他担心被包围。
第二组将假人投下,并在伊西尼东南方向设置了交火的录音。该地区德军的后备团约有两千兵力,在6月6日凌晨花费了几小时的时间在树林里搜索,寻找并不存在在那里的“庞大”的空降登陆部队。对盟军来说,物超所值。
德国人说不清这是进攻还是一系列分散的袭击,是加来登陆之前的佯攻,还是对法国抵抗运动的补充行动。总之,尽管他们向路过的飞机开火,但对付真正的威胁,他们完全是失败的。许多地方的连长派出巡逻队,调查当地的伞兵情况,但总的来说,纳粹德国的国防军还是在营地原地不动,他们的信条是对攻击进行立即反击,但不是在今天夜晚。
德军失败的另一个因素是通信不畅。美国的伞兵知道,假如他们干不了什么事,就去剪电线。诺曼底的德国人多年来一直使用安全的电话线和电缆线,对自己的系统自鸣得意。然而6月6日,在1点至黎明之间,伞兵单独或小组行动,用手榴弹炸电线杆,用匕首割电线,隔绝了分散在各个村庄的德军部队。
1点30分左右,海特上校的第6伞兵团指挥部的通信军官收到一份德军电文,它指出敌军伞兵正在圣梅尔埃格利斯周围地区着陆。海特回忆说:“我设法联系马克斯将军,但整个电话网都瘫痪了。”
在多数情况下,切割线路是遇到机会就干,也有些是按计划行事。506团3营营长罗伯特·沃尔弗顿中校的一项任务,就是破坏卡朗唐与科唐坦的德军之间的重要通信联系。沃尔弗顿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了I连连长谢图上尉。
谢图需要了解确切位置。5月下旬,情报人员从卡朗唐找了一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带到英格兰,他为谢图标明了德国人埋藏通信线路的地方和一个混凝土罩,打开它就可以找到线路。
空降后的半小时内,谢图聚集了15名I连的士兵,他们炸毀了混凝土罩。
几年后,德军第6伞兵团的一名军官告诉谢图,德国人对“美国人能如此迅速地中断他们的主要通信源感到很震惊”。
海特上校指挥着第6伞兵团,他是个职业军人,在波兰、法国、俄罗斯、克里特岛和北非赢得了全球性声誉。海特在佩里耶有自己的指挥所,他的部队分布在佩里耶和卡朗唐之间。0点30分,他让士兵进入战斗准备,可是有报告称在整个半岛到处都有登陆发生,他感到十分困惑,所以没有下达更具体的命令,只是让“保持警戒”!他急需与马克斯将军联络,但电话不通。
海特一点儿也不知道在指挥所附近一所村庄里,他的一个排正在举行聚会。二等兵沃尔夫冈·格里茨莱纳回忆说:“突然,一个传令兵向我们跑来,高声喊着,‘警戒,警戒,敌军伞兵!’我们哈哈大笑,告诉他别那样激动。‘过来,坐下和我们喝点儿陈年苹果白兰地。’可是接下来天空布满飞机,我们这才清醒过来!士兵们从各个角落跑出来,简直就像一大群疯狂的蜜蜂。”
德军第6伞兵团的3500名士兵开始列队,但行动并不迅速,因为他们分布在整个地区的各个村庄,仅有70辆卡车供他们使用,其中许多与其说是工作用车,还不如说是博物馆展品。70辆卡车分为50种型号,不可能有多少配件,海特的精锐部队只能步行进入战斗。他们也没有多少重型武器,只有手提式的。海特向施塔夫将军要重型迫击炮和高射炮,将军微笑着告诉他:“得啦,海特,对付伞兵,一把短刀足矣。”
德军伞兵非常自信,格里茨莱纳回忆说:“坦率地说,我们并不害怕,我们确信一切都会在几小时内解决,列队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拿个人的东西,只带武器弹药和一些食品,每个人都信心十足。”
在东面,英军和加拿大军队滑翔机运送的部队和伞兵部队正在着陆。由于德军指挥结构的原因,部队也丧失了机动性。21装甲师由汉斯·冯·卢克上校指挥的125团,是隆美尔比较倚重的一个团,他期望它能够反击任何在奥恩运河和河东岸进攻的部队。1点30分,卢克接到第一批关于登陆的报告。他立刻集合自己的团,不到一小时,他的军官和士兵已经站在发动好的坦克和车辆旁边,整装待发。
尽管卢克为反击做好了准备,知道目标是从霍华德少校手中夺回奥恩运河桥,但是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案,他无法下达命令。只有希特勒才能让装甲部队出动,而希特勒正在睡觉,伦德施泰特也在睡觉,隆美尔与妻子在一起,多尔曼将军在雷恩,福伊希廷格尔在巴黎。第7集团军指挥部无法判断发生了什么事情。
2点40分,伦德施泰特的西线集团军群代理指挥官声称:“我们没有遇到重大的行动。”
他的参谋长回答:“考虑到突破纵深,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只有争论,没有决断。
卢克没有丝毫疑虑。40年后他说:“我的观点,是要在英国人组织防御之前反击,并且要在他们的空中兵力到达和英国海军袭击我们之前。我们对地面相当熟悉,我认为我们能够穿越到大桥那里。”
假如他做到了,霍华德的连队就只能用手提式反坦克火箭筒来阻止他了,而且只有几枚。可是卢克无法按自己的建议行事,所以他就在那里坐着。一个隆美尔最寄予希望,当盟军进攻到卡昂附近能把他们赶回海里的师级军官,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切,但第三帝国错综复杂的领导层级,却让他原地不动。
 
滑翔机部队伤亡惨重
 
从3点开始,滑翔机陆续载着增援伞兵着陆。在左翼,69架滑翔机运来了一个团和第6空降师的指挥官理查德·盖尔少将。他们在朗维尔附近的田地里着陆,而这片田地已被几小时前降落的伞兵清扫过。有49架滑翔机中准确地在登陆地点安全着陆,运来了吉普车和高射炮。
在右翼,52架美军滑翔机迅速降落在耶斯维尔,离圣梅尔埃格利斯六公里的地方,它们运载着部队、吉普车、高射炮和一个小型推土机。101师副师长唐·普拉特准将在领队滑翔机里,罗伯特·巴特勒中尉是第二架滑翔机的驾驶员。当滑翔机接近登陆地点时,德军的高射炮火迫使他们的拖航机向高爬,这使巴特勒和其他人在摆脱三百码长的尼龙拖缆时,不得不“盘旋再盘旋”,有些飞机和滑翔机被击落。
在高射炮火下幸免于难之后,诺曼底的灌木树篱又成了问题。它们围起来的田地太小,不是一个像样的着陆地点,更糟糕的是,灌木比预料的高得多。
这是盟军情报机构几大失误之一。正如82师的赞恩·施莱默中士所说:“没有一个人告知我们法国灌木树篱的面积如此之大。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将进入有灌木树篱的乡村,我们估计它们可能类似英国的灌木树篱,就像打狐狸的猎人跨越的小栅栏那样。”
在诺曼底,灌木树篱有六英尺或更高些,根本无法穿过。灌木树篱之间的道路都掩蔽了,这意味着德国人拥有面积相当巨大的现成的堑壕。情报机构没能掌握法国战场上这个显而易见的重要特点,令人费解。
如果滑翔机驾驶员低空进入登陆地点,就会看到隐约出现的树木,尽量升高越过它们,失速后再紧急着陆。假如他们从高空进入,就无法及时让滑翔机降落到小片田地,以避免远处的灌木树篱。82师詹姆斯·埃尔莫·琼斯中士是为滑翔机标明降落地点的导航员,用他的话说:“结果非常悲惨,从来没有比那天夜里规模更大的伤亡。那是能见到的最恐怖的事情。”
在巴特勒中尉前面,麦克·墨菲上校控制着领队滑翔机,巴特勒看到它被德军机关枪击中了几次。普拉特准将阵亡了,他是那天战役双方第一位阵亡的将级军官。墨菲撞到一丛灌木上,摔断了双腿。
82师的伦纳德·莱本森中士的滑翔机撞到树梢弹了下去,然后又撞到地面,擦过一个农舍的房角,撞进另一棵树里。“这片较小的田地上散落着我们那架滑翔机的碎片,但令人惊奇的是只有一个人受伤。”
驾驶员查尔斯·斯基德莫尔中尉在一个洪泛区安全着陆,他从水里出来,立即处于步枪火力之下。这个火力来自于一个地堡,那里有12个征募来的波兰士兵,由一名德军中士负责。斯基德莫尔运载来的士兵加入到他的行列,开始还击。交火暂停了一下,后来有一声枪响,接着是高呼声和人笑声,然后这些波兰人高举着双手出来投降——他们打死了那名德军中士。
508团的二等兵赖森莱特降落在一片庄稼地里,对面是一架滑翔机降落的田地。黑暗中,丛丛灌木赫然耸立在他面前,他几乎分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听到对面有撞来撞去的声音,就高喊了一声“闪电”!
“闪电个屁,”传来一声回答,“这些东西差点儿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正想法离开这儿呢。”赖森莱特放他们走了,他估计只有美国兵才可能对口令做出这样的反应。
502伞兵步兵团的二等兵约翰·菲茨杰拉德看着滑翔机着陆。“很远时我们就能听到飞机的声音,后来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了。接着传来一连串唰唰声,越来越强,最终达到高峰,然后是挂断树枝和树木的声音,最后是非常大的撞击声和断断续续的尖叫声。滑翔机进入着陆点非常快,一架接着一架,从各个不同的方向飞来许多飞越过田地在周围的树林里着陆,另一些撞到农舍里和石墙上。
“顿时,田野里一片混乱。飞机撞到地面,铲出巨大的土堆,装备突然被抛出去,士兵和装备包被甩得到处都是,沿着整个田野长长地撒下一片。有些滑翔机伞兵被滑翔机碎裂的胶合板刺中,我们立刻急救伤员,首先要知道谁需要帮助谁不需要。我们建起了一个临时急救所,开始把活人与死人分开的无情的程序。我看到一个人,他的腿和臀部都伸出滑翔机帆布机身外面。我想把他揪出来,但他一动也不动。我向飞机残骸里望去,看到他的上半身被一辆吉普车压着。”
有些滑翔机运载着推土机,准备用来为后续的滑翔机着陆开辟简易跑道。508伞兵步兵团的赞恩·施莱默中士回忆说:“一架滑翔机撞到树上的声音就像一下子捣毁一千个火柴盒一样,我想象出那个可怜的驾驶员在小型推土机猛然撞到他身上时的情景。”
82师滑翔机部队伤亡惨重。那天夜晚进入诺曼底的957名官兵中,25人死亡,118人受伤,14个人失踪,伤亡率16%。111辆吉普车有19辆无法开动,17门高射炮有4门不能使用。
无论何时,一支部队在开始战斗之前就有16%的伤亡,肯定有人犯了重大错误。由于隆美尔芦笋的存在,利-马洛里曾担心滑翔机运输的部队可能有70%的伤亡,但结果是钉下的那些木桩微不足道,倒是在灌木树篱上出了问题。幸存下来的那些吉普车和高射炮被证明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
凌晨4时,美军伞兵和滑翔机运输的部队已经分散得很远很远,他们穿越了科唐坦半岛,只有很少几个迷路的例外。除了范德伍尔特的505团2营外,他们都是独自一人,或是聚集成三人、五人、十人小组,最多的是三十人。他们都丢失了大装备包,装备包上的小蓝灯也多半没起作用。大多数士兵丢失了装着额外弹药的腿袋、野战无线电、机枪三脚架等诸如此类的物品。他们找回的少数的无线电或者在洪泛区被水浸湿了,或者在撞到地面时损坏了,无法使用。他们遭受了重大伤亡——由于开伞的震动,由于从太低的低空跳伞撞击地面太猛烈,由于德军的火力,由于滑翔机坠毁。
501团的卡尔·卡特利奇中尉在一个沼泽地着陆,他的连队应该吹号集合,可是号兵淹死了。他找到二等兵约翰·福迪克和二等兵史密斯,史密斯摔伤了后背不能行走。跳伞小组的其他成员也都淹死了,卡特利奇把他那个排里的十名士兵召集在一起,把史密斯背到高地,用树枝遮住。他坚持留下了带在身边的两只信鸽,一只腿上有一条消息,说该营即将全部覆灭,另一只说该营即将完成任务。史密斯要在拂晓时放飞其中的一只。
准备出发时,史密斯对卡特利奇说了最后的话:“我会发送正确的消息,我不会变成说谎的人。”
这个排离开时,一挺德军的机关枪开始扫射,迫使他们重新跳进沼泽地。卡特利奇没有无线电,他迷失了,在齐胸深的水里,他只有挨打的份儿。二等兵福迪克是“一个坚强的宾夕法尼亚矿工”,他靠拢过去在卡特利奇耳边轻声说:“你知道,中尉,我想德国人要赢得这场战争了。”
 
总结教训
 
十个星期后,当空降伞兵返回英格兰,准备着另一次可能的夜间跳伞时,82师的团长和营长们聚集在莱斯特市的格利布芒特大厦召开任务汇报会,对出现的问题做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他们首先从飞行员开始。以后,伞兵部队指挥官需要飞行员接受战斗和恶劣气候的训练。他们要求飞行员紧急减速,每个运输机兵团的飞行员都必须保证伞兵能从时速150英里的飞机上跳伞。飞行员应该知道,在布满曳光弹的天空中,逃避行动不会有任何好处,只能带来更多危害。
虽然他们没有说,但似乎非常清楚,关闭无线电的坏处超过好处。不管怎么说,德军防空人员已因领航机的出现而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假如领航员向后传送有云堆的消息,主要行列的飞行员就会有所警惕;假如他们能够通过无线电相互讲话,飞机分散的情况就不会那样严重。
只有505团的营长们说了一些好的方面,他们赞扬了T形灯标系统。3营营长爱德华·克劳斯中校说,当看到他的T字时,“我感到我已经找到了圣杯。”其他人都没有看见T字,大多数地方没有被设置,因为那些空降导航员确定不了自己是否在正确的地点。人们对尤蕾卡系统没信心。
大家普遍同意装备包必须捆在一起,再发明一个更好的照明系统。指挥官们想让每个人都携带一枚地雷,把它埋在公路上,还应该指示士兵避开公路。必须想出某种方法,每个班都带一个反坦克火箭筒。甘蒙手榴弹“令人非常满意”,每个士兵都应该发给一把四五式枪“以便一着陆立刻使用”。
关于集合方面,指挥员们认为,信号弹会很有效,但是不能太多,每营一枪,由营长携带就足够了。口哨、军号等等一直都不令人满意,部分是由于高射炮火的噪音,部分是由于在灌木树篱中,声音传不出去。因为有灌木树篱和跳伞的分散,扩大跳伞小组的方法是失败的做法。质量更好些和更多数量的无线电将会有很大帮助。士兵必须学会如何尽快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简单方法是去掉那些带扣,采用英国的速卸装置。这条建议后来实施了。
 
伞兵指挥官们提出许多应该受到批评的问题。与二等兵福迪克对卡特利奇中尉表达的担忧相反,德国人不会赢得这场战争。尽管都分散开了,伞兵部队和滑翔机部队马上就要投入战斗,而德国人仍然躲藏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