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1年7月建党之前，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杂志，它的主要撰稿人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
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办起自己的图书馆，有社会主义丛书、俄国问题丛书等47种，有不少中英文报纸、杂志。研究会有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
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把《新青年》作为自己的机关刊，还办有半公开刊物《共产党》和面向工人的《劳动界》杂志等。
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湖南举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文化书社当时经营160多种图书，发行50多种杂志，经营4种报纸，设有9个分社。
董必武和陈潭秋、恽代英在武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利群书社”，出版有内部刊物，宣传、鼓动群众。
王尽美和邓恩铭在山东参与组织“励新学会”和举办齐鲁报社、齐鲁书社，励新学会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讨论并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大家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确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就具体职业而言，绝大多数不是主编就是主笔，不是编辑就是记者，不是教书匠就是文化人，不是办研究会就是办书社。可以看出，我们党从源头起，就与文化建设有天然的内在的永久的联系。
建党初期，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地方组织很不健全，不设中央委员会，只成立三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中央局一组建就安排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要求到下年7月前必须出书20种以上。接着成立人民出版社，列出43种图书的出版任务。党的“二大”决定创办《向导》周报。陈独秀、蔡和森负责编辑工作，翟秋白、蔡和森、彭述之都先后被任命为《向导》主编，毛泽东在“三大”后也做过一段《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1924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出版部。
瑞金时期，成立有中共中央出版局，中共中央印刷局等，办有《红色中华》《红星报》等报刊，小平同志担任《红星报》主编，还有红星剧社、演艺团队等文化单位。
长征时期的湘江战役非常惨烈，主要是中央红军舍不得扔下印刷机，大量的书报刊和宣传品。
延安时期我们党和军队一度十分困难，经济难以为继，但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是下决心办报、办刊、办出版社、办新华书店、办广播电台、办演艺团体。毛泽东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战胜不了敌人的。
重庆谈判时期，《沁园春·雪》的发表更是一次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文化事件。柳亚子先生向毛泽东索要诗作，毛泽东就把自己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小村庄观雪景的填词《沁园春·雪》抄给柳亚子先生。柳亚子读后为其中的气象所震撼，称之为“千古绝唱”，甘拜下风。同时交给一家报纸发表。结果，各家报刊争相转载。一时间重庆陪都，洛阳纸贵。有人讲就是这首词，争取了国统区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甚至包括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也为之折服。
解放战争之初，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一百多人的中央纵队与胡宗南、刘戡的部队周旋，经常擦身而过，十分危险。警卫员和身边同志劝毛泽东同志把笔墨纸砚、图书报刊先甩掉，或先藏起来，轻装行军。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就是要用我的文房四宝，打垮蒋家王朝。
解放以后，毛泽东讲，我们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所谓穷，指的是经济；所谓白，指的是文化。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党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促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党在文化建设方面所走过的历程。
(来源 ：《出版发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