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出版工作是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民族出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族出版品牌活动，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活动自举办以来，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文化积累和传承价值的精品力作，反映了我国民族出版的最新成果和出版水平，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全民阅读活动、促进民族出版事业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如民文出版者和业界专家普遍感到的那样，民族出版事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他们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同时，直面发展新课题，不断探索和实践，力争使民族出版资源配置得更加合理，使广大读者分享发展成果。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90年》《藏文辞海》《农牧民科普读物丛书》……一批在第二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民族图书，于近日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农村，来到少数民族同胞手中。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族出版品牌活动，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充分发挥了优秀民族图书的社会引领作用。为总结交流优秀民族图书出版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扩大优秀民族图书的宣传示范作用，推动少数民族图书出版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民委近日在京联合召开第二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出版工作座谈会。业界人士在会上总结经验、建言献策，为繁荣民族出版谋篇布局。
精品迭出发挥引领作用
导向正确、主题鲜明、种类较全、装帧精良，是第二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7个方面：
弘扬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主题。民族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90年》、甘肃文化出版社的《各民族共创中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贡献》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艰难历程，颂扬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繁荣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传承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蒙古族风俗志》、西藏人民出版社的《萨迦格言释论》、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疆蒙药药物图谱》等，在挖掘和整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玛纳斯》、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布洛陀史诗》、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哈萨克族民间文学集成》等，收录世代相传、脍炙人口、丰富多彩的民族史诗、民间故事和民歌艺术，深受广大民族群众的喜爱。
名著翻译、原创文学满足了各民族读者的不同需求。民族出版社的《藏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四大名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奢香夫人》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对于读者了解中华文化经典、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积累与创新相结合，丰富民族文化宝库。四川民族出版社的《藏文辞海》、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维吾尔详解词典》、广西民族出版社的《古壮字字典》等辞典工具书，既注重历史文明成果的积累，又强调科学文化新知识的吸收，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侧重实用性和普及性，服务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青海民族出版社的《农牧民科普读物丛书》、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哈萨克刺绣图案手工艺品实用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和田地毯》等，普及种植、养殖、防灾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传授民族传统工艺技法，为少数民族群众生产致富、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智力支持和信息服务。
注重内容形式的广泛性，兼顾少数民族文种的覆盖面。这些优秀民族图书，从内容看，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12个类别，有人文历史的研究著作，也有文化遗产的整理成果；有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风格迥异的艺术画册；有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也有生动有趣的少儿作品。从文种看，涉及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20种少数民族文字。
民族出版进入全新阶段
“距首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活动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民族出版行业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在民族出版社社长禹宾熙看来，这些新气象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一般民族图书品种连续3年稳定在4500种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在个别民文图书的市场动销品种有所回落的情况下，全国动销品种已达1.5万余种，初步缓解了民族图书品种不足的局面。二是民文出版队伍的财政保障体制初步确立。各地基本上实行了退离休人员工资财政全额负担、在职人员按不同比例负担的保障性政策。三是民文图书的出版补贴得到不同形式的落实，各地先后实行了品种补贴、以购代补、项目资助等多种形式的出版补贴政策和办法。值得一提的是，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民文出版建立了激励引导机制。中国出版政府奖、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国家出版基金等奖项的评选及重大项目的申报，都对精品力作的翻译出版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五是“东风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产生了投资拉动性效应。“十一五”以来是民族出版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政策和保障得到根本性改善的最好时期。
禹宾熙认为，目前民族出版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面临几个重要的转变：一是图书出版由品种数量增长向质量精品转变，二是行业的发展由政府投资、采购拉动向出版要素培育转变，三是政策由外部保障性政策向内部人才队伍培养转变。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文日焕同样感到，民族出版事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他对此概括为3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遗产、文化积累的整理和挖掘成果更加丰富；二是民族文化原创作品特色鲜明、精品迭出；三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融合不断加强，多语种对照或互译作品比重加大。
有所作为直面发展课题
在谈到如何做好民族图书出版工作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指出，要加强规划，促进精品生产；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资金向优秀资源倾斜；要形成出版、传播优秀民族图书的评价体系，使推荐工作越做越好；出版单位要总结经验、发挥作用，积极宣传、拓宽渠道，把更多的优秀民族图书送到少数民族同胞手中。
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谈到，要提高对民族图书在民族文脉传承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民族文化的文脉就是保护中华文化的文脉。保护民族文化的文脉是神圣而庄严的事，也是民族出版工作者的光荣。
“民族出版必将有自己的作为！我们对此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谈及今后的发展，禹宾熙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和民族工作大局。当前要围绕中国梦的理念，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把各族人民凝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同文化旗帜下。
禹宾熙谈到，要坚持抓精品、促项目，不仅以精品力作和重大项目影响读者、引领思想文化潮流，还要通过精品力作和重大项目“出人才，出机制”。切实通过重大项目的策划，出版一批能够经久传世的精品力作；切实通过重大项目的出版，促进少数民族著译、编校、管理、策划、营销等人才的培养；切实通过重大项目的运作，形成一套科学的出版管理机制。要狠抓人才队伍建设，把人才放在各项发展要素的首位。要深化民族出版改革，不断增强自身活力和动力。“民族出版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推向市场。但这并不是说民族出版要游离于市场，更不是说民族出版只能靠政府的计划配置资源。如何发挥好‘无形之手’的作用，使民族出版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使广大读者分享发展成果，对从业者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
（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