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孤零零的一本教材,教与学难度均加大,效果不理想。围绕一种教材推出的课件、挂图、教具等教学装备和配套产品,从而形成体系化,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当下教材出版社共同的选择。其实,教材体系化建设并非新鲜事务,从民国时期开始,当时的出版商就已推出教师用书和学生练习册。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教材体系化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配套产品数量从少到多,品种越来越丰富,而且还可以根据使用地区的个性化需求生产,进行按需定制,并加入使用地区地域文化的特色内容。目前聚焦于教育数字出版,为体系化发展助力。 
  行业变化促升级转型 
  教育出版的体制机制、内容生产、传播技术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行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从过去主要依靠单一的图书出版实现自我积累,今后要向提供教育资源和服务转型,需要在产业结构、运营方式、商业模式上都进行调整;就技术手段而言,科技与内容的融合是大势所趋,过去以纸介质出版为主,今后面临数字化转型。 
  业内人士谈到,“未来教育出版机构的数字化业务不能仅仅局限在根据统一的教学大纲大规模地生产标准化的教材,或者是一个单一的品种和一种单一的服务,而应该把教学综合解决方案建立起来,建设大型的一站式服务的网络平台,实现教育内容提供商向教育服务提供商的转变”。在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不少教材出版社提出由单一内容和服务提供商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变,教材建设作为一项立体工程,教材体系化建设势必发生变化,将承载更多的内容和含义。 
  围绕教材体系化建设,出版社各出高招。品种越来越多样,个性化区域性色彩渐浓。 
  教育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军认为,教育科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后,一方面明确战略方向,不断夯实主业,以优质图书巩固“教科品牌”,另一方面也不断谋求改革创新,确立了从单一的图书出版向教育服务转型的发展思路,并通过重大项目的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数字出版的发展等使得企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不断推动着企业的转型和增长。教科社从成立之初,出版教材就不只是一本书的概念,而是按照体系来做,是一个系统工程。随着时间变化,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出版社面向多方需求,学生教师、课堂内外、纸介质多媒体、网络,根据不同需求提供不同产品。比如挂图,尺寸有大有小,后来还推出了有声电子挂图。也为教师提供PPT上课素材等。 
  再如小学《科学》教材,在研发教材同时,还分别研发了学生和教师操作工具等配套产品。在体系外围部分,教科社更显优势,如考卷、教参、挂图、复习指导等。此外围绕一个学科建立教师读物,如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提升教学指导水平。在教育学术出版方面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课程建设和学术研讨等出版物也受到社会关注。教科社所有教材出版均有课题支撑。专家、教研员、老师、校长、学术顾问等共同承担,多种人才参与,这也是体系的一种表现。 
  正如业内人士谈到的,教材体系化演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过去做一本一本的教材变成为教育或者为社会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一种全方位立体化资源。另一方面,在服务上加强,由内容提供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变。 
  着力教育数字出版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目标任务,各地都在探索实践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的新方向、新领域。从各地教育部门2013年教育工作要点可以发现,均在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政府和国家大力推进信息化,社会、学生、教师、家长对数字化教育认识不断提高,认可度也不断加强。教育设施包括宽带网络、网速也在不断提升,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这种情况下对学生的学习模式、教师的教学模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数字出版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出版业外的企业参与进来,包括技术、渠道、终端,甚至还有一些企业通过资本参与数字出版,对数字出版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出版社根据发展新动向,围绕数字化做文章,将教材体系化建设着力点放在了教育数字出版,推出了电子书包、点读笔等数字产品和在线教育等网络服务。 
  河北教育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刘贵廷认为教师学生家长有需求,配套产品要及时跟上,该社把纸质教材、多媒体课件及数学软件的应用作为核心体系,几年前就开始介入数字产品,推出了点读笔、课件、冀版数字课堂等。江苏教育出版社推进数字化进程,正打造幼儿教育信息化综合平台和基础教育数字化题库。教科社今后也将更多关注网络、移动互联网发展,关注各种“屏”,满足不同需求,正尝试将过去直接提供给老师、班主任的教务内容直接放到平板电脑上,多手段多媒体推进教学。 
  作为我国基础教育出版行业的龙头和我国中小学教材和教育图书的建设基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体系化路径颇具代表性。该社一直在构建全方位、多样化、系列化、立体化的出版格局。陆续推出了人教数字校园、人教e学(数字教辅)、人教点读笔、人教电子书包等数字产品,以及建立人教网、教师网络培训和服务平台等在线学习和服务网络。人教社将自身的数字出版任务大致分为基础建设、核心工程、重点项目三类,由浅入深。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即ERP的更新升级、积极搭建全社统一的内容资源管理平台、数字资源库建设推进等基础建设的夯实,接下来就是产品设计与市场部署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不同的读者受众、不同的产品类型,设计了教师系列、学生系列、电子书包系列、拓展系列、移动学习系列等多个产品体系。仅人教数字校园至2013年9月30日,完成销售近3500万元,涵盖学校3000多所。 
  而成立专门公司进行运作,教育数字出版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也令教材体系化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2013年上半年,人教社成立了专业、专注、专职的数字公司——人教云汉数媒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以服务教育信息化为导向,以研发人教电子书包和建设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为重点,推出适合教学需要和市场需求的优质数字产品,实现人教版基础教育教材和教学资源的立体化、数字化和现代化,基本形成了集资源建设、产品研发、技术运维、市场拓展和实验服务等为一体的有效运营机制,2013年实现收入超过2000万元。人教社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整体收入,2013年也超过4000万元。2014年将全方位开发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字教材。 
  适应市场需求是根本 
  出版社针对教材体系化建设一直在努力,日臻完善,但还需挖掘市场空间,探索盈利模式。正如业内人士认为的,教材体系化建设的研发源于教学需求,根据教学和教材的调整而变化,以技术支持教材理念的实现。教材体系化建设归根结底,都要和中国教育信息化推进的实际需求和一线广大老师、学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适应市场才能落地。 
  在新形势下,教材体系化建设也面临一些新的难题。如人才匮乏,熟悉出版、懂技术又了解教育的人才不多。再如大多数出版社还没有真正地形成教育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机制还没有形成,包括内容提供商、技术商、平台商、电信运营商以及终端,如何更好地在这条生产链上进行合作并进行合理分配都没有形成。另外数字化使版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还有配套政策问题等等。 
  从人才的储备,到相关领域的研究,再到实践中的后续培训和服务,没有周到细致的规划,没有清醒独到的认识,很难长久发展。教材出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出版社必须有立体的全方位审视。 
(来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地方两会把脉文化产业发展动向
 截至日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会都已结束,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在2014年各地政府工作规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内容广泛分布在关于“现代服务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与“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等不同的章节中,不同的省市略有差异。有的省市甚至将文化的发展单独列为一章,可见其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 
  2014年是文化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各省市文化发展的主旋律紧扣“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两个主题,在已经发布的29份报告中全部涉及。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等内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启动十余年来始终致力推动的,在今年各省市报告中,国有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多次被单独提及,说明其任务的紧迫性。而“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出于十七届六中全会,“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与“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这两个命题来自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主要涉及文化企业经营方式、政府管理手段、所有制形式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也将是各省市今年文化工作的重点之一。 
  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各项工程,前者包括“三馆一站一室”(区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等,后者包括文化惠民工程(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和电视进万家工程等)和主要针对偏远地区的西新工程、东风工程及户户通工程等。 
  自十六大启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历年文化改革与建设的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其子项“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也被各省报告普遍提及,是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概念的深化与拓展,同时也反映了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对“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其中,标准化意味着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服务那样,明确政府提供文化服务的责任;均等化就是要统筹服务设施与资源配置,推动文化惠民项目,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有专家指出,是否要通过立法手段保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仍然值得关注。同时,地理结构复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市,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更加强调“文化惠民工程”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尤其是新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是各省市报告论述的重点,特别是文化产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重庆及陕西等地区的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着墨较多。如北京根据自身的建设规划,提出“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抓好核心演艺区、文化保税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等重点项目,促进新兴业态发展。”上海提出“促进文化与金融、科技、教育、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服务功能,推进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推动网络视听、动漫游戏、数字出版、时尚创意等产业加快发展”等。各省市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手段还是利用本地区的各种产业园区、基地等来带动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及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与联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及地方出台多项政策以及建立各种文创基金引导、鼓励文化创新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奖励、补贴、税收优惠及授信等方式。一系列现象表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专项资金、文创基金及财税优惠政策等仍在延续,力度甚至在加大。可以预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仍然是各省市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呈现鲜明地域特点。“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的宣传”、网络舆论环境的净化、鼓励文化精品的创作等主题,也频繁出现在各省市的报告中。这也是从文化强国的大局出发,对思想宣传领域工作的部署,是对十八大报告关于文化发展要求的积极反馈。由于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文化特点及资源禀赋不同,因此一些省市发展规划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及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报告中重点,如西藏、广西、青海、内蒙古等,山西与河南等文化底蕴丰厚的省份也有类似的规划设计。其内容主要是结合旅游、文化、金融与生态等,打造“现代服务业”。 

(来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