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为出版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出版业改革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破解这些难点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编委、理事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本刊编委会主任张伯海在发言中说，旧的机遇已然消逝，新的机遇接踵而至，我们正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涅槃状态，在新的工作中，要敢于结束，敢于开始，要调动我们的全部热情、全部神经，来感应、捕捉和把握我们身边影影绰绰出现的未来。
郝振省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辞。他说，在各位编委、理事的关爱和支持下，在杂志社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出版发行研究》在业界始终保持着“双核心”期刊的地位，无论在科研、教学领域，还是出版行业中都得到了广泛认可。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刊物质量，打造刊物品牌，提升刊物形象，把这块“业界高地”培育、发展好。
围绕本次会议的议题，与会编委、理事就出版过剩、出版改革、出版转型、出版数字化以及全民阅读、创新意识、版权保护、个性化出版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出版过剩”：真实VS谎言
2013年10月，德国《世界报》刊发文章《图书危机——中国出版社直接生产“废品”》，认为由于数量惊人的出版物常常直接变成“废品”，中国因此成为库存图书最多的“世界冠军”，并断言“中国的出版业正在经历冰冷的冬天”。那么，中国出版业是否存在“出版过剩”问题？与会编委、理事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多数编委、理事认为，对于“出版过剩”的观点不能简单看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沈元勤认为“只考虑图书的品种是不全面的，应该以出版物销售的产值和印张来考虑出版物是否过剩”，“规模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还应该以选题的知识创新的量、多媒体和全媒体出版来衡量”。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王俊国认为，尽管“不能简单地说41万种就是过剩”，但确实存在“库存过大，库存结构不合理”的情况。金盾出版社社长张延扬认为，所谓“过剩”，其实是相对过剩，图书品种增加有其历史必然性，读者阅读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决定了品种必须不断增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也指出，对“出版过剩”的说法，“要进行辩证分析，否则可能会使我们误判形势”。
不过，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对当前出版内容创新能力不足，重复、低质出版问题表示了很大担忧。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认为，库存积压的不是品种，而是总册数、总码洋，意味着品种丰富了，但市场的实现能力退化了，说明品种的创新能力有问题。贺耀敏也认为，从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角度来看，内容创新严重不足，这已经是制约文化改革最重要的因素。
法律出版社社长黄闽从出版产品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在面临的出版困境，有很大一个问题，是作者环节出了问题，表现为创新能力不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刘德顺认为，“出版过剩”问题迫使出版界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传统出版和互联网、电视等文化消费的竞争，如何加大精品力作出版力度，编辑生产与服务营销个人需求多样化等。
如何化解“出版过剩”的问题，大多数人不赞成用行政手段去引导和处理，而主张通过市场方式自行解决。聂震宁指出，“包括书号问题、结构性问题在内的这些问题，还是要用市场经济规律来对待”。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明确表示不赞成顶层设计，他认为造成过剩问题的关键是图书结构不合理，“必然要靠市场这只手来调节”。星球地图出版社社长姚杰强调，应对“出版过剩”问题，政府的工作主要着力在两点，一是鼓励精品创作，改善创作环境，二是从国家层面倡导阅读，影响大众的读书观念，通过舆论导向，潜移默化引导读者的消费欲望。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经理孙伟提出，除了政府的引领作用，出版社也要从单品种考核、利润考核、控制成本、合理印数等方面做出努力，全面提升质量。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人民邮电出版社社长季仲华表示，人民邮电出版社今年已经明确做出不增长品种的决定，希望在实践中摸索提高质量、集约化经营的发展之路。
改革：政府VS市场
随着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这一话题热度依然不减，自然也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贺耀敏认为，出版企业自身需要变革，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改革更多地期待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那么政府的力量之后就是市场的力量。他说“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出版业和出版企业发展好不好，自身的作用极大，就是因为自身发展，才会感觉遇到某种制度性障碍，靠政府就是多拿一点项目和钱，靠市场就是股份制改造和产品能否得到市场赞誉，但是这些都要落实到自身有没有创新的思路上。”
聂震宁认为，现在出版企业都在呼唤制度，但是制度如果不适合行业发展需求，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影响了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的目标实现，那么制度与其有，不如没有。比如书号问题，现在基本上处于放开的状态，通过书号来控制品种量已经没有意义了，而创作队伍的扩大也必然带来品种的增加，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市场实现，关键是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改革过程中难免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很多与会代表都深有体会。沈元勤指出“我们还是在原来的三项制度改革里动脑筋，但是怎么激发活力，步子迈得还不够。老国企类型的出版企业存在的问题很难有突破性创新。”黄闽也表示，“中国独特的出版环境、出版机制，决定了我们遇到的困难的艰巨性。要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个调适过程会很长。出版社作为市场主体，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真正成熟起来，“亚健康”状态会长期保持。”
提到改革，不能忽略在中国出版业中很特殊的一个群体——大学出版社，其目前也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王明舟对此深感忧虑，他指出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从内部体制机制上看确实有了一些变化，但其远远没有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虽然有些大学出版社发展得很好，但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扰，所以接下来大学出版社整体上看会是很困难的。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社长王凤廷也表示，完成转制后，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薪酬体系还是和学校的考核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化的道路走起来很难。大学社虽然有背靠学校资源的优势，但现在各种资源越来越市场化，如本校专家、教授可能选择该领域更有声望的出版社去出书，而通过行政指令并不能有效调节。
季仲华和大家分享了去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和电子工业出版社组建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制度性障碍，他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出版业要走上产业化道路，下游企业必须做大做强才能实现，所以也希望在今后深化改革过程中，有关部门能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此外，一些编委、理事对混合所有制、公司制改制等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发展：转制VS转型
与会编委、理事一致认为，出版业面临着变革，转企改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出版社要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尚需多方面的突破。大家也认为，出版转型比转制难度更大。因为转制毕竟是在国家大的改革政策框架的支撑下进行的，多少还有可依靠的地方；而转型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需要自己去思考定位。除了靠自身基本条件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转型要围绕出版企业的特点，这个过程又涉及政策、人才、资源、资本等制约因素。
孙文科指出，在出版单位转制和转型中，要高度注重出版人才培养问题，发挥出版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要加强出版质量和出版诚信体系建设。
沈元勤认为，出版转型一方面是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是服务方式的转化。近两年同行业有民营网站上百家，有的发展不错，但感觉后续乏力，希望和出版社开展合作。它们的服务方式主要是以内容为前提的培训、机构服务等，其中有一些好的经验可以作为运作参考。黄闽表示，出版转型的通常做法主要是资源整合、流程再造和赢利模式再探讨。贺耀敏指出，近年来，出版业从资本运作成为热点，到现在平台逐渐成为新的热点，对此要给予高度关注。未来谁掌握了平台，谁就掌握了这个领域的主动权。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当资本强势介入的时候，市场和品牌重要性增强；当进行平台建设的时候，服务和体验成为热门词汇。关注服务对象，让更多的读者进入我们这个行业，行业才能壮大。中国青年出版社原社长胡守文则认为，应当慎提转型。因为转型目前既没有标准，也没有步骤、方法。在转型过程中，谁都可以宣布自己转型成功。他提出一个数字化转型的判断依据——当整个出版行业有了足够大的出版数据库，可以运用它来自如地生产多媒体和全媒体产品，它才具有了商业价值，这才叫转型成功。
数字化：思考VS行动
数字出版赢利模式仍然是令出版社感到迷茫和阻碍数字化进展的首要问题，大家就如何破解“不搞数字出版是等死，搞数字出版是找死”的魔咒献计献策。
季仲华从信息化的视角，提出走数字化出版道路要同时关注产品的数字化和生产过程的信息化。他认为，编辑生产过程，要从封闭走向开放，把编辑、作者、读者三者融合在一起，要思考如何围绕读者来建立网络环境下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内部的运营管理水平需要提升。比如，编辑不坐在办公室里办公，现在的网络技术完全可以支撑，但系统管理还跟不上。
胡守文从大数据视角切入，对当前出版业发展提出建议：一是解决思维、思路的问题，要找准传统出版人的思维定势与出版转型之间的矛盾，进行一场思想动员；二是解决出版产业与工具革命的衔接，通过选题工具生成软件，从大数据中挖掘核心词和关联词，从偶然性中找必然性；三是处理好纸媒的经验与全媒体生产技能的矛盾和关联；四是提高新媒体条件下销售环节的编辑含量认知；五是正确区分知识型出版与智慧型出版、智能化出版的区别和关联；六是寻找传统出版革命化改造的关键因素。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胡红亮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生活化普及，不仅大众阅读方式发生变化，而且还引起了思维方式的改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进行了一些新形态出版的尝试，以医学为突破口，从医师诊疗方面入手，与其他平台合作，做了一些产品。这是一条有希望的路子，但要想在这个领域建立核心竞争力，也面临着人才等方面的挑战。
张延扬建议，出版企业可以拓宽平台，开展多种经营。以金盾社为例，先依托杂志建立网站，注册网络电视台，并取得网络视频和广电节目制作许可双证，仅此一项，一年利润上千万。他还谈到，过去出版社的内容资源不敢交给运营商，现在观念发生了变化。如金盾社的一本长销书《新婚夫妇必读》，在手机阅读上呈现为100个问答题目的形式，不光受读者欢迎，甚至还带动了实体书销售。
（来源 ：中国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