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出版资源 章鱼模式 灰色文献
近年来，随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出版资源争夺的日趋激烈，一些出版企业转换思路，将分支机构开设到三四线城市以争夺资源和发展空间。如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徐州、苏州、南通等城市成立出版中心，南方日报出版社在佛山和肇庆成立出版中心，中州古籍出版社先后在洛阳与新乡设立办事处……据《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不完全统计，自2006年以来已经有30多家出版社在地级市建立了分支机构。此种在稳固主体的基础上延伸分支的做法被形象地称为“章鱼模式”。“章鱼模式”契合了大众出版向小众出版转变的趋势，其出现为中小型出版社的扩张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途径。本文试以山东省烟台市为例，具体探讨“章鱼模式”在出版业中的实际应用问题，如三四线城市出版资源开发的意义、出版资源开发的内容以及出版资源开发的注意事项等。
一、三四线城市出版资源开发的意义
1. 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虽然在出版物市场上每年都有一些品种为整个图书市场增添亮色，但是个别品种畅销不足以抵消大部分图书的销售疲软，传统出版业增长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按照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的“蓝海战略”理论，传统出版领域已属于不折不扣的“红海”：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出版企业只能通过高版税来竞争优质稿源，通过广告投入的增加来提升销售业绩，由此导致整个出版成本不断升高，运营风险增大；另一方面，产业内部创新不足致使出版同质化的现象愈发明显，消费者剩余逐渐萎缩甚至消失，出版企业利润率下降。在此背景下，超越现有竞争边界，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空间成为整个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三四线城市没有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那样丰富的出版资源，但是每个城市都有特色可以挖掘，加之城市数量众多（截至2013年3月，我国地级市共计286个），其整体市场规模及开发价值都不可小觑。以最早运用“章鱼模式”的江苏科技出版社为例，其8个出版中心曾创下5年销售过亿的骄人业绩，这样的表现也从侧面印证了三四线城市出版市场的巨大空间与价值。
2. 有利于地方文化传承与保护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形象，目前一二线城市在城市建设中自觉进行城市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其中以上海最为典型，2011年之前仅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题材”图书就达400余种，内容涉及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科技、教育、历史、艺术等各个方面。而对于大多数三四线城市而言，情况则不容乐观。仅以地方文献保护为例，由于其零星收藏于各地图书馆或个人手中，加之保护意识欠缺，散失的风险时刻存在。如东莞地区，据清末探花陈伯陶记载，至清代同治年间，东莞人的著作有889种，共28433卷。但是到了2010年前后仅存有99种，626卷。不过，随着近年来城市化建设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文城市”理念被地方主政者逐渐接受，许多三四线城市也开始关注地方文献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如温州、洛阳、无锡、扬州、东莞等地政府都相继出台了各种扶持政策和措施，组织人员编纂出版各类地方文献丛书，以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加强城市形象宣传。
二、三四线城市出版资源开发的内容
出版资源是出版产品形成过程中可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才、信息和物质资源。人才资源主要是出版者队伍和作者队伍，信息资源主要是社会文化积累、选题信息以及市场需求信息，物质资源则是指生产各类出版物所需的物质材料及有形资产。由于出版资源范围极广，本文不能一一涉及，仅选择几种类型的选题资源来进行论述。
1. 地方文献
正如有学者所言，真正让一个城市走进历史文化长河的，不会是厂房，也不会是经济数据，而是在文化方面留下的文献资料。地方文献的编纂出版有助于深化和提升地方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品位。正因如此，近年来地方文献的编辑出版在一些地方蔚然成风。如浙江温州，当地政府于2001年7月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系统抢救整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温州地方文献，并从2002年起将丛书整理出版任务列入市委市政府年度重要工作责任制考核范围。到2007年，“温州文献丛书”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四辑40部48册。再如河南洛阳，由市委书记连维良任策划、市长及常务副市长任总纂的《洛阳地方文献大典》大型数据库于2009年由中国大恒电子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除此之外，无锡、扬州等地级市亦组织相关人力物力，编辑出版各地地方文献丛书，如无锡有《无锡文库》，扬州有《扬州地方文献丛刊》及《扬州文库》等。今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特别指出我国未来城镇化建设要注重人文与特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将推动地方政府注重地方文化的保护与挖掘，为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创造了良好氛围。
2. 灰色文献
所谓灰色文献（Grey Literature），是指那些非秘密的、不作为正常商业性出版物发售的、通过目前常规渠道难以获取的文献。它具有出版灵活、流通面窄、内容丰富等特点。一般而言，灰色文献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1）地方政府的行政、科技和社会调查报告等；（2）地方科研单位的内部杂志和有关科研项目的可行性报告；（3）地方高校的内部刊物、内部讲义、学位论文和专家学者的手稿；（4）地方会议及各种会议资料。在符合相关出版法规的基础上，将一些灰色文献由“灰”转“白”，这对许多出版社而言意味着出版机遇。
从早期运用“章鱼模式”的出版社的实践情况看，三四线城市出版资源开发最常见也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教材及各种会议文集的出版。以往出版社在教材出版上多着眼于知名高校（如“985”“211” 院校）的相关资源，对于地方普通高校的出版需求很少去主动满足，笔者以为这种状况在未来应该有所改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许多地方高校为提升科研水平，推行学科建设规划，不仅将教材与著（译）作出版作为考核指标，同时对相关教材与著（译）作出版进行大力资助。仅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2009—2011年3年间学校投入了3000万元用于学科建设，上述经费中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学科教材、专（译）著的出版资助。正是在学校的有力支持下，3年间各个学科共出版教材58部，专（译）著108部。如果将烟台地区5所地方本科院校（烟台大学、鲁东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烟台分校、山东工商学院、滨州医学院）的情况综合考虑，那么烟台地区高校教材及专（译）著出版市场的规模就更为可观。
三、三四线城市出版资源开发的注意事项
1. 营造利益共享空间，争取地方政府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于城市形象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地方政府欢迎正规出版社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同时也愿意给予相应支持。据凤凰出版社副社长倪培翔回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当时在地级市建分支机构的想法是时任集团董事长谭跃提出来的，谭跃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了解地方的需求，地级市有报纸、电台、电视台，但没有出版社，地方希望有这个门类。他出任集团董事长后，地方宣传部门找他商量，集团也希望发掘地方的文化出版资源，这样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凤凰出版社先后在省内的无锡、徐州、张家港、泰州、常州成立了5家文化公司，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则陆续在南京本部之外成立了徐州、苏州、南通等数个出版中心。当然，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各级政府严控“三公”经费，政府出资的出版项目势必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出版社各地级市分支机构的业绩。
2. 以“四馆”和高校为基础，充分挖掘出版机遇
在三四线城市出版资源的开发中，“四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和高校无疑是最重要的合作单位。以烟台市为例，仅烟台市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就有7437部56830册，藏量在全省名列前茅，许多藏品属于珍稀品种，出版后市场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十分明显。如2014年该馆发现的明代崇祯六年（1633）傅昌辰“版筑居”刻本《汇辑舆图备考全书》，由于该书未经篡改，保存了原作风貌，被发现后很快便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而且，按照山东省政府对山东省事业单位改革的规划，省内省级、市级、县级“四馆”的法人自主权将分别于2014、2015、2016年完成，2020年时完全建成“四馆”的现代理事会制度。到时，“四馆”也将与文化主管部门脱钩，靠自身找钱、找人，实现自我运行。在生存压力下，“四馆”努力挖掘内部文化资源，加强同出版社的合作是可以预期的。另外，市内各大高校亦是可观的出版资源。烟台市拥有6所驻烟本科院校（烟台大学、鲁东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烟台分校、山东工商学院、滨州医学院、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和4所市属职业院校，师生总数近10万人，教材出版和学术著作出版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从全国情况来看，先前在三四线城市试水“章鱼模式”的出版社也多是采取与该城市图书馆、电视台、报社或高校合作的模式，如中州古籍出版社新乡办事处就设在新乡市图书馆，苏州大学出版社设立常熟理工学院出版中心，化学工业出版社成立了青岛科技大学编辑部等等。
3. 借力民间力量，充实出版资金
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不但应该积极申请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时还可借助民间人士的力量。例如《海南地方志丛刊》编纂出版时，除得到海南省政府拨款外，还得到琼籍华侨华人社团和人士以及省内知名企业的资助。在广东东莞，地方文献《莞水丛书》的编纂出版就是由东莞市某农民企业家出资300余万元完成的，该套丛书每本投入3万多元，印刷700多册，共出版了近10本。
四、结 语
近年来，数字出版受到业界与学界的广泛热议，但从现实情况看，试水数字出版者多，但找到成功赢利模式者少，“这与我国出版社个体规模尚不足以支撑数字出版所需要的海量内容资源大有关系”。笔者以为，对许多中小型出版企业而言，与其思考如何数字化的问题，还不如多想想如何开拓最擅长的传统出版业务，出版产业中不止数字出版一片“蓝海”。
（来源 ：中国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