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翻译人才 中国文学 走出去 汉学家 培养机制
目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尚处于边缘位置、弱势地位。弘扬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学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译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彻底跨越“走出去”中的语言障碍，关键点就是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打造出一批批优秀的文学翻译人才。
一、“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视野中可资借鉴的例子
1. 以莫言诺奖中的翻译因素为例说起
2012年10月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打破中国籍作家诺奖为零的纪录，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胜利。莫言获奖固然在于高超的写作水平，另外，译者在其中的地位也不可低估。在中国当代小说中，莫言的作品已被译成20 多种文字，是被译介到国外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瑞典译者陈安娜把《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翻译成了瑞典语；被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的葛浩文将莫言的10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国家读者；法国汉学家杜特莱夫妇等也都译介了莫言的作品。这些翻译成果在帮助莫言走向诺奖殿堂中功不可没。可以说，莫言小说在国外被大量翻译是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瑞典文学院评选的依据是莫言作品的翻译文本。没有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不能直接进入诺奖评审的视野。如果没有葛浩文、陈安娜的优秀翻译，莫言的获奖可能会被延宕多年，也可能他一生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因此，“外籍翻译家将莫言带入诺奖殿堂”。
莫言曾高度评价葛浩文的翻译：“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 葛浩文、 陈安娜等译者的译作不逊于莫言的原作。可见，莫言小说的译者不仅再现了原作，而且优化了原作。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优秀译者成就了莫言。莫言能获诺奖除了他的创作风貌更易于为世界接受外，好的外文翻译功不可没。早在2004年，当被问及中国作家为何拿不下“诺贝尔文学奖”时，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就坦言，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但好的翻译太少了。直至2012年，马悦然还说：“中国文学需要更好的翻译。”可见，中国的优秀作家和其优秀作品需要大量的优秀译者。
2. 霍克斯版《石头记》翻译上的归化策略
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在《红楼梦》的外文版本中独树一帜。霍克斯译本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在英语读者眼里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值得欣赏，值得玩味，令人读了还想再读，正如曹雪芹原著在中国读者眼里一样”。一般而论，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水平颇高，一直受国内译界推崇，但实际上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的是霍克斯的英译本。
霍克斯翻译《红楼梦》的目的是出于个人对《红楼梦》的热爱，希望通过《红楼梦》的翻译让目的语读者体会其中的意蕴与美感。霍克思在译本的“介绍”中说：“我所坚持的一个翻译原则是：翻译一切，甚至是双关语。……如果我能把这部中国小说所给予我的快乐中的一部分传递给读者的话，我就没有枉活一世。”考虑到中西读者文化背景、接受环境的巨大差异，霍克斯倾向于将含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进行改写，使其适应英语文化的习惯。他翻译时以西方读者的审美接受为导向，以目标语文学规范为旨归，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对读者期待视野的迎合。霍克斯译本多采用归化策略，对许多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注重译文的地道自然、优雅与美感，在语言、艺术的再创造上更见功力，虽有时不能传达出原作的文化内涵，但更容易唤起西方读者的审美联想。
二、现阶段对优秀译者类型的选择
译作说到底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原作，它是译者再创造的结果。与原作相比，译者创造后的译作质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弱化了原作的艺术价值，二是忠实再现了原作的艺术价值，三是美化了原作的艺术价值。在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的是后两种译作，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种译作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优秀译者的概念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需要既能对原作美化、顺化，又能让读者读之、乐之的优秀译者。
1. 优秀译者类型及应具备特点
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需要的优秀译者既不是纯粹的中国译者，也不是纯粹的西方译者，而是具有“中西结合”秉性与底蕴的优秀译者类型。
译作的好坏将直接决定原作是否将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中获得持续的生命。优秀的译者要有出色的双语驾驭能力，并能巧妙地使用翻译技巧来恰当处理文学作品中涉及文化的种种问题。“优秀的翻译家不仅能忠实地传达原著的意思，还能使原作在美学形式上增色，而相比之下，拙劣的译者甚至会使本来很好的作品在目标语中变得黯然失色。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和翻译史上举不胜举”。优秀的译者既要努力再现原作的特色，又要进行适当的创造，从而提升原作的语言水平、艺术水平。苏童说：“一个优秀的译者，应该可以以母语的色彩，替原作的缺陷化妆。”
一般而言，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状况来进行创造。中西方的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西方读者需要太多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做到像中国读者一样欣赏中国作品。译入语的文化系统、西方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读者接受度、赞助人等因素会对译本的接受程度造成影响。在翻译时，译者首先会考虑打破目标语文化中翻译规范的制约，有意识地进行适应、变通选择。优秀译者应该比较透彻地了解西方的文化系统，明白目标语国家的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等，应知道怎么去对源语文本进行调试，以便让其适应目标语系统，从而使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优秀译者要清楚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出版和接受实情，从而在翻译中进行适当变通，让译本适应异国环境，使之在异质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
翻译活动具有某种阶段性和历史性，翻译策略的选用具有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要视目的而定。当翻译处于整个文学系统中心位置时，它会更多地引介源语中创新的语言特征、语法体系和文学表达手法；当翻译处于文学系统边缘位置时，译文更倾向于采用目标语原创语言的规范。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顺应翻译的这一特征，以便适应目标语的语言与文化环境。
2. 优秀汉学家译者应具备的特点
优秀汉学家译者精通两国的语言，能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来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葛浩文认为：“自己的母语掌握得好才算是翻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语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霍克斯的语言造诣极深。“霍氏英文造诣之佳，今天的英国人中，百无一人，在美国人中，更是千中无一”。葛浩文、霍克斯等优秀汉学家译者中英文都出类拔萃，而且具有非凡的创造力。
汉学家译者更注重读者接受。葛浩文指出：“我认为一个做翻译的，责任可大了，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中国人翻译中国作品给外国人阅读，难免因为文化和审美的差异而无法达到视线的融合，译作的生命力也会相应地受到影响。汉学家译者模式可以发挥出熟知目标语文化的优势，能顺应读者的审美期待，从而使译作具有可接受性。葛浩文、霍克斯有时去“叛逆”的目的是为了顺应英美人的接受习惯。如果文学译文引起读者反感或文化碰撞的话，那么，再忠实的译文都可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霍克斯以读者的全局眼光来对原文进行调适和变通，是为了达到让读者接受、乐读的目的。“中国文学走出去”要侧重译作的可读性与读者的可接受性。“如果单从忠实的角度看，这并不能算好的译文，但这种方式下的译文更具接受国的文学表现色彩，使西方读者更易接受。从读者的接受角度，读者对莫言作品的喜爱证明了译本的成功”。
中西文化差距甚大，而且西方文化对中方文化的偏见仍然存在。优秀汉学家对本国意识形态、文化环境与接受实情有深入的了解，翻译创作时会照顾到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与审美取向，妥善处理翻译中语言、文化等各种问题，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有助于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系统。
在目前全球文化多元系统之中，中国文学要想摆脱边缘地位就要首选运用母语翻译的外国译者。霍克斯、葛浩文的翻译有时会对原文叙事做一些改动，目的正是为了顺应目标语的诗学系统与文化接受环境，更具有接受国的文学表现色彩，这些翻译理念与技巧证明了当前形势下美化、顺化翻译方法的成功。
三、“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与策略
鉴于译者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不仅要注重研究合适的译者类型，更要注重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
1. 奖励机制下的汉学家翻译
将本国作家的作品译成外文，当下更多成功的案例还是汉学家。优秀汉学家译者的作品更加符合西方审美习惯，更能把握语言的细微变化和整体审美感。
优秀汉学家译者可以以外国译者之长补中国译者之短。语言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非土生土长的人难以短期内对其透彻掌握。而在现阶段，优秀汉学家译者能更好地担当起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使命。这样的模式更有针对性，更易于出成果、见效益。“既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又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同时还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文学翻译，并善于沟通国际出版机构与新闻媒体及学术研究界的西方汉学家群体，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理想的译者模式选择”。
现阶段，优秀汉学家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先锋力量。为了鼓励外国译者翻译我国作家的作品，可以设立一些重要语种的翻译奖来奖励外国翻译家。奖励会激发外国译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会让他们更热心地来译介中国文学作品，这对于推广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我国现在已建立专项资金，用来奖励翻译中国作品的外国译者，这样做很有必要，还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奖励力度，每年重奖外国翻译家翻译的优秀中国作品”。中华学术外译专项国家社科基金就是一个例子。其实，现阶段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设立专项基金奖励翻译中国作品的外国译者。
2. 汉学家与中国译者相结合的模式
海外汉学家固然熟悉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但是毕竟对中国的语言与文化掌握得不那么透彻，因此“仅依靠汉学家也不行，名气再大的汉学家在语言理解上也会出现问题，因而需要中国学者提供研究资料作为参考。可以说，真正好的翻译是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产物”。
要提倡汉学家与中国译者相结合的模式。文学翻译中常见的问题是：外国译者不熟悉中国文化的深奥与微妙之处，有时难免出现误解与误译的情况；而另一方面，中国译者又因外文不到位，译法生硬，词不达意，使得译文缺乏可读性与接受性。汉学家与中国译者相结合的模式正好实现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汉学家葛浩文和中国太太林丽君的组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对莫言获奖起了重要作用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是一位汉学家，她是马悦然的学生，她丈夫万之是一位通外文的中国诗人。汉学家与中国译者相结合的模式并非只是提倡夫妻档，而是倡导两种不同母语的译者进行互补合作的翻译。
3. 优秀中国译者的长期培养
在现阶段，汉学家译者类型与中外译者合作类型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想让中国文学最终完整而纯粹地走出去，中国译者必然是责无旁贷的中坚力量。中国培养自己的优秀译者会耗时耗力、短期内见效慢。不过，这就更要注重本国优秀译者的培养策略。首先要营造高端翻译人才的成长氛围，建立起有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良好生态环境。要大幅度提升翻译家的社会地位与待遇；要大力开展良性的翻译评论，健全翻译评价体系，奖励优秀翻译佳作。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制定职业翻译家资质考核及合法经营的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译外人才队伍。要把翻译人才培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政府从作品翻译数量、品种、人员培训到作品发行等环节制定一系列总体规划。要深化译者培养模式，加强本国译者与外国读者的交流。另外，把优秀的中国年轻译者放在海外国家进行培养，与外国签订翻译人才培养合同，让中国译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差异，了解接受国的接受习惯与接受环境等，也是培养策略之一。
优秀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个渐进而长期的过程。最终让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的译者必然更多的是本国的优秀译者。中国不能总是指望外国译者来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本国译者尚需做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任重道远。
（来源 ：中国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