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类书稿 编辑加工 审读技巧 知识性 政治性
审稿是最能体现编辑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编辑工作的关键，也是决定书稿质量的基础。在社科类图书中，历史类图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对于历史类图书的审读必须慎而又慎。上海人民出版社在长期的发展中，出版了《中国通史》《中华文化通志》《香港全记录》等一系列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图书，在历史类图书的审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仅从自己的工作体会出发，谈谈在这类书稿的审读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知识性差错
在近年的历史类书稿中，除一般排校差错外，还出现了不少知识性差错，这不仅影响了出版界的声誉，也误导了广大读者。如某稿将“地方豪右”(汉代专指豪门大族)错改成“地方豪绅”，将“虞候”(一种小官)错改为“虞侯”等，贻笑大方。而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特有的制度，如官制、典章制度、税制等，在书稿中稍不留意就很容易出现差错，笔者发现，这类问题主要出现在时间、地点、人物、称谓等细微之处。
（一）关公战秦琼——时间或地点错置
在书稿中很容易出现时间差错，尤其是以年号纪年法①为主，辅以公历纪年法的书稿，不过这类差错较好核实，常见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的附录即有《我国历代纪元表》。但另一类时间差错则相对隐蔽。如周恩来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而某稿中说1月7日澳门总督对周恩来逝世发出唁函。某稿说某年何香凝老人如何如何，但当时何不过42岁左右，称不上“老人”。某稿称“中国废除了1948—1971年由台湾政府签署的23个公约”，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公约说成是由台湾当局(“台湾政府”应为台湾当局)签订，这样就把后来的台湾当局与当时代表中国的旧中国中央政府相混淆。某稿称“1942年1月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应译为《联合国家宣言》，因为联合国1945年才成立。某稿讲“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应改为“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是宣告统一。
地点错置也是书稿中常见的。如某稿讲“宋庆龄是海南文昌人”，应该为广东文昌人（今属海南）；某稿讲到“日本和韩国(1841年)”，此处“韩国”似应改译为朝鲜，中国史书上当时称“朝鲜”，不称韩国。因为历史原因，名称有变化的地名或与常规不一致的地名尤其容易出错，比如今四川省彭水县的黔州，1912年隶属四川省，1983年则撤销，设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1997年又改属重庆市；我国大部分城市名用“州”字，如苏州、杭州、常州、泰州等，但湖南株洲、内蒙古满洲里就例外，诸如此类，需要编辑格外留心。
（二）张冠李家戴——人物或称谓错置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人物众多，在叙述具体的人物时，很容易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比如某稿讲“公元14世纪中国西部的教堂被铁木真摧毁了”，铁木真（成吉思汗）在1227年即已去世，应是帖木儿。某稿讲廖永安溺死小明王，错误，应是廖永安的弟弟廖永忠溺死小明王，“廖永安”应改为“廖永忠”。
而有些名词，尤其是名人的称谓或头衔也很容易出错。如某稿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侍卫长”，陈布雷是文人，应是“侍从室主任”。某稿讲宋庆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错误，应是“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某稿称“黄炎培新中国成立时就任国府委员会副主席”，应为“政务院副总理”。某稿讲“宋太祖登基”，太祖是死后对其的称呼，登基时不能用此称。某稿讲“凯撒为罗马皇帝”，错误，虽然称凯撒为“凯撒大帝”，但他实际上未称帝。某稿说（唐）“高宗每次视朝，太后垂帘于御座后……”，垂帘于后者是武则天，其身份不是太后，应为“天后”。某稿讲“公元前243年，因蝗灾，秦始皇令……”，嬴政称始皇帝是公元前221年，这里应为“秦王”。
这类知识性的差错，主要责任虽然在作者，但编辑通过平时广泛的阅读，以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知识积累，能较快地发现书稿中的问题，通过工具书核对资料和引文，对重要历史事件、活动发生时间、地点、人物进行核对，就可以尽量避免书稿中的硬伤。
二、政治性差错
历史类书稿常常不可避免地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或疆界问题相关，对于一些历史纷争，学术界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说法。但图书编辑在这类大是大非面前，则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因为这往往决定着一部书稿的命运。
（一）扛好旗站好队——政治导向问题
在政治导向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政治导向不正确或政治导向基本正确，但还存在对一些敏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判断、评价等不正确或不准确等问题：如某译稿讲伪满洲国时期长春“如同睡美人，日本人就像唤醒睡美人的王子”，以此来形容当时长春的建设；某稿称“文革”类似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等。
对于涉及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出版物，原新闻出版总署要求“不得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不得否定、歪曲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得随意进行不负责任的议论”。关于抗日战争，正确的政治立场是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抗战的强有力的推动和坚强领导，当然也应强调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浴血奋战。不应对日伪在占领区的统治有任何形式的美化，只要是伪政权性质的机构，都要加“伪”字，或加引号，如某稿称“沦陷区政权”，应改为“沦陷区伪政权”。签订的非法条约，不宜用书名号。对汪伪政府所谓的“收回租界”不应加以认可。
除抗日战争，对济南事件②、万宝山事件③、南京大屠杀④等，应强调所有责任都在日方，任何企图改变这一史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北伐中的南京事件，发生于国共分裂前夕，作为一次暴力排外事件，激化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国共分裂的重要前奏之一，对其评述不能脱离“是帝国主义的暴行”这一基本框架。
对文革、反右等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的评价，在学术研究没有取得较为肯定的一致意见、没有确凿的新材料前，需要慎重对待和把握有争议的人和事，要以党的决定、党的文件、党的会议的报告和历史决议为依据，如遵守《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或以中央批准的重要党史著作为依据，对人物的评价尤其需要审慎对待，要严格按照经过中央批准的悼词或权威著作中的结论。
（二）主权不容侵犯——疆界问题
疆界问题也是基本的历史问题，以华夏民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疆域规模奠定于秦汉时期，也就是说，秦汉时期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雏形，而不是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另外，秦汉时期，汉朝、匈奴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双方的和平交往，另一方面是双方通过战争争夺包括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最后，以西汉王朝确立对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而告一段落，因此早在西汉就对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实行了行政管理，内蒙古属于中国不仅有法理上的当然性，还有充分的历史根据，某稿把蒙古人的统治于1368年被推翻，说成“蒙古人于1368年被驱逐出中国”，易引起歧义。公元前59年（神爵三年），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因此，在汉朝时新疆已是中国领土，不宜将西域说成是域外，将丝绸之路说成是与域外的交流。元与大蒙古国是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不管怎样，元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不否定元统治集团暴政的同时，还应肯定元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的重要贡献。对于一些容易混淆却又意义重大的边界纠纷尤其要注意。比如南越和越南的问题⑤、西藏问题⑥等，都是书稿中的敏感话题，某稿在表中把西藏文明与中国文明并列，并表示它至今仍处于多元政治阶段，而中国文明则处于统一国家阶段。在历史上，西藏文明确有其独特性，但把它独立于中国之外，说它至今还是多元政治，显然不妥，遇到相关内容需要特别留意。
历史书稿的政治导向和涉及疆界的问题，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纪律性强的重要工作，我们要在尊重历史定论、中央结论和群众公认的原则下，慎重对待和把握有争议的人和事，做好相关的工作。编辑对这一类差错尤其不可等闲视之，一方面要熟悉、了解党和国家有关出版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如改革开放、外交、民族、宗教以及和平统一祖国等政策，另一方面要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的决定。
事实上，知识性差错和政治性差错有时也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在审读书稿中，编辑一方面要大胆假设，对有出入的史实存疑，查找相关的工具书，另一方面又要小心求证，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正确处理严格把握与“双百”方针的关系，以绵薄之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
（来源 ：出版发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