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
我们举行陈翰伯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回顾他一生为新闻出版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和他忠于革命、光明磊落、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总结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新闻出版事业走过的曲折道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和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做大做强。
我和翰伯同志只有一面之缘，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主持编撰“当代中国”之中“青年运动卷”时，就“一二·九”学生运动专题请教和采访过他。当时只知陈翰伯同志1914年生于天津，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时就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22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革命奋斗一生，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当年的学生领袖，年过花甲而革命锐气依然不减，说起往事很有激情，使我深受教育。到原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后才得知，翰伯同志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倾其一生、竭尽全力为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陈翰伯同志敢于承担重任，知难而进。战争年代，他在白区工作12年，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机智勇敢地在第二条战线作战。“反右”之后的1958年，他来到商务印书馆担任领导工作，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基本上处于停业状态的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他领导制订了多个中长期出版计划，坚持把学术著作和文化基础工具书放在重要位置，组织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图书，使商务印书馆冲破“左”的干扰而重获生机，成为我国出版界的学术重镇和辞书王国。他提倡“开门办社”，强调知识分子、著译者的重要性，建成了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编辑队伍，成就了商务印书馆日后事业的再度辉煌。
陈翰伯同志敢于解放思想，探索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连续召开十余次国家出版局党组扩大会议，率先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探索，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调动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使全国出版单位数量成倍增加，形成竞争局面。他提议创办《读书》杂志，并为这个影响深远的刊物奠定了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学术方向，使《读书》至今享誉海内外读书界。早在1979年，他就注意到了出版体制问题，并整理、修订了包括《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稿酬制度等在内的出版工作各项规章，发出了新闻出版改革的先声。
陈翰伯同志敢于独立思考，开拓局面。1979年12月，由胡愈之、陈原和他促成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第一届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他组织制定了协会章程，提出了协会工作的框架意见，不顾身体的病痛，连续6年主持召开版协的重要会议，在培训出版干部、发动群众推进出版改革、开展出版理论研究、奖评优秀图书、表彰出版工作者、征集出版史料、加强出版对港澳台和国际交流等工作上付出了心血，很快使版协工作有了新局面。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很快开创了出版工作的局面，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受益匪浅。冯亦代曾评价他“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
陈翰伯同志既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学有专长、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造诣深、业务精、经验多、光明磊落的新闻出版实干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出版大家。我国出版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好局面，是与许多出版先贤的努力分不开的，是与陈翰伯这样的老同志的贡献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不仅为了追忆他无私奉献的一生，也为了昭示后人更好地发展壮大前人所开创的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承担起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神圣使命。
此时此刻，值得告慰老一辈新闻出版家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我国的出版能力已经进入国际前列，图书出版、报刊出版实物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印刷业产值居世界第三位，我国“双百亿”的出版集团已达6家，3家出版机构进入世界出版30强。陈翰伯同志生前念念不忘的出书难、图书品种少，人才少、学术质量低，印刷慢、出版周期长，发行门店少、排队买新书等问题，已经在改革发展中迎刃而解。当然，新的时期，出版业发展又有新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像翰伯同志那样，尽心竭力、呕心沥血去解决，需要出版界共同努力再开新局面。
翰伯同志于中国的出版事业，如同一座灯塔，在茫茫大海上看起来是那么孑然而渺小，却用温暖的灯光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标示航线、指明方向，饱含着向好的希望。对这样一位先驱者、领路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作为现任的中国版协负责人，要继承翰伯同志的好品质、好精神，努力推进中国出版业深化改革、融合发展、持续繁荣，要以5000年文明传承和全球文化传播为基点，继续回答翰伯同志提出的“出版业应当为人民为国家奉献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且要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深得人们尊敬的“代局长”
□宋木文
陈翰伯是深受我尊敬的老领导、老出版家。
我作为后来人，只接触过他任职的后期，做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4年（1978-1982年），无论思想还是业绩，都创造了他一生中新的辉煌。这期间，我在国家出版局任办公室主任，主要是为党组服务的秘书班子性质的工作。我看到，4年来，出版局机关内外有许多变化，可这局长头上的这个“代”字却始终未变，而他总是顺其自然地接受着，竟使我这个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发现”，直至他离开领导岗位，告老尚未还乡，到中国版协去“看看摊子”（《自拟小传》）。固然，他任代局长时已64岁，可当时尚未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同他年龄相似甚至稍高的出任同一级别职务者不乏其人，看来主要是自己无反应、更不向上伸手，表现了一个老党员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全凭党安排的高尚品格。就这样，这位曾经参加领导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重要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有着重要贡献的老新闻出版家，对这个“代”字多年顺其自然的同时，更作出了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贡献，被称颂为“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没做大官，却做了大事的共产党人”，怎能不深受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呢？所以，在他的百年诞辰之际，我要集中地写一写平常被我和我的同辈人普遍称为“翰伯同志”的这位代局长的思想和业绩。
翰伯同志任代局长的4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国进行拨乱反正的大转折年代。他的主要贡献也主要是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0月，陈翰伯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全国少儿出版会议，以解放思想、批判极左、勇闯禁区、繁荣出版为指导，制定全国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这也是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之后，在突破出版物禁锢上的另一次重要举措，对出版工作的全局也有着积极的影响，接着带来的则是因被诬称为“封资修毒草”而被封存十余年的一大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图书的大解放。
陈翰伯任代局长期间对出版工作拨乱反正的另一重要贡献，是1979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10多次党组扩大会议（出版局各部门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出版与政治的关系，克服“左”的指导思想，调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出版方针。陈翰伯综合会议讨论的意见强调指出：“我们确定出版工作的任务，要根据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同时也要考虑出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否则，各行各业就没有区别了。出版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而书籍这种精神产品又与其他精神产品如新闻报刊等有所不同，没有报刊文章来得这么快。有的书要努力配合党的当前政治任务，但要注意讲究实效，避免重复浪费，更不能随意把报刊文章剪贴拼凑成书。由于书有各种门类，要求和作用不同，不能都像报刊那样去直接配合当前政治任务。政治宣传可以舆论一律，学术理论著作则要百家争鸣，而不能舆论一律。”（《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确定地方出版社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使地方出版事业迅速兴起，成为新时期出版改革开放的良好开端，是陈翰伯任代局长时期的又一个重要贡献。1979年12月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后来人们简称“长沙会议”），陈翰伯根据会前的调查和会上的讨论，坚持解放思想，顺应历史发展，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不要怕人家说“长官意志”就变成了“无意志长官”，敢于领导，敢于负责，坚决支持调整地方出版社的工作方针。他说：“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停止执行“三化”方针同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联系起来，重视图书出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这对全国各个出版社特别是地方出版社在出书上也是一大解放。
回顾陈翰伯任代局长期间在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更要讲他对中外语文词典出版工作的贡献。这项由陈原主持、一个精干班子制定的中外语文词典规划，在1975年广州会议上讨论通过，会后向中央送上专题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批准，经过全国出版界和学术界10多年的努力，包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等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全部出齐，在当代中国出版史上铸起一座丰碑。
陈翰伯除了指导词典编纂全局性的工作外，更亲自组织、协调、统筹了从1975年开始由一市五省协作的难度很大的《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1980年秋，第二次在青岛开会时，陈翰伯突发脑血栓病倒在会场上。1983年9月，他带病到厦门开会，作了风趣而又深情的演讲。
陈翰伯对《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感人至深。这套十二大卷（另有检索表和附录一卷）约5000多万字的《汉语大词典》于1994年4月全部出齐，5月10日还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会。这时，我们的翰伯同志早在6年前的一个凌晨就静悄悄地走了。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他为之企盼已久的这一喜讯的。如他所说，“能够知道这书已经出版了，九泉之下也会很高兴的”。
对陈翰伯以代局长身份在拨乱反正中作出的贡献，我不可能说全，但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他在陈原、范用协同下创办的《读书》杂志，在解放思想、引领舆论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被人们常常讲起的。
最后，我讲几句翰伯同志对我的信任与关怀。在考察干部时，他曾说：宋木文过去不是搞出版的，但是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不辜负老领导的信任与期待，我在出版管理的工作中，总是把自己摆在初学者的位置上，注意向老出版学习，注意掌握方针政策。我现在年过85周岁了，仍将努力不做有违翰伯同志和其他老领导教诲之事。
把做人做书做管理者统一起来
□桂晓风
说一点感想。为中国梦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陈翰伯同志一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其中重要一点启示是把做人、做书、做管理者统一起来，陈翰伯同志在多个层次上作过奉献。作为一个编辑人、作为一个出版人，应该把所有心血、精力、才华奉献给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的出版工作，为当代提供精神，为后世留下福泽。
提一个建议。老出版社、大出版社，应该更加重视、维护传统，这由两点感受产生，一个感受在商务印书馆的会议室里，多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的工作，过去作为管理者参加这个工作的设计和管理，后来从事出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的编写、考试题目的命题、终审跟改卷，我们的考试里面总是没有榜样，你崇拜谁？你把谁当作榜样？从来不考。还有一个，没有案例，我们教材里面总说些空洞的大道理，为什么没有案例？
坚持扎扎实实做事
□王涛
在商务印书馆100多年的历史中，一前一后有两位领导曾经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是张元济先生，后者是陈翰伯同志。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他们以其精神追求和事业成就，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商务精神和商务勋业。他们也是中国出版人在两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堪称中国出版业在不同时期的精神领袖和坚实脊梁。
他们都将出版这个并不特别受世人青睐的工作确定为人生的事业和追求。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出版虽然是一个小行业，但却是着眼在为民族文化复兴的奠基之处而着力的。他们的一生中，发表的个人学术成就和炫人耳目的高论并不多，但是所做的扎扎实实的事情却难以计数。今天，我们诚挚地怀念翰伯同志，就是要在他的精神的鼓舞下，坚定信念，坚守担当，不辱使命，不负前贤。
培养更多出版家编辑家
□张福海
陈翰伯同志把他一生都献给了党的新闻出版事业，今天我们怀念他，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新闻出版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出版家和领导者，还因为他身上具有优秀品格和风范，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坦荡直言，治学严谨，身居要职但从不好大喜功，做了大量出版领域的基础工作。他提倡的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精神、工作方法、工作准则，对我们今天做好工作，促进事业的繁荣发展依然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希望商务印书馆继承和发扬陈翰伯同志的追求，努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多出无愧于时代、历史、人民的力作。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始终坚持人才兴社的发展战略，努力营造有利于充分调动出版改革工作者积极性的氛围和环境，培养造就更多的出版家、编辑家。
践行时代使命
□于殿利
翰伯同志自述“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这8个字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一生。观其一生，他将半个多世纪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为之繁荣倾尽全力。翰伯同志于我本人而言，是一个榜样，更是一座丰碑。我生也晚，未曾有幸与他谋面，但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后来者，却一直享受着翰伯事业的荫泽，汲取着他的精神养分。翰伯身上有着某种不朽的精神值得我们去纪念，去学习，去传承。我认为：这种精神，就是在一个时代里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认真思考，就是对自己应担负的时代使命的认真思考，就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认真服务和践行这一使命的高贵品质。
自拟小传
□陈翰伯
我祖籍江苏苏州，于1914年3月出生于天津。在天津上完小学、中学，在高中二年级“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参加了一些党的外围工作。1932年我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冬，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共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1936年2月，我在燕大入党，后来在党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之职。1936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在全国学联参加过短期筹备工作。1936年11月到西安，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所办《西京民报》任编辑，后任总编辑。1937年3月到杨虎城将军所办《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国际新闻编辑，并担任社论撰写工作。1937年5月，陪同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前往延安约1个月。1939年春在成都《新民报》专管写社论工作。后在我党和民主各党派合办的《全民通讯社》主持发稿工作。1942年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新闻版编辑。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47年在上海，与几个同志创办党领导的公开发行的群众性报纸《联合晚报》，我任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新华通讯社总社任编委，并兼国际新闻部主任，后来党把我从新华总社调到新闻总署，具体负责创办北京新闻学校，任副校长。1954年，新闻学校工作结束，我被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具体工作是《学习》杂志责任编委。1958年春调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十年动乱以后，我担任过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
综上所述，我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接触面虽较广，于学问上毫无专长，在事业上也无建树。聊以自慰的是，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
1980年秋患病，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我已告老，但尚未还乡，现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看看摊子。入党那年，我22岁，是一匹驹。而今垂垂老矣，但愿还能做一匹骥吧。
写于1985年6月5日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