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二战”我们应该铭记什么？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对于“二战”的纪念，既要提防军国主义、新纳粹主义的死灰复燃，更要从世界区域稳定、国际发展战略入手，探讨“二战”留给人类的精神遗产以及诸多值得反思之处。
今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下文简称“二战”）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凡大事必十年一大庆，这是全世界的惯例。但是关于一场战争的纪念，却在诸多纪念事项中显得颇为特别。20世纪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但与今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相比，去年的纪念显然要冷清得多。百年大庆竟不如七轶之庆，由此可知“二战”在当今世界之重要性。
确实，“二战”的意义是非凡的。首先，它是一场人道主义与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以德国、日本、意大利及其仆从国为代表的轴心国集团，在全世界推行邪恶的种族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祸连九州、殃及万众，鬼魅横行、生灵涂炭。无论是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还是坐落在欧洲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的暴行都惨绝人寰，令人发指。与此同时，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与前苏联为代表的同盟国集团同仇敌忾、群智群力地战胜了纳粹，取得了“二战”的全面胜利。
2015年以来，以俄罗斯红场阅兵式为代表的、世界各地关于“二战”的纪念活动不胜枚举。据笔者统计，在这样的一个大势下，仅就中国而言，今年举办（或即将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展览活动就多达数百种。譬如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的抗战与新闻史研讨会、鲁迅博物馆举办的“抗战木刻展览”以及由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举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国际研讨会等等，数不胜数，这样的盛况几乎是空前的。但笔者认为，纪念“二战”这段历史的责任，既非只属于学界、也并非为官方所独有。它需要以出版界为代表的传媒业积极主动起来，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责任。
“二战”的意义重大，当然更在于战后的一系列事宜。从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到日本经济复兴、美苏军备竞赛、两大阵营冷战、世界学生运动，再到苏东剧变、全球一体化等等，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二战”对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影响。因此，对于“二战”的纪念，显然不能只限于就战争谈战争的“从史料到史料”的研究，而是应该具有宏大的历史观，既要提防军国主义、新纳粹主义的死灰复燃，更要从世界区域稳定、国际发展战略入手，探讨“二战”留给人类的精神遗产以及诸多值得反思之处。
纪念“二战”我们能做什么？
化被动为主动，积极与学界配合，共同构成传播知识、繁荣学术的主体，以“议程设置”的方式推出佳作。
笔者认为，这应是中国出版界不可推卸的重任。在当下，中国出版界有两重责任，一是传播知识，将学界、业界的真知灼见广而告之，传播给更多的人，使得学术讨论更加热烈，更多的观点获得彰显；二是主导研究，出版界应该化被动为主动，积极与学界配合，共同构成传播知识、繁荣学术的主体，以“议程设置”的方式推出佳作。毕竟，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更呼唤学者型的出版人——尤其在“二战”研究领域，出版界应该将热点过渡为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积极寻找、挖掘二战史研究中的当代价值与历史意义，防止“热后变冷”的惯性出现。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二战”史研究，也是对“二战”这段历史的最好铭记。
值得欣慰的是，仅在2015年上半年期间里，就有以《二战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人民出版社）、《老兵口述抗战》（华文出版社）、《国难来袭：“九一八”延续的记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慰安妇调查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战争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朱力扬的《中国空军抗战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黎明的炮声：从诺曼底登陆到第三帝国覆灭（1944～1945）》（重庆出版社）、杜聿明等人的《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与《战斗的日子：从攻占西西里岛到解放意大利（1943～1944）》（重庆出版社）等为代表的数十种“抗战读物”为纪念“二战”这个大势增添了一抹浓墨重彩的亮色，而且还分别登上了各大图书销售、借阅排行榜。与学术会议与文教活动相比，出版物更能沉淀出历史研究的真实性、现实性与务实性的特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出版界对这段历史的深刻铭记。
从体裁来看，这些著述既有通俗的历史读物，也有专业的学术著述，当然还有口述史、图片集等史料；从内容上看，既有对于抗日战争的叙述与回忆，也有戴高乐等“二战”功勋者的回忆著述，当然也有一些是对史料的钩沉，对于历史真相的挖掘。显而易见，出版界对“二战”的纪念是相当多元化的。
铭记一段历史，方式有很多种，但对于“二战”这样属于全人类的历史转折点，我们最好的铭记方式，还是推出更多的好书。书，是纪念的最好形式，也是一个时代的镜像。人类发明了书，几乎同时也发明了图书馆，书和图书馆是保存人类历史的最好物件，也是人类留给后世、生生不息的精神产品，它反映了一代人的历史观，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图书还有清弊开源、革故鼎新的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出版界对于“二战”的各种纪念，显得更加有时代意义。
2015年已经过去了近一半，剩下的几个月也将会很快过去。人类再次真正对“二战”进行反思、审理的时候，将会在十年之后的2025年。我虔诚地期待，在这未来的十年里，无论中外，都不应将已经“变热”的“二战热”冷下来。因为军国主义阴魂还在，新纳粹的幽灵也在时刻探头，人类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全，历史要铭记，警钟当长鸣。“二战”的胜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正义与邪恶之间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出版界任重而路远，但道不孤。
（来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