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分公司将在2013年度开展“读经典书，聚正能量”活动。“读经典书”是方法、途径、手段，“聚正能量”是目的。能够称得上经典书的，是凝聚了世代人类的文明与智慧，深刻揭示社会与人性的本质、本源，为一代又一代人普遍认可和称颂的力作。她给人以深沉的思维空间，促使人们深刻思考、聚集智慧、净化灵魂、超越自我、奋发进取，所以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传承人类文明与智慧的重任。中华传统文化中，齐鲁文化居于一种领先、中心的地位，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源头。中国号称“礼义之邦”，而齐鲁大地自古即有“齐鲁礼义之邦”之说。所以说，山东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齐鲁文化最能展现和代表中华文化。
一、齐鲁文化的形成
齐鲁文化是由齐文化和鲁文化融合而成的。
1．鲁文化的形成
西周初年，天下初定，齐鲁大地主要生活着东夷人和商殷遗民。为加强统治，姜太公被封于齐（泰山以北），周公被封于鲁（泰山以南）。分封齐、鲁，标志着齐文化和鲁文化开始形成和迅速发展。
鲁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同母弟，名旦，是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因早先被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周公是周礼的制定者，为鲁国确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周公的儿子伯禽，秉承父训，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全力推行周礼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嗣后各位君主，也不遗余力。于是，茫茫神州，数百诸侯，鲁国成为礼治的样板。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鲁国地处内陆，土地比较肥沃，河流交织，适合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农耕与礼治是相适应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联结人际关系的，首在伦理这条纽带。礼治与农耕，造就了以崇尚伦理道德为特征的鲁国文化。
鲁文化直接来源于宗周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敬德保民”。礼乐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根据人的尊卑、等级、身份，确定行什么样的礼，用什么样的乐，把礼乐固定成一种行为模式和社会规范。所以说，礼乐是文化，也是制度，其核心是礼制。礼制从属于制度，为社会制度服务。
鲁文化也包含着东夷文化和殷文化的重要成分。鲁地原居民是东夷人和殷商遗民，鲁国的姬姓贵族则是西来的周人。东夷人有着自己的习俗和文化，他们敦厚平和，讲究礼让，崇尚仁德。孔子大力倡导的仁，或许受到了夷俗的影响，或许最初来自夷俗。在孔子时代，东夷人还保持着较高的文化水平。正因为东夷人有仁德，而又为孔子所尊重，所以有学者断定：东夷人的社会道德观念，“便是中国历史传统上所说的‘仁道’。……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殷遗民也有着自己的礼俗，并且通过孔子对鲁文化产生了影响。殷人质朴、简单，对所属族邦的认同感很强。孔子是殷遗民中的一员，他对本民族即有着文化上的认同感。
周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夏、商均由众多的族邦、部落组成，族邦结构的社会具有顽强的相对稳定性，每一族邦内部的血缘纽带都极其紧密难于突破，而对于外部的排斥却十分强烈，同时族邦之间的冲突和争斗却十分频繁和残酷，这使族邦结构社会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都很艰难。周初开始，通过制定统一的礼乐，使生活于广大地域的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血缘组织的桎梏，形成了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强固紧密的精神凝聚力量，从而具有了不断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一个来源多样、由多个古老的“血缘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逐渐具有了共同的心理上与文化上的牢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齐文化的形成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既以武力的强硬征服了齐国东部莱夷等部族的反抗，又以文化上的开明和宽容容纳了东夷土著文化，这种宽容突出表现为“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之策，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在经济上，采用了工商立国的经济方针。齐国滨海，开国之君姜尚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渔业、盐业，在脚下盐碱地上大量栽种桑树改良土壤，通过养蚕发展丝织业，同时加强与列国诸侯的贸易，赚取利润。在政治上，则是“尊贤尚功”，“礼贤下士”，使一大批出身寒微的政治家走上齐国的政治舞台，并形成为齐国的一种用人传统。尊贤，就是唯才是举；尚功，就是崇尚功业。鲁国搞的是礼治，讲伦理，重尊卑；齐国不讲这一套，唯才是举，崇尚功业，以此来激励民众奋发进取，博得功名富贵。齐国的建国方针带有极强的功利性，这也造就了尊贤尚功、奋发进取的齐文化。文化上的开明宽容、经济上的重工商和政治上的“尊贤尚功”为齐文化奠定了兼容性和务实性的基础。从太公封齐到秦国灭齐，在长达800年的历史过程中，齐文化发展成为以务实精神、变革精神和开放精神为特征的区域文化，它对以后的“齐鲁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稷下学宫的出现，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标志。它促进了当时中国的民主意识，推动了当时政治的昌明，提高了当时中国文人的独立意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稷门（城门）附近。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且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许多全新的学术思想在这里诞生，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文化形态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升华。那是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百家争鸣，那是孕育了开放型文化形态的精神圣殿。它不仅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而且为中国政治和中国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稷下的黄老之学，阴阳五行与齐地神仙方士之学相结合，构成了中国道教的主要思想来源。
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鲁国和齐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重伦理，讲尊卑，尊重传统，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求革新，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
鲁国和齐国都非常讲诚信，但鲁人与齐人的诚信不完全相同。鲁以礼治国，其诚信是建立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基础上的，其诚信具有浓厚的伦理性；齐以工商立国，其诚信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其诚信具有契约性。
3．齐鲁文化的融合
战国时期，以出生、成长于鲁国的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既以儒学为主体，又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融合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立足儒家，兼顾齐学，主张“礼法结合”，既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齐鲁文化。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并不重视儒学复古和崇尚仁义的思想观点，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齐鲁文化的形成发展并从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所走过的路程，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儒、道、墨、法并行的格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其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则是主流文化融汇佛教的精义，形成儒、道、法、佛并行的格局。其中，由齐鲁文化所孕育的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居中制衡作用。由这样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诸子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的诸多因素，规定了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体精神，在上升为主流文化后也就规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及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构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人格和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形成传统社会共同的思维定势，而齐鲁文化精神凸显“仁”“礼”的鲜明特色，则使中国文化定位于伦理政治类型，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人文主义精神。
二、齐鲁文化的特征
齐鲁文化兼具鲁文化与齐文化的特征，但鲁文化的影响力更大。具体地说，齐鲁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仁”“礼”至上、诚信为本的特征。首重仁德、仁政，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绳，把道德修养及实践提到至上地位，重修养、情操，讲礼仪、秩序。构成齐鲁文化主体的儒、道、墨、法等诸家，儒家的崇仁尚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家的兼爱贵义，道家的修道积德、明心见性，皆以人的道德修养及实践为第一要义，即使如齐法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其实也是一种约束人心的伦理规范。儒学的核心就是以“仁”“礼”为精髓的宗法伦理价值系统。孔子揭示出“礼”的本质是“仁”，“归仁”成为礼治的终极目的，把仁与礼统一起来，力倡由以仁德为本的礼治代替以往以政刑为本的法治，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引导治理人民。孟子更据以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力倡贵民、重民。齐鲁文化所强调的这种“仁”“礼”合一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从而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起着一种支柱的作用。
齐鲁人重诚信，性格豪爽，胸怀坦荡，感情直露，忠诚正直，言出必践，一诺千金，具有坦直、忠信、孝义的突出特征。
二是崇尚气节、重义轻利的特征。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齐鲁人崇德向善，齐鲁文化特别强调道德人格价值，高度崇敬人格精神，重节气求善名。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孔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善养“浩然正气”，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齐鲁人讲义气，重友情，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有利他精神，重义轻利，必要时可以舍生取义。
三是自强不息、阳刚进取的精神。齐鲁大地经历了五千年的盛衰变迁，在烽火硝烟中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地奋发努力，不断进取，塑造了积极向上的性格、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刚毅不屈的品质。孔子倡导积极乐观有为的生活态度，强调事在人为的思想，重视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勇于向命运挑战。孟子提出一个人的成功必须经过艰苦的磨练过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荀子提出“制天命”“裁万物”思想。墨家学说提出了“尚力”“非命”思想，批判命定论。这同中国传统理想人格阳刚进取精神是相一致的。
四是重道轻器、关注社会的特征。对待主客体关系，重视主体道德修养，相对忽视对客体的探求与改造。儒家把个体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第一要义，主张通过内在超越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对待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重社会，轻自然。眼光专注于伦理政治问题，始终以社会历史的治乱兴衰为主题，从而把人们的思维重心及实践活动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轻视自然科学研究。
五是尊古敬贤、崇尚传统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先王观念及祖先崇拜。儒、墨、道、法各派皆托先王以自重其说，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其中又以儒家的先王崇拜观念最典型、最完善，对后世影响最大。宗法社会本所固有的尊祖敬宗皆是以宗法社会的尚古心理为内在依据的，经过齐鲁文化圈内思想家们的理论强化，遂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特征。与崇古相联系的是重老、敬老、孝道，视“孝”为“仁”之本。孝亲忠君的伦理原则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六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齐鲁文化思想中大一统的理念及整体至上的人文思想都浸润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它引导着社会全体成员思想的趋同性。整体至上的人文思想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天下为公的群体观念，这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齐鲁文化圈的思想家皆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倡利他、利社会的群体精神，以行“仁”为最高境界。在社会整体秩序方面，则以“大一统”为最高境界，提倡个体以群体的价值为转移，通过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自觉维护群体利益，融个体于群体之中。
三、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以思想的大解放和文化的再创新为前提和基础，必然伴随着各种思想观点的张扬、交流与碰撞，必然会出现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优秀文化与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阴暗落后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并存的局面。以穿透历史和未来的目光审视、研究传统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各种外来文化和遭到一定程度异化的传统文化，并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实现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需要自身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智慧和力量，归根到底来源于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以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根基和源泉。“读经典书”是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包括齐鲁文化的重要渠道，也是“聚正能量”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 (洪 震)
